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17日，浦江创新论坛――2017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隆重举行，围绕“创新全球化与城市功能再造”展开讨论。作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顶级盛会，本次大会云集了全球知名智库资源，力邀20多位重量级嘉宾做主题演讲。
创新政策：经济研究见解
布朗温·霍尔（Bronwyn H. Hall）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荣休教授，《创新经济学手册》主编
“创新”已经被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各国都非常重视通过创新政策鼓励公司和个人进行创新。
创新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很多时候创新来自好奇心驱动，但创新又确实需要经济支持。事实上，仅看研发投入不足以度量创新，企业创新远比研发本身更复杂、更宏观，因此收入产出比（不是以规模而是以价值驱动的收入增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企业创新成效。
政府促进创新的主要做法包括降低创新成本、建设创新友好的市场结构、保护知识产权、引导创新需求以及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等。同时应注意避免政策的矛盾和冲突。
欧盟委员会对于创新的测度标准包括专利产出、就业贡献和经济贡献等。市场往往对研发的投资回报率期望过高，同时低估研发的不确定性。
创新政策：挑战与未来
胡志坚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近些年，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激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政策着力点覆盖了科技工作各个方面和科技创新链条各个环节，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得到不断优化。当前，全球创新格局加速演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这些都对科技政策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呼唤新的政策供给。
下一轮科技革命将在2035~2040年发生，而这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发生，我们正处在第五次创新浪潮前期向后期的转折点上。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创新及其发展进行理解。
创新浪潮前期，发展动能主要来自对技术的预期和想象，新的经济部门随之纷纷涌现。创新浪潮后期，发展动能主要来自技术向已有经济部门的全方位扩散和渗透。
政府要有积极接受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也要谨慎管理，即以“放”为主的“放、管、服”。面对抵制创新的惰性社会思潮，政府既要树立坚定的改革决心，也要控制好创新的负外部性，引导创新向创造性、包容性而非破坏性的方向发展。
全球创新治理和创新政策
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M. West）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政府研究项目副主席兼主任，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主任
变革时代下的新兴技术给政府带来大量的治理挑战，主要包括代际冲突、城乡差距和教育鸿沟三个方面，这些问题对社会福利提供和全球社会契约提出了若干政策挑战，政府则需要确保更多人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近期中国重要的创新发展将集中在互联网应用、智能物联和电子商务三个领域。中国企业开发无人驾驶汽车需要跟数十个不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在创新中应当发挥更好的作用。未来的教育将向终身学习变革。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在新时代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应当成为一种普惠的社会福利。
国际化城市集聚创新要素，而创新枢纽功能的发挥需要高质量的决策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可以作为研究上海创新优势与不足的有效基准工具。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与实践
骆大进
中国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肩负国家使命，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和国际科学、技术和产业策源地之一。
上海未来发展面临高科技的进步、人口增长的弱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等挑战，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是应对挑战的主动作为。
科技创新中心既要有硬实力，更要有软实力，要在全球知识体系、产业体系、创新创业体系和城市体系中扮演重要节点和枢纽角色。科技创新不等于科技的创新，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难点和突破口在于创新主体、创新人才、创新服务和创新制度等四大方面，要把推进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摆在突出位置。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是要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涌现出标志性的机构、企业和人物。
城市的未来：创新系统的影响
克努特·科沙斯基(Knut Koschatzky)
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政策-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城市是创新的重点载体，是全世界的增长枢纽和新理念、新方案的实验地，是开放型合作创新的最重要场所。城市不仅是一个生产系统，也是开放的创新体系和国家经济引擎，同时还是创新的领先市场。城市要实现资源效率、住房、用水供应、交通和运输方面的具体目标，需要对公司、研究机构、公共组织以及其他创新活动和相关参与者有深刻的了解。
发明的核心在于新颖，创新的核心在于新颖性与市场价值的结合。城市创新系统的四大要素包括公共机构架构、激励机制、技能和创造力以及文化独特性。城市创新应注重空间规划，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辐射效应，以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知识、资源和市场。城市创新应注重发挥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聚合效应，尤其是非技术性的组织模式的创新。
中国区域创新体系与影响因素
吕薇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普遍提升并形成了数个创新中心和一批创新型城市，但地区间差距较大，东南沿海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配置，哪里环境好就向哪里流，而一些原本科技资源匮乏的地区，可以通过改善创新生态环境，吸引大量国内外创新要素。
