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由于评价研究成果片面地注重论文发表的数量，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个人论文发表篇数急剧增长的假象。其手法有三种：一篇论文许多人署名，将长文章化整为零，以及一稿多投。要制止这种倾向只有依靠敏锐的同行评议。
1958年，当年轻的生化学家J. D. 华生*挤上哈佛大学副教授职位时，他的简历表上只有发表了18篇论文的记载。而今天，申请同样职位的人往往已经发表了50篇甚至上百篇论文。这个对比表明，二十年来在学术界出现了“论文膨胀”的事实。尤其是在生物和医学领域，研究人员的论文甚至多达600至700篇。这种变化并非因为创造力的急剧增加，而是人们发表论文的方式改变了。合署（一篇论文许多人签名）的倾向增长了，用同一资料重复写文章的情形也多了，与此同时，论文的长度却缩短了。
《科学》杂志日前同二三十位社会学家，杂志编辑，科学索引编者，统计学家以及冷眼旁观的研究人员谈过话，他们认为这种改变并非总是吉兆。人们宁愿发表四篇短文，而不要一篇长文章，这样化整为零不仅造成文献数量的直线上升，还带来了一大堆问题。有人估计1985年的《医学索引》将要达到一吨重。
要对付文献数量增加是个老问题了，然而目前这种搞法还引起一些新问题，惹出了新的麻烦。就拿合署来说，合作者的名字往往是莫名其妙地添上去的。《血液》杂志的编辑曾接到一位怒气冲冲的研究人员的电话，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他刚看到的一份手稿上去掉，那篇论文的结论他根本不同意，他只不过是同主要作者在电梯上交谈过几分钟。
这种情况当然不多，但是论文膨胀的整个状况已经影响到每个人的著作清单了。实质上，发表论文篇数的可观已经不再意味着研究成果的可观了。由于这种原因，某些社会学家说今天的研究人员已到“出版了还是完蛋**”的地步。管理人员则担心究竟什么才是提升职务的依据。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了复杂的判断研究成果的方法，如引文分析法，但这也是困难的。美国医师学院要求其院务委员申请者写出，在合署的论文中他的贡献占百分之几，这虽然看上去好像行得通，但是精确性也成问题，至少有一次，一篇论文的全体署名者同时提出申请，结果各人的百分数加起来竟然达到300%。
在促使论文膨胀发生的各种因素中，统计数字上最明显的是合署。费城的科学情报研究所为2800种刊物编索引，它指出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已从1967年的1.67上升到1980年的2.58。《天体物理学杂志》合署论文占67%，《癌症研究》高达95%。《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编辑A. Relman认为该刊自创刊以来合署倾向几乎是指数上升，目前平均每篇论文有五名作者。上升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那位编辑指出，各机构合作临床会诊的机会增多，名义上包括了几百个研究人员。跨学科研究中采用的技术由许多实验室分别承担，所以这种领域论文发表也更为频繁。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许多作者中由谁来承担方法和道德上的责任。某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主要论文由四人署名，发表后不久，其中两人参与合署的另一相似的论文出现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其结论却是相反的。处于窘境的另外两位作者则声明与他们无关。国立癌症研究所的R. Gallo认为，合署倾向增长的原因在于，任何人只要分离出细胞株系、无性系或病毒，他就能在几百篇有关的论文上顺顺当当地签上名，Gallo认为这些东西是应该向同事们提供的，谈不上要求作者权的问题。他说至少有五次，研究人员仅仅因为他提供了细胞株系就试图要他在论文上署名，“我猜想那些自动把你的名字写进他论文的人通常也会要求把他们的名字写进你的论文”。
《美国精神病学》编辑E. S. Meyers说，要求把无缘无故签上的名字去掉的情况只在近两年才出现，那为什么起先会把名字署上去呢？Meyers说，一个研究团体可能拆散，留下的小组中的主要作者将会不顾礼节地把原来团体中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上去，然而，当已经离开但也有署名的那些人不赞同以后的研究方向时，麻烦就来了。还有，“有时尽管主管人没有直接参与，也把他的名字写上，借用他的名望，这也是一种很美妙的做法。”
要求去掉名字的事通常发生在手稿尚未付印的阶段，因为根据修改后的出版法，当手稿被接受出版时，每个署名者都要签署一份证明。然而有时这样也不能防止滥用别人名字的争吵以至妨碍出版。《繁殖与不育》1979年9月号发表一篇由16人署名的论文。当年12月，该刊收到一封意味深长的来信，写信者说，“在12个以上的合署者中，也有我的名字，我想通知贵刊，我既没有同该文发生任何关系也不同意该文的结论。”此信在1980年3月号上刊出了，同时发表了上述论文主要作者的答复，复信认为是“出了点差错”。
如果说合署倾向是由统计数字揭示出来的话，那么一稿多投的现象则是通过个人的观察发觉的。Duke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T. D. Durack写了篇关于论文膨胀的文章，他指出：“我们中有许多人因发表了尚在进行中的不成熟研究，成果而感到内疚”，多半是出于职业的压力或害怕被别人抢先，就先来一份中期报告，再来一份总结报告，而二者是难以区分的。他建议编辑部在处理稿件时设置一种新的类型：先接收下来，待研究实际上圆满结束再发表。Gallo说，对论文作些微妙的改动就能使即使是细心的同行也难以发现一稿多投。“约在六年前我们就发现了苗头，今天已有一群投机取巧的家伙用这种办法使自己出了名。等到我们发觉，他们已搞成一场闪电攻势，在不同的地方，通常是有威望的刊物上发表了显然是相同和重复的内容。阻止这种行为的唯一办法只有细致的同行评议”。
