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恩格斯首先揭示了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遍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人类科学知识的积累，“是与其从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以后许多学者（美国普赖斯等）更具体地以数学形式表达为指数增长的模式，称“积累规范”。另方面，二次大战后美国库恩和苏联罗特奈为代表提出了“变革规范”和“科学内在结构逻辑及其运动论”。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过程是前科学（多种假说的争论时期）→常态科学（形成规范）→危机时期→革命（产生新规范）→新的常态科学。
作者通过对苏、美、西德、日等国科研人员增长情况以及战后世界图书发行数量的分析认为：“指数增长规律”已与近二十年来的数据不符合了。至于“积累规范”与“变革规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统一解释为，前者是量变，后者是质的飞跃。而只能将“积累规范”看成是“变革规范”在常态科学时期的一种特例，如牛顿力学在相对论力学中可以描述为低速宏观状态的特例情况一样。
（摘自黄梦平《科学发展之若干规律的再认识》）
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关系
作者根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对历史上科学发现的理论成果数与实验成果数进行了定量统计，如图所示。它表明：
1. 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成果的增长都与整个科学的增长速度是一致的，从总体效应上都呈现出指数规律。
2. 科学理论的重大成就是与实验技术和方法的创造相适应的。
3. 有趣的是，从理论成果和实验成果的相对值统计曲线看，理论与实验各自都是一个波峰接着一个波谷再一个波峰相间隔，时起时伏，呈波浪式发展的，而且此起彼伏，按交错式高涨的。作者认为它暗示着正是实验与理论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科学的不断进化。
作者还分别对天文、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进行类似的统计，结果规律相同。
（摘自刘则渊、王海山《实验和理论：科学进化的微观动力学机制》）
对带头学科的一些看法
带头学科的概念是苏联著名科学史学家凯德洛夫于1971年提出的，并认为16 ~ 18世纪的带头科学是力学，19世纪出现过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一个带头学科群，19世纪末以来是现代物理学带头，而现在是控制论、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宇航学等带头了。按照他所提出的带头时间的公式
作者根据科学史的研究，得出带头学科的具体年限如表所示。由表可知：
1. 带头学科作用时间是不断递减，但并非按指数规律。
2. 每次带头学科之间有“重叠时期”。
3. 带头学科的发展往往表现为从单一学科转移到一组学科，又转到单一学科。
4. 在带头学科转移时，每次出现一组学科中所包含的分支学科存在不断增长的趋势。
带头学科的出现，从以往四次看几乎都取决于下列条件：（1）社会生产的要求；（2）科学内在逻辑的发展；（3）科学家研究重点的转移。据此，作者预测生物科学将是下一次带头学科。
（摘自鲍振之《论自然科学中带头学科发展规律及其方法论意义》）
科学知识组合论
科学知识的统一与发展，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有史以来人类积累了庞大的科学知识财富。但是在科学家头脑中存放的不是一大堆死知识，而是生动的科学知识图式的网络。科学知识图式把实质性知识要素收纳其中，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特性与关系的携带器，是科学知识系统构造中的单位材料。不同科学知识图式互相联系的结构形式称为科学知识组合模式。任何科学创造都有科学知识组合模式在起作用。例如，玻尔原子模型基本上是通过量子论（A1）对原子稳定性现象（A2）、光谱定律（A3）与卢瑟福效应（A4）的组合联系而抽象概括得出的。它的科学知识组合模式如下图和矩阵：
在C4矩阵中，两条虚线所夹的矩阵为C2，它表明：在一个知识图式与另外三个知识图式发生信息反应得出新知识图式所形成的知识组合中，一方面原知识图式分别与其它三个知识图式有联结关系，另方面新得知识图式相应也与其它三个知识图式有联结关系。C4突破了C2又包含了C2，这意味着新知识图式既有变革性又有继承性。
利用科学知识组合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科学预测，确定科学发展方向，特别由于在科学知识组合模式中引进数学方法，将把科学史学提高到精确的地步，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统一发展的理解。
（摘自刘发中：《科学知识系统工程》）
从生态学观点看科学的结构与发展
研究科学发展大致可分两种方式，一是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史（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史）的角度进行工作；另一是从社会学和社会史角度加以探讨。科学学（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把科学看作是知识系统，而且把科学看作是社会系统，因此他们也常常以后一种方式来研究问题。
