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普良瘟疫”得名于公元248年开始担任迦太基主教的居普良（Cyprian），他当时目睹并记载了瘟疫的情形。虽然关于这段历史的可考证资料少之又少，但现有的全部资料都指向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场大瘟疫决定了公元249年到公元262年期间的历史进程。

 

　　碑铭、纸草、考古遗迹和文字资料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这场大瘟疫的致命影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至少能够找到7名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另外还有6项独立的转述体系，这些证据可以帮助我们回溯那段可怕的瘟疫历史。然而，当时真正缺乏的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在之前的那个世纪，人类有幸拥有一位伟大而多产的医生――盖伦（Galen，约公元130年―公元200年），可遗憾的是这种好运并未延续到下一世纪。但另一方面，我们首次得到了基督教对此的见证记录。在瘟疫发生期间，教会经历了蓬勃发展，而死亡在基督徒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异教徒和基督教的资料来源可以相互证实。他们不同的叙述方式使我们对那场瘟疫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居普良关于死亡的布道中对这场瘟疫的生动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乏一位像盖伦那样的医学见证人的遗憾。居普良试图安慰那些似乎陷入了深渊之中的听众，但这场灾难对他的基督徒们没有丝毫怜悯。

 

　　“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面临同样的境况，眼睛会疼，会发高烧以及四肢会病变，这些问题在所有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居普良试图让瘟疫受害者们感到光荣，把他们与痛苦和死亡对抗的力量比拟为烈士的英勇不屈。居普良希望为他的听众们减轻一些痛苦的感受。

 

　　这些都被引证为对信仰的考验。随着身体里的能量被消耗，内脏会在流动中衰竭；始于体内最深处的一场大火会烧到喉咙形成伤口；肠道因持续的呕吐而搅在一起；眼睛充斥了血液就像燃烧了一样；感染这种致命的脓毒症会导致脚部或其他肢体的残废；由于身体部位及器官的损伤，人会变得非常虚弱，身体瘫痪，双耳失聪，眼睛失明。

 

　　居普良对这种疾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包括：疲劳、便血、发烧、食管病变、呕吐、结膜出血、四肢严重感染；虚弱乏力，随后会失聪、失明。我们可以从其他见证者那里得到更多独立的、不确定的线索来补充这一记录。根据居普良传记的说法，这种疾病的特征是急性发作：“每天都有无数的人会突然发作。”

 

　　感染的过程是非常可怕的。这一印象得到了另一名北非目击者的证实。这位基督徒与居普良生活的圈子相距不远，而且与居普良观点一致，都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没碰到过的疾病：“我们难道不是每天都看到死亡的仪式吗？我们不是正目睹着奇怪的濒死状态吗？我们不是正经历着由愤怒和久病不愈引起的、某种以前不为人知的瘟疫而带来的灾难吗？这些被遗弃在城市中的人们难道不是正在遭受屠杀吗？”

 

　　居普良瘟疫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循环的致命性流行病。如果有出血症状，那么这场瘟疫与一般流行病相比有着质的不同，布道中将此描述为“血腥毁灭”可能并非夸张的修辞。

 

　　这种疾病是外来的，从东南向西北逐步蔓延。在2~3年的时间里，它从亚历山大一直蔓延到其他主要的沿海中心城市。瘟疫广泛地传播开来，深入到古罗马帝国的内部，城市无论大小无一幸免。这场似乎“异常残酷”的瘟疫彻底改变了罗马帝国人口死亡的一般季节性规律――它始于秋季，到来年的夏季逐渐减少。似乎在瘟疫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人的年龄、性别或地位如何，都可能会突然发作。

 

　　当时有一则叙述曾预见性地诅咒道：“受到感染而腐烂的空气”将弥漫整个罗马帝国。但有一位编年史作家，当时在雅典是一位优秀历史学家，记录道：“疾病是通过衣服，或者仅仅是通过目视传播的。”这种观点值得关注：在当时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细菌意识都没有，而上述言论则预示了一种传染病的理论意识。人们担心这种疾病可能通过衣服或目视传播，这至少可以说明人们对传染源有种模糊的意识；而另一个暗示就是这个疾病会使眼睛受到感染。

 

　　古人对于目视的力量有很多古怪的理解，认为目视是可以感触到的，观看者的眼睛里能够喷出一股微粒物质。居普良瘟疫受害者们出血的眼睛可能呈现出一种可怕的面容，而在古人的观念中，眼睛有喷射和抚摸的力量。

