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27日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培植大树——中国的科学。由通晓中国问题的记者执笔，着重介绍了近年来的中国科技的变化，并对它的未来作了一些预测。全文共分八个部分，现择其五到八内容的主要部分译出，以供参考。

——译者

五、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苏联科学的力量在于政治能成功地糅合各门科学的力量进行协作，推行其计划的话，那么中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来，中国在基础科学方面最成功的领域要数生化分子的人工合成、牛的胰岛素、酵母丙氨酸t－核糖核酸（t-RNA. ）。这些成果的出现需要许多单位长期的、艰苦的合作。

正像本杂志去年1月报道的那样A-RNA的合成，理应受到重视。这项工作开始于1968年，由于当时科学的混乱，据说在1976年以前只获得了很小的进展。76个核苷酸分子的合成需要化学化合和酶的技术，参加协作的单位属中科院领导的有：上海生化所、上海分子生物和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属教育部的单位有北京大学生物系，还有上海第二试剂厂。取得了概念上的进展；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在于各个协作单位进行了十分复杂、相当完美的合作。（新华社电讯1982.1.20.21）新华社还说，此项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要用化学方法进行基因合成，为医学上的应用提供依据。

中国制度的组织力量还能在其它的领域中得到证实。中国还善于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例如，中国最近出版了重要的地图，表示了国内各种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分布。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地理调查，就需要各个部门非常协调地合作，这就牵涉到地图、地质、土壤、气候、水文，还要掌握各个地区的特点。

但是，这种垂直的、合潮流的、集中的体制，带给中国科学的组织力量，还得为它的弱点，付出代价——呆板和部门间的隔绝，这也是苏联留下的部分遗产。如果没有上级的支持，打算追求特别的目标，或进行部门或部门间的交流，是不可能的。

在基础科学中，中科院各研究院和大学间存在的鸿沟，表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兴趣也大都雷同。其部分原因是现存的人事制度造成的，研究人员毕生只能搞自己分内的事，没有机会从事其他的项目。从大学毕业的一批批毕业生，使这条鸿沟更扩大了。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不存在职业介绍市场，毕业生的分配是依据大学提供给教育部的名额制定，这样，大学就可能把最优秀的学生留在自己的实验室内。因此，虽然中科院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拥有比各大学更多的资金、更好的设备，却反而得不到中国第一流的毕业生。

妨碍交错渗透的另一因素是中国科学是由许多专业化的研究单位组成，人员的固定使研究人员无法与其他领域的工作人员接触（甚至无法接触同一领域的其他实验室人员），这就妨碍了一些边缘学科的发展，如生物工程和环境科学。在大学里，教育与研究的人员编制也是截然分开的，这就造成毕业生缺乏为研究工作所要求的鉴别力，而研究人员也不能充实本行业的基础知识。

或许，这种部门封闭所造成最坏的影响还在于搞重复研究，造成大量的浪费。这种情况在一些一般的领域中特别盛行，由于概念含糊，无明确的目标，所以工作无重点。激光和遥测的应用是两个最好的例证。到处在研究，中科院、大学、各个工业部门，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了不适当的协作。民用和军用的研究之间也同样存有一条巨大的鸿沟。由于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而保密的原则又把军用研究圈了起来，当研究逐渐扩展到钝民用的范围时，民用的研究人员还蒙在鼓里呢！

这些问题对中国来说并不少见；可贵的是，中国目前已意识到这些不足之处，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例如中科院强调科研人员的灵活性鼓励大学教师搞科研，中国科协首要提倡的也是“四个转移”。

不过，还有另一种隐藏的问题，即是中国宁愿用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回避，不愿承认是苏联的影响在起作用。现在，中国正在扩大同西方进行科学上的联系。这扇门如今已坚定地打开了，但被阳光照射进后多少还存在一些尴尬局面。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直被认为是一条主要的错误路线。他们一直认为西方的文化、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造成颓废的原因和有害的。这形成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以个人的名义和外国同行保持联系和交往。当然如果得到官方承认的，就不在此列。

还有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内部的问题。一些干部控制了科学和技术行政领导权。他们中有些人是在“文革”中提升上来的，根本不懂科学，他们和科技人员之间的隔阂产生于“文革”期间，这种现象还将延续很长的时间，产生内耗。

