标语牌和演讲词都已准备就绪。35个以上国家成千上万人将参加到500场“科学大游行”中，这一事件将提醒世界以及世界各地的诸多政界人士：没有科学，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繁荣。这次科学大游行活动将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学界团结一致的力量展示。

 

　　大游行的时间定在世界地球日这一天，组织者希望在现代环保运动周年纪念日举行这一活动，可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恢复科学应有的地位。尽管这些游行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支持，100多个专业团体和组织都已表态支持这些活动，但单凭游行还是不够的。

 

　　“在游行结束后还必须继续保持这种活跃势头，”金斯敦大学当代欧洲历史系教授、最近出版的《抗议：现代和当代西欧的流行文化和传统》（Protest,Popular Culture and Tradi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一书的作者伊拉里亚·法夫雷托（Ilaria Favretto）说道，“这次运动的持久性以及在广大公众和主流政党中争取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至关重要。”

 

　　另一位研究人员，阿伯丁大学社会学家、《社会运动和全球化：抗议、占领和起义如何改变世界》（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isation:How Protests,Occupations and Uprisings are Changing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克里斯蒂娜·弗米纳亚（Cristina Flesher Fominaya）认为，游行的后续影响比游行本身更重要。“游行的意义并不仅是游行本身，”她说，“游行应该是一个起点，是团结一致的一种展示，它为以全新的活力投入和开展某项运动奠定了基础。”

 

　　这场科学大游行始于美国，一开始是基层民众对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反科学议程的一种反应，之后这种对科学的支持活动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在美国，组织者已尽力将科学大游行非政治化，将其更多框定在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起的运动的范围内。实际上，这些游行活动的兴起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在英国爱丁堡、加的夫、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参加科学大游行的人数预计超过10 000人，但他们的目的动机与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游行者并不一定相同。

 

　　“大游行开始于美国，是为了声援我们在美国的同行，在他们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这样的声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伦敦帝国学院研究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格兰瑟姆研究所主席布莱恩·霍斯金斯（Brian Hoskins）说道，他也参加了英国伦敦的科学大游行。“我还想强调科学和科学证据在英国和世界各地的重要性，不能仅仅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而将科学弃若敝屣。”他说。

 

　　乔恩·巴特沃斯（Jon Butterworth）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他也在伦敦的科学大游行活动中发表了演讲。“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学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他说。

 

　　英国的许多科学家担心的是，英国脱欧不仅仅影响到欧盟的资金提供，还将对研究人员自由流动产生影响，许多人认为后者才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国际化，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吸收外来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一直以来，我们以互相尊重的态度，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科研人员展开合作，但这些科学活动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威胁，不仅仅是脱欧和特朗普的政策的问题。”巴特沃斯说道。

 

　　霍斯金斯说道，英国退出欧盟可能会危及“蓝色天空”计划的大量资金，导致英国的大部分科研活动向开发实际应用和商业化产品倾斜。在英国，“蓝色天空”计划的资金筹集相当困难，很多资金都来自欧盟。”他说，“这是真正的威胁，我们正面临失去追求知识之理念的危险。”

 

　　法夫雷托认为，游行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抗议形式，但她同时说道，一些年轻人认为这一形式已经过时，尤其是在目睹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并未改变这场冲突的进程之后。除了提高公众意识、关注政治权力之外，游行活动还将就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一个社会圈子，她还补充说道，歌曲、口号和象征符号都有助于营造出一种团结一致的氛围，让人们为一个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你可能并不认识游行中走在你边上的人，但是当你们喊着同样的口号，唱起同样的歌，你会有一种感觉，你们属于同一个阵营。”她说。

 

　　2010年，英国的研究人员组织了“科学生死攸关”大游行，对大幅削减政府科研经费的做法提出警告。组织这一活动的负责人安德鲁·斯蒂尔（Andrew Steele）也参加了这次科学大游行。他说，大游行之后的后续影响才是“真正的挑战”，“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活动，是递请愿书，游说政府，还是争取更多的选民来关心科学。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将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科学大游行为后续将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播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