把科学看作社会系统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早就作过一些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本人就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先驱者之着重从人的活动和事业来认识科学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weber（1919）的《作为职业的科学》，而美国社会学家Merton（1938，1957）和Parsons（1951）在科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是值得赞许的。作者沿着这一途径并类比生态学对科学系统的结构与过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方案：生态系统通常被看作是生物共同体（群落）和栖居地环境（生境）的统一体，我们把科学系统类比看成科学共同体与其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体；考察生态系统的发展要从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着手，考察科学系统的发展也要着重从科学集体的行为及社会影响方面分析其结构与功能；生态系统有不同类型的“演替”，科学系统也有不同方式的发展。
科学系统像生态系统一样是时空四进向单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连续的科学活动就是它的基本表现。有些生态学家把生态系统分为三级：个体、种群和群落，我们也可以用个性系统、集团系统和科学共同体系统（群落系统）这三个不同水平的行动者系统来分析科学系统。在每一个从事创造性科学活动的科学工作者一方面受着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另方面直接受到他所在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在这里类似生物共同体的层次结构和网状关系也会有所表现。
正是科学共同体与社会文化环境间或显或隐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科学的实际状况和动态过程。不仅在同一时期可以表现出某种空间系列，而且在同一地点可以表现出某种时间系列。其突出表现就是国内与国际的某些科学中心的兴衰和转移。由此可见，科学的系统研究和历史研究能够密切结合。在这里，科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类似“生态演替”。
生态演替有二种：一类是较缓慢的变化，即在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下，主要由生物共同体自身的作用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另一类是较迅速的变化发展，通常是在强烈的环境因素（特别是人的干预）影响下发生向好或向坏的方面剧变。从科学史看，科学的发展也似乎有这两类情况。
（摘自王敏慧《科学社会学的一个新方案》）
进一步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提高上海工业生产经济效益
建国以来，上海在生产建设中注意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尤其在近几年来，取得了更可喜的成绩。为了进一步提高上海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几个政策性措施。
第一、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继续搞好上海科研结构的调整和改革。
从纵向来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仍然没有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合理体系，比例失调的现象还没有明显的改变。从横向来看，国防系统科学院、各工业部、高教系统和地方之间的协作和联系还是相当薄弱。特别是国防科研和民用科研之间的鸿沟仍然很深，人力、物力、财力严重的浪费现象继续存在。轻工业、手工业的应用和开发研究还没有得到大力加强。直接关系外贸创汇的研究机构，出口商品检验外贸商品包装等研究所，都已建立了几年，然而研究工作还跟不上需要。另一方面，科研力量十分集中的科学院系统和国防系统，不仅有大量应用研究成果尚未推广于生产，而且人才“过剩”，有许多中高级研究人员无“用武”之地。
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不平衡不合理的状况，应该根据上海经济调整和发展、城市改造和建设的要求，加速科研结构的调整，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上海科研结构的调整，应该有一个较大的动作。首先调整研究机构，在保持稳定基础研究和加强应用研究的前提下，下放一批研究所，充实到工厂企业，有的可以像划厂一样，调整部分研究所给急需发展的轻、纺、手、建材，以及科技力量薄弱的工业部门。资金投资要大力资助开发研究和基础的科技工作，应该采取组织措施和经济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让科学院、国防、高教系统研究人员到工业生产研究部门去兼职、合作研究或者调到工业部门工作。鼓励应用科技人员到生产中去找课题，为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多做贡献。
第二、围绕科技成果的应用，制定和贯彻有关经济政策，1978年以来，上海各条战线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二千多项。除少数成果已用于生产实际、进入了商品化阶段外，相当一部分成果仍处于“礼品、样品、展品”阶段。据一些同志估计，如果把上海现有的尚未投入应用的科技成果，经过努力都能用到工业生产经济建设中去的话，每年将为国家创造几十亿元的物质财富。
