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理性分析的用途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讨论决策者可以利用的某些工具，以便向决策者提供决策情报。这些都将在理性分析这一总标题之下进行讨论。这就意味着任何计算成本与效益之间平衡的技术，都将作为决策问题的核心而优先叙述。理性分析的方法是为提供这种成本和效益的精确计算服务的，而后者是每个可行的行动方案都期望有的。理性分析的方法还有利于确定一个给定的行动方案是否可行？

自古以来，人们就进行决策。不用说，决策的目标总是在他们必须投资或冒险的总资源的基础上追求最大的总效益。然而，这通常是在直觉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进行一个特定情况下的决策，决策者除了运用现在尚不能完全解释的某些直觉能力外，还要结合运用他经历过的或者听到过的全部类似情况下有关成本和效益的知识，理性分析的全部目的就是不要在一个直觉基础上处理那些情报，而能够合理而清晰地处理它。

例如，一个有经验的赌徒可以有一种直觉能力在一个特定情况下就掷骰子进行有把握的打赌。然而，赌场不能依靠直觉。他们十分清楚掷骰子或其它类似赌博，是可以在概率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准确计算的。因此，他们雇用数学家们为他们计算这些事情。这些数学家们如果和一个有经验的赌徒进行赌博可能连裤子也要输掉，因为他们缺乏实践，经验以发展关于赌博的直觉能力。他们要计算出答案费时太长，而一个熟练的赌徒却可以依靠他的经验很快地找到答案。然而，依靠数学家们的帮助，赌场是一个大有钱赚的事业。他们的计算，尽管要耗费时间，都要远比任何赌徒的直觉更准确。根据事先计算所作的正确决策，赌场甚至可以依靠完全没有赌博直觉的雇员取得成功，只要这些雇员按照赌场制定的规则简单从事就可以了。

在种种情况下，理性分析可以代替经验基础上的直觉。在受客观规律（诸如概率规律）控制的任何情况下，理性分析可以直接用以代替直觉。在许多其它类型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运用。依靠直觉进行决策的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个人经验的限制，以及多半还受他可能从其它人那里获得的第二手材料的限制。然而，理性分析是基于无限众多的人们的经验之上的；它包含了比任何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多得多的经验。因此，甚至在完全依靠经验的情况下，理性分析有时也能代替直觉。但是，什么是理性分析的限制呢（如果有的话）？它能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代替经验、直觉，或判断力吗？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回到上节关于决策的描述，以弥补上节不足之处。

我们考虑一个假想的决策者。他是某个组织机构的高级领导人。他是他的组织机构里拿最高工资者之一。让我们假定，他的组织机构正面临着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决策绝不能再拖延了。因此，他要求由各种类型理性分析专家组成的参谋部，向他提出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向他报告可以有三个行动方案：A、B和C。所有方案都是可行的，但是就成本而言只有一个能够实行。它们都是用共同单位来表达成本（我们可以假设是用美元，当然用其它货币单位也可以）。他们还为每个行动方案计算了净效益（即总效益扣除成本）。它们的结果分别为X、Y和Z。现在决策者必须从三个方案中进行选择了。

决策者将如何选择呢？假定他是选择获得最高效益的那个方案。也就是说，他必须抉择究竟哪一个效益是最大的呢一一X，Y，还是Z？

现在我们可以要求我们假想的决策者接受他的高级职务并拿出他从许多方案中选择最佳效益的本领，这种要求是恰当吗？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组织机构对他的期望比此更高。如果决策的任务减少到只是从许多方案中选出最大效益的，那么也就不需要什么决策者了。这个任务可以下放给一台计算机。一个决策者应该能够，甚至在（或者多半是特别在）决策不能简化成从许多方案中择其效益最大者的情况下进行选择。

这个例子说明了上节关于决策描述的不足。该描述的不足之处与字典上关于“接吻”是两口相碰的定义有许多类似。它给出了一个客观的精确的生动的描述，但失去了它的本质。决策的本质是它必须包括不能比较的内容。它必须包括在成本和效益不能用同样单位表述下的选择，从而不能是简单地从效益中扣除成本来获得净利润。

为了说得更具体些，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空间规划的典型决策。假定有二个行动方案，A和B. 每个方案都有按生命*，和美元计算的成本，而每个方案都有用增加科学知识来度量的效益。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假设A和B正好可以获得相同数量的科学知识，但A方案的成本要比B方案花费更多的美元，而B方案要比A方案花费更多的生命成本。那么应该怎样选择呢？十分显然，这两个行动方案不能用同一个尺度来处理，即效益减去成本而获得一个明确的抉择。问题在于包括了不可比较的内容。它是一个真正的决策问题。如果我们还假定A比B获得更多的科学知识而使它复杂化，那么决策就变得更为困难了。我们必须设法确定这个附加的知识是以怎样的附加成本获得的，看看是否合算？

