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在美国华盛顿爆发的科学大游行已激增为4月22日在超过35个国家举行的400多场游行。一些国际参与者担忧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科学,另一些则为本国的科学担忧;很多人感到科学和理智正遭受威胁。以下是科学大游行前夕,《科学》杂志记者对17个国家游行者进行的访谈。

 

澳大利亚

“在科学上我们要更加包容。”

――塔米·史密斯(Tammie Smith),25岁,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主修犯罪学和土著研究;悉尼大学的数据分析师

 

  我为自己是一名澳大利亚土著女性而骄傲,我属于Dunghutti和Bundjalung人。我在推特上听说了“科学大游行”,后来其中一个组织者邀请我加入澳大利亚的游行组委会。我觉得这是在科学和澳大利亚土著社群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一个机会。
 
  澳洲土著文化富含科学,经过65 000年的发展已形成适用于澳大利亚本土的一个自然的、生态可持续的知识体系。这些方法论如今对于需要恢复植被的灌木林地而言非常重要,也可应用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和海洋地区。
 
  科学大游行从几个层面上来说都非常重要。我来自一个小镇,家乡有一场应对大企业农业趋势、推动自然和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当地河流携带着造成赤潮的径流污染流向大海。从国家层面来看,澳大利亚有大堡礁,但是航运和过度捕捞正在扼杀海洋和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政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会影响澳大利亚。例如,煤矿开采业在澳大利亚也非常发达,那些推动采煤业发展的人并没有深入研究煤矿开采在未来50年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在科学上我们要更加包容。我们应该提升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观念,鼓励所有原住民对科学感兴趣,去学习科学、追求科学。
 

奥地利

 “科学总是拥有开放的边界。”

――芮妮·施罗德(Renée Schroeder),63岁,维也纳马克斯·佩鲁茨实验室生物化学家

 

  正常情况下,4月22日我将和我们RNA生物学研究项目的其他100位科学家一起休假了。但是,维也纳科学大游行的组织者奥利弗·莱曼(Oliver Lehman)联系了我,我们决定不吃午饭,缩短休假时间,这样我们才能全部参与游行。
 
  崇尚科学非常重要,而反科学的思潮正在全世界抬头。比如,现在很多奥地利人反对基因工程却不知道基因是什么。我对此难以理解,现在反科学几乎成为一种时尚。
 
  这次游行是全球科学运动的一部分,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这个全球科学运动就真的势头迅猛了。2016年,奥地利的情况也和美国类似。很多人担心民粹主义者诺伯特·霍弗(Norbert Hofer)赢得奥地利总统选举,但是一个呼唤启蒙和包容、充满乐观主义的运动横空出世了。此次的游行感觉像是上次运动的持续,而且像科学本身一样是国际化的。科学总是拥有开放的边界,比国家之间的边界更为开放。
 
  我认为这场游行的规模将会相当大。我们还在讨论我们想制作什么标语,在游行沿线我们将会摆放桌子,供人们做实验,供科学家与公众互动。游行选在周六下午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城市里会有很多人。

 

 

“这不是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游行。”

――马丁·斯特拉特曼(Martin Stratmann),62岁,电化学家、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会长

 

  上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参加抗议活动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大概是在1968年前后我们上街游行要求改变等级森严的学校体制。这次,我参加游行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雇员、博士生和理事们将很高兴看到他们的会长对这个运动表示支持;另一个是我自己有很强烈的个人动机,如今,科学比从前更为重要,但是证据和知识在很多地方遭受质疑,比如在政治上。像很多人一样,过去一年多来,我一直高度关注着政治方面的进展。
 
  这是一个倡导科学、倡导事实的游行,并非是一个反对特朗普的游行。当然,在美国,特朗普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如今政治上对事实和证据的尊重是多么微乎其微,科学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原因是科研成果在政治上会引起麻烦。我们在欧洲面临的是相同的担忧:例如,一所领先的大学在匈牙利遭受威胁。此外,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雇员来自全世界,包括伊朗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的研究者很多都知道科学在他们原籍国是如何受限制的,而科学受限常常与一般的自由受限相关联。他们想要明确地说出:科学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人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
 