 

　　整个帝国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中，随之而来的是人口锐减。我们有一份来自亚历山大主教的详细报告，其中写道：“这个庞大的城市曾经拥有众多的人口――从年幼者到年长者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口。自瘟疫席卷后，景象迥异。根据我们统计并登录的享有公共食品配给的人数情况来看，这场瘟疫爆发之前的40~70岁的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前14~80岁的人口数量。”

 

　　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减少了约62%（从50万减少到19万），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死于瘟疫。一些人可能在混乱中逃离。而我们也可以对夸张而过激的言辞提出质疑。但是，登记在案的享有公共食品配给的市民数量是一个值得相信的可靠证据，其他所有的见证者对于死亡人口的比例也都口径一致。一位雅典历史学家断言每天有5 000人死亡。一个接一个的见证者――或许不够严谨，但都明确地证实了瘟疫造成了人口的锐减。“人类被遗弃在瘟疫的废墟中。”

 

　　当然，这些线索还不足以使我们确定出居普良瘟疫的病原体。但是，能够引起如此大规模传染病事件的“嫌犯”的范围并不大，而且一些可能的病原体几乎可以肯定被排除在外的。

 

　　黑死病不符合居普良瘟疫的病理症状、季节周期性以及人口群体的动态分析。霍乱、斑疹伤寒和麻疹的可能性极小，虽然它们也都会造成无法克服的问题。天花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一种可能性。从康茂德（Commodus）统治时期（公元180年―192年）到居普良瘟疫期间隔了两代人，这实际上意味着整体人口将很容易再次受到影响。而天花患者的出血症状或许也可以解释居普良所描述的一些特征。

 

　　当时的一位北非作家声称居普良瘟疫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疾病（当然有可能的是之前发生过天花流行病，而他却毫不知情）。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中没有一个提及患者出现全身的皮疹，而皮疹又是天花的显著特征。尤西比乌斯（Eusebius）撰写于4世纪早期的教会史，叙述了一场爆发于公元312年―313年、更像是天花的瘟疫。尤西比乌斯称，这是一种“不同于”居普良瘟疫的疾病，而且他清楚地描述了患者身上出现的脓疱疹。这场发生在4世纪的瘟疫，源自于罗马帝国之外，而非地方性病原体的爆发。另外，居普良瘟疫中患者出现的化脓溃烂的四肢以及持久的衰弱乏力并不符合天花的症状。虽然所有这些线索都并非决定性的，但它们都倾向于否定了天花的可能性。

 

　　对于居普良瘟疫病原体的任何推断肯定都是非常不确定的。不过我们可以提出两大可能的病原体以供参考。第一个是大流行性流感。流感病毒是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严重的流行病的病原体，其中包括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导致约5 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关于古代的流感，缺乏明确的证据，这一点令人颇感困惑，因为流感存在已久，而且毋庸置疑的是流感对于古代人来说并不陌生。流感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可能以多种形式出现。大多数类型的流感都是相对温和的，引发的是感冒症状。一些罕见类型的流感威胁性会很大。

 

　　流感中的人畜共患疾病，尤其是那些源于野生水鸟类的病原体，可能会导致其他动物，包括猪、家禽甚至人类感染致病。当这些病毒发生变异，能够在人类之间直接进行传播时，产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20世纪发生了4次世界范围的疫情，而禽流感（其中包括一些可怕的病毒株，如H5N1病毒）至今仍是一种可怕的威胁。

 

　　致病性人畜共患流感是极其致命的。它们会引发一种和病毒性肺炎一样的免疫反应。因此，颇为反常地，年轻人和健康的人都由于自己较强的免疫反应而处于危险境地。在关于居普良瘟疫的叙述中，并无任何呼吸系统症状，这似乎否定了流感病原体的可能性。但我们仍需要看看关于1918年大流行性流感的一些记录：

 

　　“一些患者痛苦不堪地躺着，血从鼻子、耳朵、眼眶中涌出；一些因精神错乱而被隔离。患者鼻腔及咽喉的黏膜发炎，结膜红肿发炎――眼睑内面和眼球表面的脆弱黏膜。患者头痛、躯体疼痛、发烧、咳嗽、发绀、精疲力竭??最后阶段，血液从身体里涌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迸发出来，看起来非常可怕??所有接受住院治疗的男性中，有5%~15%都患有鼻衄――血液由鼻腔流出。”

 