未来，科技资源和创新要素的配置机制要从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化。创新要素将向转型较快的市场经济发达地区集聚，但政府长期布局的科技基础设施仍将发挥作用。
每一个城市未必需要拥有完备的科技基础设施，关键是要打破行政壁垒，消除创新要素流动的障碍，并且建立开放创新体系，有效利用国内外的创新资源。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在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人才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发挥作用。
大都市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作用
史蒂文·波普尔（Steven Popper）
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然而，创新似乎是一种依赖区位的活动，有显著的集聚性。在城市里，“全球化”和“集聚性”这对矛盾保持着和谐一致。基于创新的利益诉求，城市可获得的全球资源往往聚集在某个区域。
创新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它依赖于本地特质的演化，是一个发现行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们偶然触发的结果。创新活动要结合使用本地化资源和全球化资源，这一结合对创新者来说是巨大的资产。利用全球化资产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并能获得额外的市场，在投资和融资领域获得更好的收益。美国较为成功的创新集群都是像一颗种子一样自发而生，然后慢慢成长起来的。
未来10~20年，大都市仍然会是最重要的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创新政策的孵化地以及产业活动的集聚地。
上海城市力量和感知形象
市川宏雄
日本明治大学城市政策专业教授，管治研究院院长，日本森纪念财团常务理事
日本森纪念财团每年发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PCI）以及衡量全球城市实力的其他相关指数。GPCI评估全世界的主要城市，并且根据其“吸引力”进行排名。“吸引力”指这些城市能够吸引各大洲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和企业，激发他们的才智以取得城市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发展的综合实力。“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根据代表城市实力的经济、研发、文化互动、宜居性、环境和通达性等六大主要功能评估42个领军城市的综合实力。
根据GPCI指数排名，上海的城市竞争力已从2008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12位，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上海在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交通可达性等16个子项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在营商环境、工作环境、生态环境等11个子项上与纽约、伦敦等城市仍存在差距。
研究表明，对于一个城市的印象与受访者是否造访过此地有着密切的关联，西方国家的受访者和亚洲国家的受访者对于同一个城市的印象也是不同的。更能吸引人才的城市往往更具创新力。
颠覆性创新的管理
克劳迪·莱格（Claude Leglise）
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创新领导力中心执行董事
今天，企业必须面对快速变化的战略格局。新技术正在颠覆现有的产业，同时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在这个新世界，颠覆性的创新机会无穷无尽。但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不到3%的专利具有商业价值。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创造了很多专利，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一定能造福社会。当然，发明在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这还不够。为了使社会更安全、更健康、更有效率，发明必须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进入市场，从而为消费者带来新的价值。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公司没有明确的创新过程。有五条原则对于不断创造新的客户价值至关重要：一是关注客户需求和重大市场机遇；二是创造价值；三是让领军企业推动新的创意；四是构建多学科团队；五是让每个人都朝着同样的创新目标前进。创新过程不是等待天才诞生，而是促成可以预见的结果。
创新是新客户的价值在市场中的建立和传播，而这种价值是由持续稳定的商业模式所创造的。创新是流程的结晶，很少会因为幸运、灵光乍现或者醍醐灌顶而产生。我们推崇开放式创新是因为大部分最聪明的人散布在各个地方。
中澳产业合作：火炬创新园区
沃里克·道森（Warwick Dawson）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策略与合作部总监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在悉尼和堪培拉均有校区）正在开展一种独特的双边合作：在悉尼建设中国境外的第一个火炬创新园区，旨在实现澳大利亚拥有的世界领先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技术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对接。
我们的目标是在2018年之前对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发投资达到1亿澳元以上，同时提高中国境内新产品的产量。该园区在初始阶段将专注于对合同研发的投资，紧随其后的第二阶段将更聚焦包括学生和教师创业、风险投资、孵化器/加速器、政策制定者以及创业培训和辅导在内的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培育。德勤经济研究所分析预测，该高科技园区将为澳大利亚带来高达11亿澳元的经济效益。
我们把大学的研究技术与公司结合起来，通过聆听公司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把研究与技术转化为可用的产品。
面向全球创新中心的城市建设
陈劲
中国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城市化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城市是要素集聚最佳的载体，是资源利用效率最大的现代组织。城市所提供的教育、科研和文化功能是科研创新的重要手段。
物理空间、创新空间、赛博（Cyber）空间和社会心智空间是城市规划框架的四个空间理论。纽约的人文精神和居民互动性、硅谷的高科技和流动性以及布里斯班的绿色和智慧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理想的城市条件。