  我期待慕尼黑的游行丰富多彩。慕尼黑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有着德国最高的科学密度。我认为年轻人尤其会抓住这个机会,为他们的未来游行。他们将会在人生中面对全球性问题的后果。我们不得不对社会大声疾呼:没有科学,我们不能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格陵兰岛

 “人们关心科学的这个偏远角落将呈现一幅有力的游行画面。”

――迈克·马克费林(Mike MacFerrin),37岁,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冰川学研究生

 

  我很早就决定我是真心想去参加“科学大游行”。我估计能用我累积的航空里程抵达华盛顿。因为我是一名野外冰川学家,我将带上我的风雪大衣、巴芬雪地靴和滑雪护目镜。当游行的日期宣布时,我才意识到游行那天我将在格陵兰岛。3分钟后,我转念一想,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在格陵兰岛举行这个游行。
 
  还有其他几个科考队在格陵兰岛,其中很多科考队来自欧洲,驻扎在堪格路斯苏阿克,这是一个大约有600人口的小镇,拥有格陵兰岛的主机场,约莫半数的小镇居民都受雇于机场。我与一位格陵兰岛人、也是我的朋友妮妮·霍尔斯特布罗(Nini Holstebro)联系,确定当地政府官员同意我们的游行,妮妮是一个小企业主,是当地的栋梁。
 
  由于美国近期的政治骚动,2016年的我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在政治上更积极主动。我们国家的科学,而且不只是我们国家的科学正遭受攻击。科学家被描画成穷凶极恶的坏人。我在做美国宇航局(NASA)冰冻圈科学计划资助的一个项目,冰冻圈科学计划是NASA地球科学的一部分。特朗普近期提出削减该部门的经费,恰好赶在一个真正关键的时间点。
 
  我们在格陵兰岛目睹的变化非常大。堪格路斯苏阿克的居民有理由关心科学。2012年,当地的一座桥因冰盖径流被部分冲毁。我把对科学的攻击比作关掉车前灯,我们正在急速行驶,人们却不想看到前方会出现什么。我们身为科学家,正是车前灯。
 
  我自掏腰包花费几百美元准备了一个12英尺长的横幅,上面写着“科学大游行,格陵兰岛!要科学不要沉默!”我计划在小镇各处悬挂标语。我们将邀请任何想来参加游行的人。我们将从港口站一直走到被冲毁的桥那里,路程大概有3个街区那么长。然后,我们将开雪地车到冰盖那里拍一些照片。我们的游行只是世界各地众多游行中的一个,但是人们关心科学的这个偏远角落将呈现一幅有力的游行画面。
 

 

“这是我们为冰岛科学所做的最大的事情之一。”

――埃尔娜·马格努斯多提尔(Erna Magnúsdóttir),43岁,冰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冰岛科学院院长

 

  我们打算从一座名叫Skólaviruholt的山丘开始游行,山上矗立着探险家莱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的塑像。这有点象征意味,埃里克森发现了美洲大陆,而现在美国陷入了麻烦之中。我们步行0.5公里下山到市中心,我们将举行一个研讨会,邀请三位演讲者谈谈冰岛的公共政策和科研经费资助问题。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将和我们谈谈美国的情况。
 
  我们想到游行的主意,恰好就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尊重科学的现象,人们为地球的未来担惊受怕。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应对全球变暖问题。
 
  还有知情同意政策、循证政策的理念。我们不得不为冰岛的这些政策而斗争,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斗争一样。政治家只会采用与他们政见相符的证据。当证据不符合他们的政见时,我们感到被有意避开。而且,我们真的是在为合理的科研经费资助而苦苦挣扎和斗争。政府削减了一些竞争性经费,而我们还需要增加60%的经费才能达到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值。这对于一个富裕的国家来说,算不上是什么雄心勃勃的目标。
 
  领导我们这次游行的人是埃瓦尔·贝尼迪克森(Uvar Benediktsson),他算是这里的电视名人。他主持一档关于科学的儿童节目,还主持一档广播节目。他是一个非常积极、有趣的人。此次游行的目标之一是吸引公众参与,让他们思考科学。人人都应该感到自己是科学的一部分。

