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 • 利基在2015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全球峰会上
理查德 • 利基（Richard Leakey）并没有遵循传统的学术之路。他的双亲、古人类学先驱利基夫妇因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能证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化石而闻名于世。作为利基夫妇的次子，理查德 • 利基不愿意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但是在绕了一大圈后，他还是在早期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在后来担任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和出任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主席时，他继续发力，公开打击偷猎行为。尽管由于一次坠机事故，他失去了左右小腿并接受过三次器官移植，利基仍然继续保持着自身活力和对循规蹈矩的无视。在最近一次访问杜克大学期间，利基与《美国科学家》杂志主编费内拉 • 桑德斯（Fenella Saunders）聊起过去的经历如何造就了他对人类学前景和野生动物保育的看法。
非洲有许多野生动物栖息地紧邻人类社区，而动物们徘徊进出栖息地会对庄稼和住所造成严重损害。人类该如何与想要保育的动物更好地共存呢？
我认为在短期内，居住在毗邻国家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们将被迫离开那里，这并非是动物保育工作努力的结果，而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会让人无法仅靠少量牛羊生存下去。在未来20年里，我们将看到大量的土地被撤离出来，人们将努力在城镇或城市里求职谋生，这会减轻一部分的压力。
在特定区域修建一定程度的全围栏会是必要的临时措施。我的意思是，你无法在有大量动物迁徙的区域修建围栏，例如塞伦盖蒂保护区或者马赛玛拉保护区。但是你完全可以在其他野生动物保护区修建围栏。当然，这是人造环境，但很不幸的是，我们已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有学着去适应。
人类经营以家禽、绵羊、山羊和牛等牲畜为对象的畜牧业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没理由不能把野生动物视为可以进行集中管理的对象。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要控制动物的遗传多样性以及管理其健康状况，我们还不得不应对可能会被干预到的捕食关系。会有许多我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也确实属于边缘范畴。
从伦理上来说，这些行为与保育工作相悖，但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要继续维系这些野生保护区，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地照看这些野生动物，这意味着要对管理工作投入资金并限制这些动物所造成的困扰。保护区以外的野生动物也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住在内罗毕城外，开车需要40分钟才能进城。我有一个小农场，面积为150英亩（约910亩），里面养了20头牛和30只羊，种了2 000株酿酒葡萄藤，还有一个菜园。每年“它们”都会在特定的时间点穿过我的通电围栏——“它们”包括豹子、羚羊和狒狒，而我因此损失了所有的庄稼收成，它们还吃了我最喜欢的公牛。所以现在我不得不花高价购买一只肥大的种畜，来让弱小的奶畜群繁衍下去，并繁殖更多可供食用的家畜。“它们”还把我的羊吃了。
我很富足，不以务农畜牧为生，但对于我的一些邻居而言，务农畜牧就是他们的生计，是他们的学费和医疗费。所以他们才会说：“我们不能把这些野生动物留在我们周围，为什么你不射杀它们？”我当然不会射杀这些野生动物，我喜欢它们。于是我的邻居又说，“然而，我们不喜欢它们。”所以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人们滥用私刑，毒死这些野生动物。
在东非野生保护区以外的野生动物有着极为可怕的未来，但非洲人民也同样有着可怕的未来。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最终改成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不然他们也幸存不了。我们在与时间赛跑，与环境赛跑，与影响着一切的全球气候变化威胁赛跑，但如果我们能坚持下去，我们是有能力在一些野外区域里维持一部分遗传多样性的。
您是否认为您的古人类学研究背景影响了您对野生动物的管理方式？
通过古人类学，人是会意识到自己打交道的正是数百万年以来已经灭绝的大量物种。所有的那些令人着迷的动物都已经灭绝了。它们的灭绝被认为不是因为阳寿已尽，而是因为环境改变，它们无物可食。所以，是的，我想栖息地和物种的永恒感缺失一直都在影响着我。