浙江、天津、武汉和上海等地试行的各种科技、经济协作交易会，是生产部门、科研单位互通信息，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一种好办法。
现在比较尖锐的是经济政策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许多难题。例如：有的工厂要买成果没有钱，有的工厂有钱不能用；有的新产品试制投产后，由于现行税收制度，造成产品成本很高，缺乏市场竞争力；有的单位创造的新工艺，因为得不到应有的奖励难以推广；更有许多事情由于财政政策上的规定，舍不得花小钱而堵塞了成千上万的新财源。
目前还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工厂对技术革新、应用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不高。类似六十年代苏联工业部门中出现过的所谓工厂反革新倾向。要解决这类问题，使应用、推广科技成果的渠道更加广阔，必须在财政、投资价格、税收、信贷外贸、奖励等政策上，作些适当的调整。
第三、实现技术的内、外转移，大力推行省际、市内科研生产联合体。
去年以来，这种联合体也出现了一批，初步归纳主要有九种形式：（1）厂办研究所；（2）研究所办工厂；（3）调整中实行厂、所结合；（4）把研究所办成专业公司的技术发展中心；（5）在资源综合利用的经济联合体中，研究所成为 - 一员；（6）以课题选择为出发点，成果应用为目的，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与工厂企业实行长期合作；（7）围绕工业的技术改造，科研机构与生产部门实行工程性的联合；（8）通过成果转让，广泛实行市内外的技术和知识的联合；（9）协作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联合创新适用技术。实践证明：科研生产联合体，是实验室向工厂实行技术转移，促进生产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必须加以大力提倡。
广泛进行市内外的科研生产联合，必然会使现有的出口产品提高创汇率，同时也必然会形成新的技术和产品提供外销。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地区联合、科研与工厂企业外贸部门的联合外，还要从外贸的体制、政策上作重大的改革。进一步鼓励科研单位的积极性，使得许多成熟的技术密集的产品，如电子技术、高级化学分析仪器、高能试剂等，进入国际市场。
（摘自仇金泉，陈中浩，顾文兴，施央钧《试析上海工业生产经济效益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不要忽视“引进”国内适用技术
什么叫“适用技术”？我认为它至少有三个涵义：一是适用于解决当前生产的需要。如果对准自己的生产薄弱环节，运用国内先进企业已有的技术经验，目前企业中大量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适用技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是适用于当今的国情省情、厂情。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金少，不可能处处引进，样样进口。而引进国内的“对路”技术经验，一不花外汇，二不费投资，三一般不需基建，可以说是不花钱，花小钱而得大利。适用技术具有实惠性。三是适用于目前的工作基础。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往往需要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相适应，需要一套测试、检验、计算的精密仪器相适应，需要一套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的工作班子相适应，……。而国内的适用技术与现有的工作基础和领导水平相衔接，一般说来，容易上手，便于掌握。也可以说，适用技术富有继承性。
把适用技术普及开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需要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
一、“引进”和“输出”。
根据我国条件，在引进和输出运用技术方面，能否形成三个阶梯：第一阶梯，即我国工业发达地区，一面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迅速加以吸收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先进技术，一方面向全国“输出”先进技术；第二阶梯，即我国一般地区，一面“引进”国内先进技术，一面“输出”本地区内比较先进的技术；第三阶梯，即不发达地区，根据需要，吸收各种适用的先进技术。
二、风格和“补偿”。
引进和输出适用技术，一方面要提倡共产主义风格，发扬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精神，热心支持兄弟企业、部门搞上去，欢迎竞争对手赶上来，克服技术封锁的现象。另方面，也要贯彻社会主义原则，重大的、复杂的技术，需要实行有偿转移。至于创造发明的新技术，应该给予专利加以保护扶植。
三、技术交流和经济联合。
引进和输出适用技术，不能一拥而上，一哄而起，走马看花，大轰大嗡，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为了使引进适用技术的活动有效地经常地开展起来，最好的办法是贯彻互惠互利的原则，走经济联合的道路，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输出单位进行技术援助，解决引进单位的生产关键，实行利润分成；输出单位技术入股，引进单位资产折股，举办联合工厂；以名牌厂为核心，建立跨地区的专业公司或母子工厂式连锁工厂；等等。