 

意大利

“我们感到社会缺乏对学术的尊重。”

――马可·瓦伦特(Marco Valente),53岁,在意大利拉奎拉大学教授经济学

 

  意大利有一个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致力于推动有利于公立大学的更好政策,并与削减科研经费的政策做斗争,我是这个网络的成员。当我们听说美国爆发了“科学大游行”时,我们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加入他们的游行行列。科学也在意大利受到了挑战。科学证据遭受质疑,而且常常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被歪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无论是意大利南部橄榄树爆发叶缘焦枯病菌导致的细菌性叶缘焦枯病的处理方式;还是关于疫苗的大讨论和随之而来的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抑或是臭名昭著的“耐力疗法”案,迫于媒体压力一种未经验证的疗法进行人体试验,科学都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报纸和政党经常用负面词汇来描述科学、研究和教授。我们感到社会缺乏对学术的尊重。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同来源的信息应赋予多大的权威性。
 
  我们将参与游行,却不隶属于特定团体,也没有特定的需求平台。我们只不过想让公众舆论关注失去科学客观性的风险。很多人正让我们知道他们将支持我们,我们开始得到非政府组织、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支持。
 
  我们期待什么?期待人们理解科学辩论和关于社会未来的辩论之间的差异。作为一名学者,我也期待政治家更信任我们。至少在10年的时间里,政治家只制定了压制大学发展的政策。他们没有把学术界视为知识的推动者,而仅仅视为教学机构。最后,我们希望看到意大利政府对全球变暖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制定有效的政策,给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改变目前的立场。

 

“科学为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客观视角。”

――森林太郎,46岁,日本国立儿童健康与发展中心医学博士和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日本科克伦组织主任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游行活动。我对我们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关注,也有职业和学术上的兴趣。我相信科学共同体在诚实地解决问题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要挑战禁忌,也要为全球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客观的信息。我们并不是鼓吹科研经费投入,而是强调科学为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客观视角。有太多的决策因既得利益而抱有偏见,而抱有偏见的政策正带领我们的社会误入歧途。我认为这次游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帮助广大公众认识到科学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在这个情境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的使用在许多国家都是规范化的,在日本的使用却很滞后,原因是一系列事件造成了负面宣传。日本政府尚未能做出决策,科学共同体也许可以助一臂之力。
 
  科克伦是支持“科学大游行”的组织之一。我认为这个游行在日本社会还不是非常突出。我现在讨论的是我们将如何吸引我的同行们参加游行。我们还在等待警察局的许可(申请游行许可会有一个时间延迟)。游行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警察局的许可,我们就不能宣传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别指望会有大量的人参加游行。

 

墨西哥

“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不想过于聚焦特朗普。”

――海梅·福库高奇(Jaime Urrutia Fucugauchi),63岁,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墨西哥科学院院长

 

  当墨西哥科学院收到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邀请,让我们参加“科学大游行”时,我听说了这个游行。另一个团体已经在组织沿着墨西哥城改革大道的游行,但是我还未有幸与这个团体取得联系。所以墨西哥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联合起来,决定在米内利亚宫外组织一场并行的集会,这是墨西哥城闹市区的一座地标性殖民建筑,过去曾是一所工程学校。
 
  起初,游行的主要动因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特朗普政府对签证的限制可能影响成千上万的墨西哥学生和研究人员,甚至那些只是想去美国参加一个科学会议的人。坚持国际合作和开放政策对人人都有利。长期以来,美国能够吸引全世界最好的学生这个事实是美国富强的重要源泉。墨西哥在美国的留学生比在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更多,我们还有很多工程师在美国的机构工作,比如美国宇航局。
 
  但是随着游行组织活动的推进,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不想过于聚焦特朗普。我们想传递出的一个更大的信息是科学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有多么重要,科学如何能改变我们的国家。
 
  在墨西哥,为科学积极行动的历史并不长久。政治抗议在墨西哥城一直都有发生,而这些政治抗议活动似乎并未改变任何现状。这里的很多人再也看不到为任何事情游行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挑战是战胜人们的漠不关心,说服他们参加这个“科学大游行”,我们希望这个游行将会成为一个全球运动的一部分。