　　大流行性流感或许真的可以解释居普良瘟疫患者的可怕经历。

 

　　居普良瘟疫盛行于冬季的季节性特点，表明有一种微生物，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过程中大量传播。候鸟的主要迁徙路线不仅经过罗马帝国，还经过猪、鸡、鸭等家禽的密集养殖区，这使罗马人处于危险之中。气候变化可能使野生水鸟的迁徙路线发生微妙的改变，而发生于公元240年的剧烈气候变化很有可能为一种不熟悉的动物病原体繁殖提供了环境条件，使其侵入新的领地。流感可能是这场瘟疫的传播媒介。

 

　　关于居普良瘟疫，另一种可能性更大的病原体是病毒性出血热。这场瘟疫主要表现为一种急性发作性疾病，其症状包括发热、严重的胃肠紊乱、结膜出血、血便、食道病变和四肢组织坏死。这些症状符合急性出血热的病毒引起的感染。

 

　　病毒性出血热是由不同的RNA病毒家族引起的人畜共患疾病。黄病毒会引发像黄热病和登革热这样的疾病，这与居普良所描述的症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黄病毒是由蚊子传播的，而居普良瘟疫蔓延的地理范围、传播速度和盛行于冬季的季节性特点，都排除了蚊媒病毒的可能性。

 

　　传播速度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播。当时人们认为照顾病人和处理死者是极其危险的，这一想法证实了人类之间传染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出血性病毒家族似乎在病理学及流行病学方面符合居普良瘟疫的特征：丝状病毒，其最臭名昭著的代表是埃博拉病毒。

 

　　丝状病毒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其遗传物质片段早已嵌入哺乳动物的基因组中，而且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它们已经感染了蝙蝠、食虫动物和啮齿动物。然而，像埃博拉和马尔堡这样的丝状病毒，直到20世纪下半叶爆发的一系列小规模疫情中才得以确认。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人们对丝状病毒的更多关注。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仍未得到确认，尽管蝙蝠被认为比较可疑。埃博拉病毒由于其可怕的临床病程和极高的致死率而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埃博拉疫情引发的前提是，病毒必须首先从宿主物种传播到人类身上，这可能发生在人类接触受感染的蝙蝠或猿的时候。一旦被感染，在短暂的潜伏期之后（平均4~10天，有时更长），患者会出现高烧，同时包括胃肠道和血管在内的多个器官系统遭到侵蚀破坏。结膜充血及严重的出血症状或许可以解释居普良布道中令人不安的描述。组织坏死和肢体的永久性缺陷或许可以印证居普良描述的四肢化脓腐烂，继而成为不可逆转的残疾。

 

　　即使在拥有现代化医疗手段的情况下，埃博拉的致死率也高得离奇：50%~70%。死亡通常发生在病发后的6~16天之间。幸存者被认为对埃博拉病毒具有免疫力。

 

　　埃博拉病毒是通过体液而非空中飞沫传播的，一般在家庭成员之间很容易传播。此外，护理人员面临较高风险。尸体仍然是重要的感染源。在最近爆发的疫情中，传统的丧葬礼仪甚至也是一个危险性很高的因素。

 

　　根据大约2000年前非医务人员的叙述而对居普良瘟疫进行的回顾性判断，也无法做出定论。但是，出血症状、令人震惊而恐惧的感觉以及当时的见证者们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疾病，如此种种都与丝状病毒的特征相符。像埃博拉病毒这样的媒介可以使居普良瘟疫在短期内迅速蔓延。在爆发于公元3世纪的居普良瘟疫中，人们觉得尸体是致命性的，这与最近的埃博拉疫情也是相符的。不确定性在于我们对像埃博拉这样的病原体的漫长进化史一无所知――史上并无关于这些病原体在人类社会传播流行的记录。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会更多地考虑人类熟悉的可疑病原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埃博拉是介于人类群体与动物之间的一种新发疾病，随着我们对它的更深入了解，可以推断有一个地方曾发生像居普良瘟疫那样的重大疾病事件――是由人畜共患疾病引发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然后这种病原体又退回到了它们的动物宿主身上。

 

　　但在公元249年居普良瘟疫爆发的时候，很多东西可能有所不同。这场瘟疫使罗马帝国损耗殆尽，或许这个病原体更加邪恶可怕。当时的政府对此已经完全失控。关于居普良瘟疫，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方面，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瘟疫爆发的那一刻，整个帝国就陷入了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