四、输出技术和输出人才。
技术和人才的输出经常是联在一起的。工业基地，骨干企业还要负担输出人才的任务。即输出单位派出一定的技术力量，对引进单位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支援，有的放矢解决生产技术问题。退休工人、技术人员是股重要力量，组织起来到兄弟地区进行技术支援，是个好办法。
（摘自沈峻坡《论“引进”国内适用技术》）
评价科学技术效果的一般原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是生产因素的系统的完善过程，即为了使生产的社会经济效果从整体上提高而进行的研究、研制和开发的过程。所以，科学技术的效果是一种综合结果，从而评价科学技术的效果，必须建立在统一的原则基础之上，其中一般的原则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首先把对象作为一个具有组织、结构、功能、联系的系统来进行研究。科学技术领域作为一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合体，也是一个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的联合体。其作用对象并不是某一个生产部门，而是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所以，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变量，单值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变量多值的非线性关系。因而科学技术的效果也是一个多维多层次的系统。
其次，评价效果的系统性原则是指，在一个国家内的某一段时期中，对整个科学技术的总投资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经济效果被当作一个系统来进行研究，而相应地在该时期中的各个阶段对各个部门的投资效果则作为多级子系统来进行考察。由此，对于整体效果和局部效果：整体效果的评价以分析所有子系统（局部效果）的元素间的所有联系，包括正向联系和逆向联系（反馈）为前提；对于最终效果和阶段效果，最终效果并不是各个阶段效果的算术和，而是它们的系统综合。
再次，对效果的评价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如经济效果大多都是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但也有不少效果，如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等很多因素难以用数量来表达，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根据经验统计和整理判断来加以解决。另外，作为完整的系统分析，对于同一认识对象，不仅要进行定量分析，也要进行定性分析，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达到系统评价的最优目的。
二、整体性原则。
对科学技术的投资来源和投资方式虽不同，相应而产生的效果尽管各异，但作为系统，必然有整体性。首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实施社会生产的最高目标：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一点就为从整体上评价科学技术的效果提供了统一的客观标准。
无论效果表现的形式怎样，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等等，凡有利于社会生产最高目标实现的效果可称之为积极效果（直接效果），反之则为消极效果（伴生后果）。
科学技术的同一结果，可能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而带来消极的社会效果；反之，另一结果，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而带来消极的经济效果。因此，从整体上评价科学技术的效果，特别是在计划、设计阶段对科技的效果进行整体预测，对保证最大限度地取得科学技术的积极效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动态性原则。
无论是科学技术系统，还是整个社会系统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时间的函数。所以在评价效果时必须要考虑到被评价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现象都随时间急剧变化的因素。
评价科学技术的效果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一空间”，效果是时 - 空的向量函数，它是一定水平的科学技术与一定社会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在制订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时，必须考虑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与协调，所谓适应、协调，即是同步，既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可脱离一定的时 - 空条件，脱离现实社会经济基础去奢求所谓的“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水平。对于一定形态的社会发展来说，首要的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而是科学技术效果的显著性。
（摘自颜泽贤《论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