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的健康研究极为稀缺，这个局面令人沮丧，原因有很多，比如成本昂贵、实验困难、耗时过长等。但是有一个原因更为可怕，就是有些团体在试图威胁和恐吓科学家。
大约两年前，我在撰写铅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文章时，几乎没有人对此有疑问。但是之前可不是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赫伯特·内德勒曼（Herbert Needleman）博士等人研究工铅暴露的影响，受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止。由于对内德勒曼博士的发现不满，铅行业的相关企业动用了联邦政府的科学诚信处和匹兹堡大学对他的工作和个人进行侵入性调查。虽然最终他被证明是无辜的，其发现也将继续促进全美国儿童的生活质量提高，但是对他本人来说，那是一段可怕的经历。
我经常抱怨，缺乏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枪支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原因之一是：20世纪90年代，就有公共健康人员研究枪支的危害。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却设法让美国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停止研究。虽然没有得逞，但是从那以后，类似的研究基本上不可能得到资助。
我还讨论过“背痛的治疗进展缓慢”的问题。这也存在类似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人员已经发表了论文指出适合背痛的疗法并不是手术，但是外科手术相关的经济利益集团试图说服美国卫生保健政策研究所停止资助这项研究。虽然这些利益集团没有得逞，但是剩下的研究人员都吓得不敢再从事相关研究了。
我抱怨得最多的是营养品，包括膳食补充剂。这个领域让我们关注到了另一种威胁：诉讼。
2013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科学家们在《药物和生物医学分析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声称在美国市场上出售的9个品牌膳食补充剂中，含有一种安非他明的合成类似物――β-甲基苯乙胺有类似兴奋剂的效果，但其功效和安全性并未在人类身上研究过。
一年后，加拿大卫生当局召回了含有这种兴奋剂的膳食补充剂，并提醒消费者，服用这些补充剂可能导致严重心血管并发症。而FDA莫名其妙地继续保持沉默。该机构并未向公众发出警告、召回产品或者提醒生产厂家。
彼得·科恩（Pieter Cohen）博士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助理医学教授，他重复了2013年的研究后，给出了与FDA专家相同的结论：这种兴奋剂在很多品牌的膳食补充剂中都存在，而检索生物医学和化学文献后，都没有发现该兴奋剂对人体有效性或安全性的科学研究。2015年，这一结果发表在《药物测试与分析》期刊上，很快被美国和国际媒体广泛转载。两周之后，FDA向消费者发出警示，指出这种兴奋剂可能带来危险，并要求生产厂家从配方中剔除这一成分。
有一个收到FDA警告信的膳食补充剂制造公司反过来控告科恩博士，索赔2亿美元诽谤损害赔偿。他们宣称，那些同行评议文章中的陈述和随后在媒体上的采访都是不真实的。在没有科学证据的情况下，该公司声称，科恩博士的文章说这种兴奋剂不是“天然的”，但是其实是从一种墨西哥灌木中提取的。公司发言人还声称，他们有证据证实，这种兴奋剂在人体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桩诉讼最初在佐治亚州提起，被以无管辖权的理由驳回，后来又在马萨诸塞州的联邦法院继续进行。
在诉讼的调查阶段，该公司要求查看有关研究的邮件，包括与共同作者、期刊编辑、FDA外来专家和新媒体之间的通信。该公司还要求查看所有版本的原稿，还有同行评议的内容和作者的反馈。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现不法行为，法院还是受理了此案。
科恩博士由此陷入了法学家所谓的“反对公众参与的战略诉讼”，简称反Slapp法。反Slapp法本来是为了防止人们利用法院甚至是诉讼，来威胁执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人。但是在科恩博士的案子里，法院拒绝充分重视马萨诸塞州的反Slapp法。
虽然陪审团最终做出了对被告有利的判决，但是这个经历还是使人十分不安。科恩博士告诉我，“为审判做的准备包括6小时的笔录证词、模拟审判和审查超过4 000页的研究、电子邮件、通信、草稿和证词。审判本身持续了7天，让我们全家人心力交瘁。”不过，他还是幸运的，得到了供职大学的全力支持。
2017年11月，科恩博士又发表了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运动和减肥补充剂中还存在实验性兴奋剂。
这就是研究应该做的：给我们更多的数据，以便更好进行健康管理。
最近，我、科恩博士及密西根大学的法律学教授尼古拉斯·巴格雷（Nicholas Bagley），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撰文，表示这类诉讼破坏了科学研究。我们指出，在论文发表之前，同行评议的步骤已经提供了质疑研究结论的途径，而发表后，还可以继续进行不太正式的同行评议，比如写信给编辑。如果认为实验误差和错误是欺诈行为，评议机制存于研究体系中。只有当舞弊的证据浮现出来，法院才能登上舞台。
巴格雷认为，“法庭不具备裁决科学争论的能力，他们有义务，防止肆无忌惮的原告滥用司法系统来扼杀科学。”
实际上，这些诉讼在健康研究中太普遍了。巴格雷对过去40年来的案例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搜索。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发现了2个例子。但是，自2000年以后，一下子涌现出10个案例。然而，这些数字大大低估了提交案件的数量，因为绝大多数案件已经私下和解了。
2008年，一家生产髋关节保护器的厂商状告某位科学家，因为这位科学家在JAMA上发表文章说，该厂商的这种装置不能预防骨折；一家制药公司的CEO起诉了一位研究人员，因为2011年他带领数据监测委员会在《内科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该CEO对某项研究结果的描述。
像这样的诉讼不一定受到意识形态或党派政治的束缚。斯坦福大学能源系统工程师马克·雅各布森（Mark Z.Jacobson）正在起诉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其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一篇论文的作者。因为这篇论文批评了雅各布森的分析，即美国可以用风能、水能和太阳能来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包括环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了这起诉讼。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责任编辑 游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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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卡罗尔（Aaron E. Carroll）是印第安那大学医学院的儿科学教授，在The Incidental Economist上开设健康研究与政策专栏，并在Healthcare Triage制作视频。他还是《糟糕的食物圣经：如何吃得有罪恶感，为什么？》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