—稿多投只有注视一个专门领域的人才能发现，而论文变短是由统计学发现的。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的咨询机构King Research报告说，自1970年来，科学文献的总趋势是论文页数越来越少，特别在生命科学中，论文平均页数仅六页。其原因也是各式各样的。面临信息爆炸的编辑们不断要求作者“挤掉水分”，越来越多的刊物正在承受论页数结算给作者的稿酬业已提高而带来的经济问题，这是促使文章缩短的又一因素。当新的研究技术广为传播之后，论文的方法部分常常被删去或压缩。短文看来处理得更快，优先权考虑总是很快就被注意到。此外，许多刊物在前十年中开辟了一种专登短文的简讯专栏。《血液》杂志从1979年起设了此栏，一位编辑说：“简讯栏受欢迎是没有疑问的，作者们确实希望写短稿子”。
许多编辑说以上因素鼓励了论文的化整为零。当然简短本身显然并不促成这种倾向。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华生和克里克在《自然界》上发表的DNA结构的论文，它激发了一场生物学的革命，但只有短短的一页。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越短不一定越好。《医学索引》的一位编辑说：“这是个大问题，就拿研究几个变量与发病率关系的一项流行病学课题来说，本来只要一篇稍长的论文就行了，结果却是在三家杂志上分别发表了三篇相当短的文章。”这种情况给那些对此准备不足的人造成了特别多的麻烦。加州理工学院的R. Owen正在拟订遗传学课程大纲，他说：“化整为零在这里显然是不适宜的，面对好几篇短文章的学生要费很大劲从中找出有用的东西”。要减缓这种倾向的蔓延再次需要敏锐的同行评议。Meyers说：“好的评议者会说：瞧，这些作者打算把我们本来可以得到的好好一篇文章拆成五篇”。
如何对付这种现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Reiman说：“尽可能婉转些。告诫人家应当如何做同刻板而不讲情理毕竟是大有区别的。如果我发现一篇文章显然是许多小文章的头一篇，就要婉转地征询作者是否可以合并起来。这种事情大约每三个星期发生一次”。
由小文章堆积起来的著作清单已被某些势利的管理人员倒过来为自己服务。Bachrach说，一些新办杂志的编辑为了让自己的刊物收进辑录2600种杂志的《医学索引》，常常拿出自己或编辑部其它成员的若作来加深别人的印象，他说：“我们看到竟有列出600 ~ 700篇之多的。”他说，“但我还是对那些只发表了35篇论文的人们印象更深”。在任何情况下，《医学索引》收不收某种杂志只能取决于那种杂志的内容，而不能去看其编辑们的论文清单。Relman也感到关键是自我介绍要有分寸一些，“我个人的感觉是做出了好成绩的优秀研究者并不需要以过多的论文来宣扬。只要你确实写出了杰出的论文，推动了某些领域向前发展，那人们会知道的，无须你来吹嘘”。但Reiman也承认，在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情况下，就要用很高的技巧来判断研究人员的著作。“你必须了解那些刊物在各自领域里的影响如何，你必须了解各个机构、人物、会议。你应当能很快地剔出那些抄来抄去的非独创的论文。即使对于独创性的论文，也要判别出哪些作者是研究工作的中坚力量，哪些作者不过是相形见绌者，这可是个棘手的事情。”
由于只有少量管理人员才有时间和经验来筛选那些一眼看上去颇有价值的长长的论文清单，问题和失误之多也许就超过了可以接受的程度。最近就有一例，一个来自约旦的25岁的研究人员Alsabi，在简历表上列出了60篇论文。他非法翻印了至少七篇论文，把它们发表在不显眼的刊物上，然而休斯登的Baylor学院一直不知道，差一点接受了他参加神经外科的实习，直到和Alsabi一起工作的另一个研究人员向学院的管理人员报告了他才被揭发。
有些研究人员建议，与其应付论文膨胀，不如采取一些根本措施不让论文数量虚假的增加。Durack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写文章半认真地建议：全国卫生研究院必须把每个研究者每年发表的论文限制在5篇以下，对于5篇以上者，则采用逐篇减少资助的办法来自动控制。另一些观察家不打算用一刀切的命令手段，而是呼吁研究人员作出严格的自我约束。但由于目前种种倾向中研究人员的自我欺骗是个基本因素，所以叫他们约束自己不大可能有什么效果。一位遗传学家说：“优先权问题被用来作为发表许多论文和写短文章的理由，有些人可能相信这种说法，可是害怕被人赶上的情形与其说是普遍的不如说只是个别的例外”。
对某些观察家来说自我约束的做法有些离了谱，他们说论文膨胀也有好的一面，它迫使管理人员和决定职务提升的人透过发表论文的表面，发现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面临充塞在各种刊物中的零碎和多余的论文，实在是一个耗费时光的难题。甚至，这可能也影响到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久前的一个早晨，《科学》编辑部在7点40分打电话给目前负责冷泉港实验室的华生，询问他对于论文膨胀的意见。华生急促地说：“我没有一点时间”，挂上电话之前，他又加了一句：“我的日子太忙了I”说不定他也正在埋头于一大堆杂志中，设法对付这种文献的灾难。
[Science，198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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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生和下文提到的克里克，于1962年共获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 美国学术界素有“不出版，便完蛋”（publish or perish）之说，现在“论文膨胀”了，即使发表著作也没用，所以说“出版了还是完蛋”（publish and per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