 

 

“我绝对参加游行。”

――卡伦·马克斯(Karen Maex),57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土木工程师

 

  我以前从来没有为科学游行过,但是我绝对参加4月22日的“科学大游行”。学术自由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欧洲近来的政治动向已威胁到学术自由。匈牙利政府签署了一项让中欧大学沉默的法令。我也无须告诉你很多土耳其的学者已经被逮捕和拘留。这些令我担忧,我也担心美国。气候科学常常未经正当的讨论就被边缘化,人们鼓吹学术研究中没有根据的“替代事实”。当然,荷兰也存在学术自由受到威胁的问题,但与美国的问题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我不是那种会去主动招募游行者的校长。我觉得,游行这种事不该通过刻意宣传来发动,人们能够自己决定是否参加。但我知道游行这件事被广泛讨论,我认为我们的大学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游行代表团,学生和老师们都会参与。我知道,还有其他好几个大学的校长也将参加游行。荷兰的学术共同体对此事感受强烈,我们希望向外界传递出清晰的信息。

 

新西兰

“特朗普是引发科学大游行的导火索。”

――克雷格·史蒂文斯(Craig Stevens),奥克兰大学海洋物理学家,新西兰科学家协会会长

 

  因为时差关系,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妇女游行的地方,也能成为第一个为科学游行的国家。我们期待在新西兰各地举办3~4场游行。新西兰是一个人口只有300万~400万的国家,却拥有11 000名科学家和同等数量的研究生。而且,参加这个游行不只是科学家,任何重视科学的人都可以参加。我将在游行中发表演讲,原定计划是在惠灵顿游行中演说,但是惠灵顿的游行没有奥克兰的游行那么盛大而集中,所以我可能会去奥克兰。
 
  特朗普是引发“科学大游行”的导火索,我们甚至为他的当选发布了一则新闻。我们新西兰有自己的问题,但如果不是因为新的美国政府,新西兰的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促使我们走上街头游行。作为新西兰科学家协会的会长,我崇尚科学、抵制伪科学。我们力图把科学引入到政策中,我们的努力只是沧海一粟,所以我们要倚仗世界其他地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一个利害攸关的事情,如果科学总体上变得式微,将给国内外的人们壮胆,使他们不再重视科学观。
 
  对于新西兰而言,游行时机正好。2017年是大选年,此次游行把科学更加牢固地根植于政治的版图中,将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我觉得人人都应该了解科学。”

――妮蔻拉·加斯顿(Nicola Gaston),奥克兰大学物理学家,帮助组织了新西兰的“科学大游行”,但422日那天她将身在美国,她希望参加华盛顿的游行

 

  我计划参加游行,是因为我相信社会。我们要为我们的信念挺身而出,无论这个信念是科学、知识,还是循证政策和知情民主话语的价值。我觉得人人都应该了解科学,但现实是很多新西兰人比起担心科学堪忧的地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心!
 
  因为科学事业常常是国际化的,我们要和那些受到科学政治化和经费削减影响的美国同行们团结一致。但是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科学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不再是最终促使社会内部达成共识的理性对话的基础。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有句关于科学家迈克·乔伊(Mike Joy)的名言:“他是一个学者,就像律师一样,我能提供给你们另一个迈克·乔伊,他将给你相反的观点。”迈克·乔伊引发了公众对乳制品行业、对淡水质量影响的担忧。
 
  游行结束之后,我认为我们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看到更多关于游行的探讨,看看游行是否有所收获,为了那些人们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更多的集体行动甚或国际化的集体行动是否有必要。

 

 

“这可能是地球最北端的为科学游行。”

――安妮特·拜尔(Annette Bayer),45岁,挪威北极大学(位于特罗姆瑟)的化学家。

 

  我认为这可能是地球最北端的“科学大游行”,游行将从一个研究所开始,然后横穿特罗姆瑟市中心。特罗姆瑟的四月天变幻莫测,可能下雪,可能下雨,也可能晴空万里。我有种感觉,人们铁了心要参加游行。挪威人总体来说对天气并不十分敏感。我们有句俗语说,“永远没有糟糕的天气,只有糟糕的衣着。”
 