六、革命的遗产

科技人员的质量和调度，也是一个问题，同样也是“文革”造成的。在当时，许多有资历的研究人员被调离本职，调到那些完全不相干、不称职的应用工作上去。迄今重新安置和鉴别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新的大学毕业生也有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安排的。

同时，科学机构（院校）中的许多职位被一些非生产性的、不懂行的人员占据着，这些人是在“文革”期间出于政治需要而被提拔的。例如在中国的大学里，职员与学生人数的比例为1：3。此外，称职的科研人员也得不到同样的鼓励去从事像西方同行们一样的创造（在西方，学者所得到的，一则是物质上的；另则是荣誉）。他们仍然被要求不要出人头地；只有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才称得上英雄。当然，中国科委已恢复了科研成果奖（这在“文革”前就已建立）。此外，现在还有些人提倡各实验室之间开展竞赛，可他们却从不考虑其经济效益；也不阻止传播不成熟的结果。

综上观之，也许最重要的还是社会学问题，即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很多科学家的收入要比许多工厂工人的收入低20%；而工人所获得的奖金还可把他们的收入翻一番。现在强调要给知识分子较好的物质待遇，可能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的弊病，即如果仍按过去样那做，其所造成h差异，无疑会使新的有才干的人脱离科学。

七、展望

有些问题令人泄气，但也不该夸大。对中国的科学来说，或许更重要的还是地缘和物质上的障碍。在很多领域内的交流是差劲的，甚至一些最有声望的实验室也得不到像西方实验室里的二流设备，特别是计算的设备和技能。尽管如此，中国科研领域中盛行的乐观和热烈的气氛，证明了在过去五年中，它已开始进步。通过广泛的辩论，认清了大部分关键的问题，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时用的是灵活的手段和一些常常引起争论的措施。已经意识到迅速转变和扩大科学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到中国大学访问过的学者，对大学内的教育和科研的质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感到这两者比十年前更为统一了；他们也看到了学校中的积极和勤勉的学习气氛，但也认为光用一些简陋的实验设备是达不到目标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例如印度的某些优秀科学中心起码都有扎实的科学基础，这是令人羡慕的。

中国科学上新实用主义的典型，是把无名的城市合肥作为基础研究的地区。合肥是安徽省的省会、1949年前，它只是一个小村庄，现在约有人口50万，尽管它的农业相对来说比较繁荣，近来还发展了一些地方轻工业，但它的工业基础和交通与中国东部沿海相比，是弱的，还没有很好地发展。“文革”时作了一项分散科学的决定（当时有争论），以防苏联的攻击，把科学分散到群众中去，合肥就这样作为中国科技大学最理想的地点了。中国科大就从北京搬来了，另一些重要的研究所也迁来，还成立了些新的，包括搞核聚变的现在的中科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

现已承认这项政策的缺陷，但合肥的科学设施已被建立，要把各个单位迁回原处，已行不通了。

与此相反，合肥的基础科学正在繁荣。研究院设在离市20英里的一个独立的地点，正在扩充，得到重新配备。虽然原来的聚变计划已下马，但等离子物理研究所正建造一个较小的托卡马克，并带有讲求实效的车间。另外还在建造一个新的固体物理研究所。这儿建设的目标是“科学基地区”，建成一个能自给自足的优秀中心，从设备到人才等方面，都超过其他的研究单位。

八、人才培养

或许合肥最受人注目的大学是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大直属中科院领导，中国科大向年轻学者提供了更好的设备，更富想象力的气氛，它是中国科学杰出人才成功的摇篮。1982年，李政道博士从中国挑选了100名物理毕业生去美国深造，其中22名来自中国科大，他们名列前茅，第二、第三和第五均为其获得。去年，66%的中国科大毕业生为获得研究生名额，通过了国家考试。这个数字是远远高于高教部制定的20%的比例。这个数字，若不通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是难以得到的。而中国科大无保守思想的人对此却并不满足。近来他们又成立了少年科技班，招收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十一岁的神童，不管怎样，中国科大标新立异的做法，正在使它成为一所中国最重要的学府。

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科学还是十分不发达的。中国声称的“四个现代化”，照此情况还不能预测。关键所在取决于基础科学将占多大的比例，科学家在其间将起到什么作用。“文革”时那种找各种借口以反对最优秀、最卓越的人才，现在说起来已成为笑柄。过去是担忧“树大必招风”，如今，科学中的个人创造性已受到奖励（尽管还有所节制），而不是污蔑了。在合肥，这棵大树又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