中国是创新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都很强的国家。中国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不仅仅是工业化，城市化也是自主创新的重大选择。城镇化为自主创新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新机遇。
改进创新过程的新方法
佩特拉·阿尔维勒（Petra Ahrweiler）
欧洲技术与创新评估研究院院长
创新已经成为许多公司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投资研发活动，公司可以创造出新的产品、工艺、专利，甚至是突破性的理论。继数字化、大数据和计算机模拟之后，我们提出了创新管理模拟的方法论这一重要议题。突出说明“模拟”作为日益重要的管理工具如何解决组织干预的“假设性”问题，强调“模拟”如何为管理者提供现实场景建模的实证数据，以在正式实施之前测试并评估其战略选择正确与否。这一全新的实验方法不仅与确定创新管理策略的潜力、机会和选择有关，而且还可有效避免出现预警系统不理想的后果。
打造创新型城市，可以建立一个城市科学实验室，使用大数据和信息模拟城市创新发展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通过调查、研究等方法获得更多细节性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估，看这些不同层次的信息对于城市的价值意味着什么。
科技产业变革中的创新决策与第三方角色
郭哲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科技政策专家
孕育兴起的科技和产业变革倍受政府和企业决策者的关注。如何做到识创新于青萍之末，察变革于端倪之初，攸关国力消长和企业竞争存亡。此轮变革的动力源泉、演化走向均表现出新特征，深刻影响创新治理的形态和决策模式。
随着以人工智能、脑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突破，人类思考决策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机器决策，这对创新决策也具有颠覆性的影响意义。我们再用工业化时期机械论或者还原论的眼光看待当代产业变革已经不合时宜，我们应该用更加系统的方法，与当代科技变革耦合起来，重新认识现在这种创新的时代特征。
一个国家如何接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中集成全球智慧、配置全球研发资源、与全球共赢等都值得关注，特别是政府公共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制定，要摆脱过去传统上依靠研发领域专家的单一决策，更多转移到对于快速变化的市场特别是企业创新需求的积极响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来讲，应该成为更加柔性、更加富有包容性、更加稳健的一个创新体系。它必须依赖于多元主体参与，政府职能的有序转变，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互动和响应，并且在全球化中与全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一起来推动整个决策的科学化。
开放科学推动科学进步
印格致（Ed Gerstner）
英国《自然》杂志社大中华区科研执行主编
科学正处于危机之中。越来越多被撤回的论文、学术不端丑闻以及全球顶级期刊越来越关注的“重复性研究问题”等正在动摇公众的信任。驱动不良行为的原因有很多，但鼓励“更好的行为”的方法也有很多。可以说，推动科学进步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提高科学研究的开放程度，确保低水平的科学研究――从草率的研究到彻头彻尾的舞弊――无处可藏。遗憾的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作为最具前景的开放性研究项目之一，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在执行时却遇到问题。各种评估表明，花费在这个项目上每1美元会得到3至65美元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回报。
我们渴望得到一些非常伟大的新的研究结论，例如，关于这个宇宙的新事物，如何发现这些新事物？这些新事物往往不存在于那些热点领域，而是在大家所忽略的研究领域，所以我对研究者的建议是：你所做的研究应该努力回答那些促使你好奇心爆发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你被强大的好奇心驱使，有强大的动力去学习，你一定会发现一个有价值的结果，这可能不是你最初的意图，但是你发现的东西可能比你预期的更加深刻。
创新发展政策：中国的实践
穆荣平
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创新是一个复杂价值创造的过程，包括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等所有价值创造活动。政策就是能够使价值创造活动效率更高、效益更好，所以我觉得不同价值创造有相应的价值创造活动和利益相关者，创新政策也应针对不同的情况来设计。
中国的创新政策经历了这样一个演进历程，即从科学政策到科学技术政策，再到今天的创新发展政策。中国创新发展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区域和城市内的科技创新，激活了创新体系，为智慧城市和社会创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
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和修改创新政策，我们要从新的创新理念出发进行政策的不断更新，还要鼓励地方政府推动全面的创新和改革。我们知道，在创新方面中央政府花的钱没有地方政府多，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在推动创新方面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国创新政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我们有必要推动平等、合作共赢和双赢的价值体系的塑造，使中国成为全球创业者和企业家实现梦想的的天堂。
催生新增长引擎的全球绿色科技合作
张真奎（Jin-GyuJang）
韩国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韩国正力图将国家发展模式转变为“绿色增长”的新模式。在此背景下，促进绿色技术的开发转让和加速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应该进一步加强。中国和韩国可以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以促进双方的绿色增长。
在跨国绿色技术合作中，两国可以实施中韩合作项目，秉持“双赢”战略，一方面建立可靠的、客观的技术评估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可靠的测试系统打破两国的技术壁垒，加快技术转移，从而实现绿色增长的共同目标。
为科技创新合作开发新的政策框架