但是至少在数百万年前，新物种能够有机会扎根立足并且繁衍发展。现在，环境改变得如此迅速，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可供新物种出现的物种存量，那么至少对于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而言，没有时间留给新物种出现了，所以类似的情形不会再发生了。从我们现有的一切到一无所有，这轻而易举。
您提到了遗传学领域与古生物学领域正在进行的融合会拓展双方的发展，那么在您看来，遗传学和古生物学在合作过程中彼此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当时提到这一点是基于人类故事的背景之下，当然这不限于此。当下，我们能够运用已有的基因组知识来研究部分物种的古生物DNA，并且开始认识到，人类的起源比迄今为止已有的简单故事要复杂得多。
运用遗传学知识来理解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性一如既往，但在非洲，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设备，遗传学工具还未能得到广泛的应用，不过我想应该也为时不远了。
那么遗传学在保育工作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这就要提到北方白犀牛的有趣故事了。人们一直花了大力气来救助白犀牛的一个亚种，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北方白犀牛，之前仅存的只有在捷克共和国的一个动物园里的三雌一雄。它们被运送到了肯尼亚的一个牧场，而唯一的雄犀牛因为年事已高在那里去世了。在雄犀牛去世后，人们完成了体外受精，并且将一对胚胎移植到了另一只南方白犀牛的体内，而最后生下来的将可能会是纯种北方白犀牛。我们很不愿意这样去做，但至少花费了25万美元才能做到这个地步。
从各个方面来看，南方白犀牛和北方白犀牛都很相似，而南方白犀牛正遭受着生存范围的缩小、栖息地的消失以及被疯狂猎杀的困境。现在，人们正出于猎杀的目的贩卖南方白犀牛。
我们花了50万美元让北方白犀牛满世界飞来飞去，去找兽医来收集它们的卵子，在培养皿里进行人工授精——而这就应该是我们的世界未来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亚种，更别提失去的那些物种，所以我们应该将我们更多的精力用在拯救那些明显更具可行性的物种上，而不是花在摆弄现代科学的魔术上面。
我对这类事情感觉非常心烦意乱，因为保育机构想要在这上面花大价钱。他们要花大价钱的原因是因为这拯救了即将永远消失的物种，但这重要吗？有多少欧洲人或土著美国人因为大懒兽或者猛犸象的灭绝而整天拉着脸？我反正没发现。灭绝了就是灭绝了，这是让人难过。但我认为保育工作倾向于在那些明显能够筹到资金的工作上努力，可这并没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切实延长生物多样性的寿命。
考虑到资源的消耗和其他像当下物种保育这类需要消耗资源的地方，您认为继续搜寻古人类化石的意义何在呢？鉴于您之前所提到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合理地使用经费来寻找更多的古人类化石呢？
纵观历史，人类一直都想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正是宗教的源泉——信仰和人类起源。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何而来”的笃定是我们过去需要并且将永远都需要的精神需求。这对我们几乎——不对——这对我们已经是唾手可得，而我想，如果我们已经可以抓住答案的话，我们就应该这么去做。
我还认为，人类起源的知识会很大程度说服我们去接受我们的相同之处，去接受无论男女、无论肤色，我们都一样这一结论。在美国，人们依然对种族一说极为敏感，而我只把这称为肤色。因为并不存在生物学上的种族区别。肤色不等于种族。
几百年来，非洲一直是一个贬义的概念，总带有某种程度的负面感。而非洲正试图起身离开冷板凳，想要再次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证明的这一事实，这个一切都起源于非洲、全人类都是“非洲民族”的事实，我想，我们可以因伴随这一事实而消失的偏见庆贺，为“非洲民族”庆贺，并且把非洲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和自尊放到一个会对未来后代产生巨大影响的位置。
了解对人类起源的确定性，对此坚信不疑，见证我们如何通过一系列的事实到达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这些而非神话带给人类莫大的信心来应对当今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已经推动了进化的发生，并且还在继续推动这一进程。
有些人不相信进化的发生，却担忧着会从医院带回去新细菌和新病毒。细菌和病毒已经进化了，并且还会继续进化，它们的代时极为短暂。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进化的发生，那么你也大可不必担心。然而，进化在我们此刻谈论的时候正围绕着我们在进行，而进化的发生正是由我们引起。我们可以从那铁板钉钉的过去中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资料来源 American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