  对于“科学大游行”,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想参加游行,支持我的美国同行们。当我更深入思考后,我意识到不只在美国,支持和承认知识的重要性其实是一个全球议题。在挪威,也有关于资源,尤其是石油和渔业的问题。如果你想可持续地利用资源,那么,把你的决策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非常重要。
 
  这将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个游行示威活动。我认为人们要理解大多数科学家是为我们所有人的福祉工作,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目前,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研究的领域是利用二氧化碳取代石油作为碳源,生产药品、燃料和塑料。我们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抗生素耐药性。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忽视知识可能对全人类的健康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
 
  世界各地都在举行“科学大游行”。如果游行能鼓励政治家以及行业领导者基于事实而不是信条做出决策,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正在计划充满丰富多彩活动的一天。”

――贾斯泰纳·沃杰尼亚克(Justyna Wojniak),38岁,克拉科夫师范大学的教育政策研究者,波兰女科学家网络发言人

 

  这是波兰女科学家网络参与的首个游行。波兰的游行从未组织成一场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活动,尽管特朗普的国际政策确实让我们担忧。在波兰,我们正面临很多其他值得关心的问题。右翼政府和议会的保守派已经对波兰法律制度进行了若干修改,并出台了新的公立研究机构管理规定,这被很多波兰民众视为对民主的严重威胁。
 
  在科学领域,波兰政府最近宣布对大学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却没有广泛咨询科学共同体的意见。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似乎是想把大学变成企业机构,受市场规则、竞争、灵活用人机制与行业合作的驱动。现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面临支持保守和宗教化的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审查制度。波兰科学还存在其他问题,缺乏透明的拨款体系,缺乏简洁明了的学术职业路径,缺乏职称晋升的明确规则。
 
  我们正在计划充满丰富多彩活动的一天,在华沙的不同地方,举办关于“科学与政治”以及“科学与社会”的讲座,举办研讨班和科学咖啡馆等活动。我们希望这种轻松的非正式的氛围使公众感到他们正在接触科学,感到科学真正关乎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想让波兰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能听到我们的呼声,认真对待我们的诉求。

 

葡萄牙

“科学并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卡洛斯·莫达斯(Carlos Moedas),欧盟委员会的科研与创新委员

 

  我真的非常自豪,“科学大游行”的号召在这么多国家得到了响应,而且在我的祖国葡萄牙也组织了一场游行。截至目前,约有480场游行计划在4月22日举行,显示出全球各地对科学研究的广泛支持。
 
  科学并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无论是推动我们的社会发展,推动我们的教育发展,还是改进我们的政策,激发创新,我们都需要科学。科学作为一种公益事业,还帮助我们所有人让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变得有意义,为我们导航。所以当特定的利益威胁到科学证据和长远研究,当通往科学的途径和科学的普及受阻,我们不得不挺身而出支持科学共同体。
 
  作为欧盟委员会的科研与创新委员,我非常自豪地为科学挺身而出,加入里斯本的游行队伍。

 

西班牙

“全球议题和地区议题齐头并进。”

――纳扎里奥·马丁(Nazario Martín),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有机化学家,西班牙科学学会联合会(COSCE)会长

 

  我以前曾为科学游行过,但这次游行是相当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起源于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总统及其领导的内阁否认像进化论和全球变暖这样已被证明的科学事实的反击。这并非玩笑:这代表了对科学的一种威胁,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星球的健康发展和未来。
 
  欧洲各国正在抵御这场来自美国的海啸,不仅通过全球一体化的行动保卫科学,也立足本国的国情来保卫科学,可谓是全球议题和地区议题齐头并进。
 
  西班牙的形势令人担忧,是因为我们的政治领袖对支持科学发展没有表现出兴趣。2017年的西班牙政府用于科研项目和机构的预算经费下降了2.6%。西班牙科学共同体多年来一直要求政府设立的国家研究署现在才刚开始运行,却缺乏最初承诺的连续数年的经费资助和科学独立性。总之,我们要求政府对科研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要求科学在政治上得到更好的体现。
 