组织机构之所以必须给予决策者以高的地位和工资，就是要他来作这类决策的。他们就是靠善于就包含不能比较的成本和效益的这类问题进行决策而获得自己的酬劳。但是，究竟如何才能进行包含不可比较内容的决策呢？按照定义，不可比较的内容是不允许进行理性的计算的。但是，某些种类的计算，某些种类的权衡和“交易”，还是必须在不可比较的内容之中进行的。必须以某些方式使它们可以比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十分显然，实际上确实做到了，因为包含不可比较内容的重要决策每天都在进行，问题的答案是决策包含了价值。“……价值在互不相容的变换之间提供仲裁，起了关键的作用”（引自Rescher著作）。这样，价值可以用于对不可比较的内容进行比较。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例子。

假定有一个具有下列职责的决策者：他的研究者们要求他对他们的研究给以资助支持。他的任务是在他的预算限制内决定哪些要求应予支持。他有一个专家参谋部专门评议所提来的要求，并且筛选去那些不能满足的要求；其余的要求都是有支持价值的。不幸的是，正当的要求总是提出了比决策者的预算还要多的金钱。

决策者发现；要求可以分为两类：医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方面的研究。在每一类中，决策者的参谋部都可以按照优先顺序对要求进行排列。然而，由于在医学与教育之间的转换没有合理的或客观的方法，参谋部不可能将两个表合并为一个单一的优先顺序表。于是，决策者就面临了这样一个地位：他要在投资方面更多地支持医学研究，就只能少支持些教育研究，或者是相反。

他将做什么呢？教育或医学，哪一个更为重要？这取决于决策者所把握的价值观念，或他所代表的组织机构，或机构的“选民”所把握的价值观念。（“选民”指：假如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就是公众；假如它是一个私人基金会，就是指创立者或支持者，等等。）但是，价值至今仍不能被经验地客观表达出来。只要这个命题没有肯定地解决（而且它也绝不能解决）；就永远没法正确回答这类两个之中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这样，就没有一个唯一的回答能够被证明比其它回答更优越。正确的决策是一个主观的主张问题。这绝不意味着一个主张和另一个主张是一样好，也不意味着随便怎样进行决策都不要紧。相反，它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它对社会有重大关系，因为社会将从那些研究的结果中得益。必须考虑社会关于保健和教育的相对重要性的评论。而且，这些评论可能随时改变的。假如一个国家总的讲保健状况不好，那么就应该决策把医学置于第一优先地位。一旦总的保健水平上升到某种满意的程度，人民就要决定开始给教育以更高的评价。于是，决策者在如何满足研究者资助要求的抉择时应该反映它的社会价值。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决策问题。决策者在作出他的选择时被迫在两个不可比较的内容之间进行抉择。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他可以决定保健比教育更重要。那么，很自然，他的回答将是从支持医学研究的“良好”要求的优先顺序表前端开始。倘若在他用尽了这个顺序表之后还有多余的预算，那么他可以再从支持教育研究的优先顺序表前端开始逐次回答。假如他决定教育比保健更重要，那么他可以将上列程序反过来。

然而，假定他既不决定这方面有显著的重要性，也不决定另一方面显著重要，也就是说，他相信保健和教育两方面都有给予某些支持的价值。那么是不是可以避免价值问题而折中解决，不需要在保健与教育之间进行选择呢？相反，这个解决可能面对最严'重形式的价值问题。每一个可能的正好用完他的预算的组合方式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方案。现在他必须决定这些行动方案中哪一个得以产生最大的社会价值。假定他试图靠碰运气的方式避免在“良好”要求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能否用这种方式排除价值的命题呢？不能，因为一组潜在的内含价值可以从碰运气的后果计算出来。总之，决策者在不可比较内容之间进行决策时不可能排除价值问题。不管决策者尽最大努力避免价值，它都将显露出来。

问题是：既然真实的决策总是包含着不可比较的内容，而这个不可比较的内容是不允许进行理性计算的，那么怎么办？理性分析方法还能否在真实决策中起作用呢？一旦价值侵入一个问题，决策者就只能完全依靠直觉的探索吗？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决策者除了一次考虑一个资助要求，并通过神秘直觉的苦恼的一转念来确定是否应得到支持，然后对下一个要求重复这个过程，如此等等以外，他不能两者择一吗？完全不是如此，这种探索不仅过分强调了价值的直觉特性，而且失去了能够依靠理性分析方法帮助的固有优点。

我们可以在教育和医学这两类排列的任何一个中，获得一个数量的测度来表达每个要求的相对“良好”程度。例如，医学研究的要求可以通过研究成果节约现在人们因得病而失去工时的人 - 天数来衡量。教育研究的要求可以通过研究成果在一个标准试验中平均增加的学生得分来比较。现在；决策者需要做什么呢？他需要决定多少个节约下来的人 – 天数等价于一个教育成果在特别试验中平均增加百分比的社会价值。这仍然是一个不可比较内容之间的选择，而且必须反映社会的价值观。但是，依靠理性分析能力的优点，决策者可以使他在保健和教育之间进行权衡的直觉敏锐起来。他现在只需要确定一个关于这个权衡的简单判据。一旦他提出了这个判据，资助要求的选择就可变成一个简单的计算了。