马里奥·塞万提斯（Mario Cervante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学、技术和创新（STI）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是政府与公共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已经取得显著进步。但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科技创新方面，国际合作的作用仍然没有充分发挥，人们对其也知之甚少。事实上，虽然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金砖四国”在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由于难以协调各国研究和创新战略以及优先领域等原因，在应对重大挑战方面的合作仍受到限制。各国国内重点关注的是竞争力和经济的增长，而属于全球范畴的重大挑战则涉及到了创造全球公共产品。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需要在协作、融资和治理机制方面实现新的创新，尤其是更好地利用开放科学，加强研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共同应对危机。
政府需要通过政策的制定促进教育、研究和创新这一“知识三角”间的互动与合作。促进国际合作以及“知识三角”的新途径包括研究、创新与教育的开放、新型合作模式、初创企业与全球/本地生态系统的链接、新的融资方式和大学的创新等。“知识三角”的战略是一回事，真正的挑战却是执行。
以科技创新引领“一带一路”的新型工业化发展
刘琦岩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已经开展和将要开展“一带一路”新型工业化的国家，它们会走自己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不断被科技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要素。
科技在今天具有赋权、赋能、赋值三大功能，赋权是给予权利，赋能是给予功能，赋值是给予价值。科技今天正在定义新的基础设施、新的连通方式、新型工业化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有一条经验，即谁能够快速搭建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谁就可以在下一步进程当中掌握主导和制高点。
科技创新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水平的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合作是“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科技创新合作将为推进“一带一路”重大工程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技术保障，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并将创造新的标志性成就。
促进创新文化发展的战略和行动
约斯兰·诺尔（Yoslan Nu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政策和能力建设部项目专员
人们普遍认为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同时，创新也是推进社会凝聚力形成和实现平等的关键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建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创新定义上：“创新是在商业活动、工作组织或对外关系中实现的，包括全新的或显著改进的产品创新（商品和服务）、工艺创新、营销创新或组织创新。”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基层创新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作与满足发展中国家人民需求同等重要的解决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三个层面促进成员国推动创新文化的发展：一是促进创新体系的发展，加强创新主体间的联系；二是通过支持科技园区和孵化器的发展，推进知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通过支持基层创新推动包容性创新。
在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创新的目标是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其中包括到2030年促进创新并且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加每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量，进一步提高公共和私人的研发经费支出。
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创新对于社会团结、平等、消除贫困也至关重要。创新的重要目标是改善人们的生活，创新不仅是为了竞争，更是为了大家更好地合作。要推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创新，尤其是支持草根创新。
上海 2040：将创新植入城市规划
屠启宇
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上海2040规划是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首个特大城市规划。在此规划中上海确定了新的愿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其中创新作为新的城市国际功能被纳入城市规划。上海2040为实现城市的创新功能在全市域范围规划了空间。这其中，有知识创新空间、产业创新空间和嵌入式的创新空间，以确保创新活动能够适应于城市的不同区位、不同板块。
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创新一直是基本的基因，但是这个基因在相当长时间里隐性化了，没有被显性表达。我们要为创新形成新的城市核心――东方明珠、外滩、陆家嘴等CBD是资本驱动时代典型的城市景观，而创新导向的全球城市，其城市核心应该是CID（中央创新区），如张江科学城。
上海2040城市总规是全国第一个没有产业规划的总规，只有产业空间布局。虽然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哪一种科学技术会成为上海的主导，但是我们认为上海会存在三种科技创新功能空间：知识类创新空间、产业类创新空间和嵌入式创新空间。
城市和区域（再）振兴：老龄化和人口衰减阶段
濑田史彦
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院城市工程系副教授
我们如何在老龄化和人口衰减阶段持续支持并鼓励创新？“老龄化”即将甚至已经蔓延至大多数东亚国家。在日本，农村正在遭遇严重的人口衰减，创新的主力军――年轻一代正在急剧减少，与此同时，大城市也正在努力应对老龄人口数量和比例激增的难题。
在老龄化社会中，城市、产业功能及规划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福利或生活环境方面，也体现在城市和地区的创新活动方面。几大城市和区域的振兴和重振项目意图将老年人、妇女或一些其他团体纳入其中，尽管在传统日本社会中他们在创新方面作用有限，但还是希望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新潜力。
创新不仅可以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还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并解决诸如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锐减等社会问题。
本文由朱学彦等摘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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