  在西班牙的科学家中,游行和抗议算不上是一种传统,所以我们在COSCE发起了一个科学宣言,希望弥补马德里4月22日大游行可能缺失的一种有形的支持。我们将在4月26日与西班牙国会的代表们会谈,如果我们能收集到数千位科学家的联合署名就太好了。我也希望公众认识到科学对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性,将会加入我们的游行和宣言署名活动中。
 

 

“我们将强调更多女科学家和女工程师的需求。”

――池恩京(Eun-Kyoung Jee),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化学专业一年级研究生

 

  我对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交流感兴趣。我已经喜欢科学很久了,当我和人们谈论科学时,我意识到科学与他们的生活是分隔的,尤其在韩国。韩国有人拒绝使用化工产品,比如漂白剂、洗涤剂和牙膏。我们说这些人有化学恐惧症,这和美国有人反对疫苗接种类似。我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学的是化学专业。我还非常关心的问题是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割裂将在特朗普政府的治下变得更大。这一点一开始将在美国感受到,但是其后果将扩展到全世界。
 
  我是在“女性圈”(Femicircuit)的一次聚会中听说这个游行的,“女性圈”是韩国顶尖大学的科学和工程女学生、女教师和女毕业生的一个联盟。社会环境并不支持女性,存在很多性别不平等和女性不自由的现象。甚至连科学和工程大楼里的女厕所都比男厕所少。我们的目标是谈谈这些不平等,然后创造一个平等的环境。可能有16或17个“女性圈”的成员将参加游行,我们将设置一个联络室,强调更多女科学家和女工程师的需求。全世界正在掀起“科学大游行”的热潮,我们正努力让韩国的参与者们感受到自己是全球行动的一部分。

 

乌干达

“人人都为这个游行感到振奋激动。”

――克莱特·马西加(Clet Wandui Masiga),乌干达热带发展创新研究所的植物和牲畜遗传学家

 

  我的研究工作是对可能在乌干达得到发展的生物技术进行评估,主要是植物品种方面的。当我们得悉华盛顿组织的游行活动后,我们想,“是的,这是乌干达要做的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与乌干达国家农业研究组织和其他团体合作,表明我们的团结一致,并向乌干达和全世界表明科学是与时俱进的,没有科学我们寸步难行。
 
  我们打算从乌干达科技部出发,穿越坎帕拉的主街道,游行路程大约5公里。我们打算带上标语牌游行,上面写着关于科学如何有用的字句,再带上一些我们认为无须再使用的工具,比如手锄。我们还有诸如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这样的技术。我们不想用手锄,因为用它干活让我们腰酸背痛。我们将带上所有老式的电话游行,我们将带上草药游行。
 
  当我们到达国会,我们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将会朗读一封请愿书。我们恳求国会发言人和我们谈谈政府对科学技术的立场。国会应该通过《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安全法案》,这个法案将允许政府以一种安全的方式管控转基因农作物。
 
  我们的游行队伍中将有农民、专业人士、公务员和政治家。当我们为了明确有关事项与警方联络时,他们说警官也可以参加游行,因为这个游行是非政治性的。警方有一支铜管乐队,而乐队非常善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结果,人人都为这个游行感到振奋激动。这次游行将载入史册。

 

 

“这个游行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罗杰·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伦敦科学博物馆外事主任

 

  我强烈支持这个游行有一大串理由,这些理由在我为伦敦游行写的一篇博客中都说明白了。我认为在这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主政美国(Brex-ump)的时代,我们正进入未知的水域,而世界前所未有地需要科学。毕竟,科学和技术是主宰现代文化的力量。(是的,此处你们一定会挑刺说,文化与科学的关系,正如文化与行为艺术的关系一样,并不是主宰关系!)
 
  我为那些嘲笑专家的雄辩术的兴起而震惊,忧虑科学的命脉――人和思想的全球流动――是否将在“Brex-ump”时代自由地搏动,是否会因“基于政策的举证”而沮丧,比如政府对那些用惹麻烦的真相挑战政府独断论的研究采取削减经费的措施。还有,是的,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全球议题。一言以蔽之,虽然我由于个人原因不能参加游行,我觉得这个游行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资料来源 Scienc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