注意在我们的例子中做了些什么。通过理性分析，每个资助要求都给出了一个代表从该要求获益量度的用数字表达的价值。对于每个资助要求的组合（可看作一个行动方案），其收益都是按照两个不可比较的数值——保健和教育两方面提出的，这是理性分析能做到的程度。然而，它已经澄清了所需要决策的本质。决策者需要按照他所工作的社会的价值从一对不可比较的价值中取最大的。一旦他作出这个决策，那么合适的行动方案也就被相应地决定，从而只需进行某些正确的计算来说明它就可以了。这意味着每个分类中进行相对评估的过程是由专家们利用理性分析处理的，而代表一个真正决策的两类之间的权衡是由决策者确立的。这个整个的探索体现了理性分析和直觉的一个最佳的联合。

注意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没有叙及不确定的问题，而是认为无论哪个资助要求，只要得到许可，都将成功。若将不确定问题考虑进去，则问题更为复杂。当然也不是说它不能解决。不过与我们现在的讨论没有关系。

说完了这个例午，现在我们来概括下决策者的任务。根本之点在于他的工作是在数字计算停止时开始。他的任务是使不可比较的内容得以比较。他的职责是对他所要为之尽责的那些人们阐明那些价值，以期他在不可比较内容之间进行的“权衡”真正反映了那些价值。此外，理性分析在决策中的作用也是清楚的。当他离开数字范围而进入价值范围时，它给了决策者尽可能可靠的起点。让我们回到我们早先叙述的那个例子，即一个决策者面临三个行动方案并用共同的单位计算效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决策没有包含不可比较的内容，而决策者的参谋部用那种形式提出他们的结果，也实现了它的固有的任务。然而，更可能的是，他的参谋部过分简化了问题，多半是将不可比较的命题从他们的分析中忽略了。这样做，他们是越俎代庖了决策者的权力。他们强制他接受一个特定的决策，而不是给予建议。这就是理性分析超越了它的边界的情况。这样做的错误的严重性，和一个决策者拒绝接受理性分析能够提供帮助和启发的全部优点是一样的。

显然，不论是直觉，还是理性分析，都不可能单独解决真正的决策问题；两者都是需要的、在通常情况下，直觉是用于决策者，他必须在所包含的不可比较内容之间进行仲裁。分析是属于决策者的参谋部的，或在一个专门决策中负责帮助决策者的某些人士和小组。一个决策者要获得一个正确的决策希望从理性分析和帮助他的分析人员那里得到什么呢？

首先，关于问题的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个听起来好像似是而非。显然，有人要反对，他们认为确定什么是问题乃决策者的特权。可是，这几乎是运筹学者、经营管理分析人员和各类预测工作者的普遍的经验，当他们被召来帮助解决某个问题时，这个问题的原始陈述总是最不完善的，而常常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情况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假如问题的本质是明显的，那么就不需要分析人员来服务了。因此，任何一类理性分析的老手都必然期待着提给他的问题是杂乱无章未充分确定的和难于解释的。这样，他为决策者所起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澄清问题的真实本质。

第二，识别包含在这个决策中的重要成本和效益。这是一项基本的工作。假如一个重要成本只是在决策实施之后才清楚起来，这就表明理性分析工作没有做好。这个识别重要成本和效益工作包括不可比较的成本和效益在内都是必需的。假如所有的成本和效益原来就是可比较的，那么它首先就表明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决策需要进行。全部工作都可以交付给电子计算机了，更确切地说，它表明分析人员没有充分尽责。这个成本和效益的识别，特别是不可比较的那些，是分析人员向决策者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

第三，在成本和效益之间确定可能达到的组合。任何决策都要投入成本和获得效益。决策者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他能在成本和效益之间选择的可能的组合，如果成本是两个或更多的不可比较的内容（例如，美元和生命），决策者必须知道这些成本各种组合所能达到的效益。同样，如果收益是两个或者更多的不可比较的内容（例如是科学知识和训练过的毕业生这二个大学研究的成果），那么决策者必须知道这些效益各种组合的成本。如果成本和效益两方面都至少包含两个不可比较的内容，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也就更需要理性分析人员的帮助了，事实上，理性分析人员所起到的这个作用代表了分析工作真正的核心。前面两个作用固然重要，只是为了引出这个作用。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决策者有一个权利，即希望理性分析人员将不代他决策。这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权利希望分析人员以一个清晰而明白的形式给他一份关于成本和效益可能获得的组合的报告。分析人员必须不能忽略任何一个或更多不可比较的内容，也不能在两个不可比较内容间的适当“交易”和权衡方面采取自己的判据，或者过于简化问题以致决策成为浅薄的事，总之不能用这些方式来强夺决策者的作用。简言之，分析人员和他的分析报告必须在第三个作用完成后止步。他没有权利超过这个界限。

〔译自Technological Farecasting for Decisionmaking，1979版第十聿“规划和决策”的第2 ~ 4节，稍有删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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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指可能要牺牲人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