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 · 西蒙（Herbert Simon）是美国知名学者，1916年生于伊利诺斯州。在信息爆炸的当代，他的博学多才是罕见的。他于1936年获文学学士、194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伊利诺斯理工学院政治学及社会科学系主任、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系主任、卡内基工业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于1968 ~ 1972兼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1952 ~ 1976兼任兰德公司顾问，现任卡内基 - 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心理学教授。他197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75年获全美计算机协会颁发的计算机图灵奖，1969年获全美心理学会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58年获美国某管理学院颁发的管理者奖。1980年他曾来华讲学并应聘任天津大学名誉教授。本文着重介绍了西蒙在经济学方面的一些新颖独到的观点，译时仅删去了过于冗杂的个别段落。文中有些阐述存在错误和偏颇，相信读者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做出正确的分析。

——译者

大多数孩童觉得成人的行为是不合逻辑的。赫伯特 · 西蒙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是围绕这个童稚的思想展开的。他成长在米尔温克（Milwankee）城，曾是一个具有激烈争论传统的德国犹太人家庭里最小的一个成员。他的祖母，一个具有特殊天赋的争论挑动者，经常让忠实的听众赫伯特来仲裁谁对谁究竟说过什么。12岁的西蒙已经意识到，即使最清醒的成人也常常对同一个论题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不论那一种看法都不能使对方稍稍改变一下立场。“人们的见解是无法用逻辑这个武器改变的，”他在自传中曾这样写道。

50年后，西蒙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他创立了所谓“理性有限论”（Theory of “bounded rationality”），这是一个描述在令人困惑的复杂性天地里人怎样将事情弄得一团糟的婉转术语。理性有限论断言人的行为不能完全为逻辑所决定，从而向20世纪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提出了挑战。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竟然还编写了计算机程序来证明这个理论。他的成果逐渐改变了人们处理和考虑商务的方式。

行为准则这个简洁概念对科学家具有很大的感染力，但西蒙认为它毫无意义。常规逻辑加上一些使之联系在一起的法则构成的孤立的封闭体系无法解释人们那些不合常规的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人认为西蒙自己就像一台计算机，像一个根据不受干扰的逻辑和无保留的理性运转的机器人。耶鲁大学安娜 · 伯丽斯（Alan Perlis）说：“他没有癖好，为了工作总是无情地抵制消遣和娱乐。西蒙是我所遇见的最富于理性的人。”但是，西蒙却指出：“当人们指责我太刻板地富于理性和逻辑时，我感到有点好笑。当我描述人类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时，演绎逻辑只占据了极小的地位。”一旦论及人的行为，“逻辑这个词的含义无论如何是模糊的。”这是因为，这时什么叫符合逻辑并不总是清楚的。人有时会犯愚蠢的错误，有时又会不知不觉地独辟捷径，而创造这类捷径的混乱的常规逻辑方法也许要花上几年才能澄清。

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他认为“理性并不能完全决定行为”，断言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还有二个：一是人类天性中情绪支配理性的顽劣倾向，二是创造违反常规逻辑的捷径的倾向。西蒙指出，具有二种倾向都是由于个人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瑞典科学院在1947年刊印的《决策行为》—书中夸赞这项研究工作戏剧性地推动了商业经济与组织学的发展。

从那以后，西蒙的论断一直富于挑战性。它不仅震撼了将行为的动机归结为无法确定的下意识而拒绝加以解释的心理学家、也震撼了涉及人时不顾个性地构造封闭体系的经济学家。很明显，西蒙将个体看作是群体行为的关键。

1949年，西蒙到匹茨堡的卡内基 - 梅隆大学帮助创立工业管理研究院。他和同事们在这儿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为科学研究。他们的一项成果是发现人们与传统的经济学模式格格不入。

“经济学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使用的流行模式描述说，当一个人在一大堆选择面前择取最佳方案时，如果他应用了一套强有力的价值准则一经济学家称之为功效原则，就会做出理智的行为”，西蒙的这个看法不仅在办公室里谈过，也隐藏在他的著作、文件和成堆的文章之中。真实的情形是这样：西蒙曾经让一家公司的23位职员阅读一份假想公司的历史，然后请他们确定此公司最关键的问题何在。管销售的说是销售，经理则认为是生产过程，而总会计师断定问题在于账目管理。其实，假如面前有多于半打的选择，一个人是无法做出“最佳”决策的，这是由于在1、2分钟内一个人只能同时记住5至7个事实。传统经济学对职员分析能力的假定是根本不现实的。

“传统的理性模式认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虚构的简单世界里的超人”，西蒙认为，“而理性有限论则看到了缘于人们心理的行为局限一面对复杂时将问题大为简化。”人们通过创立令自己满意的准则来简化问题的解决方法，使得问题的解决即使不是最佳，起码也是令自己足够满意的。西蒙称此方式为“满意准则”。在西蒙的模式中，大多数商务者并不拼命挤出每一美元的利润。他们通常喜欢从利润中拿出一个适当的份额反过来作为投资并保持住一个合理的市场分配。

满意准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忙碌的、拥有成百条领带的职员总是匆忙抓过他看到的第一条似乎与上衣相配的领带，而不专心、理智地考察了每一条后再做决定。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个拥有相当利润的企业并不急于抓住每一个新的机会。

批评者认为，不管怎样西蒙的理论对经济预测和国家策略贡献甚少。甚至有些支持者也认为，理性有限论不过是经济学方面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而已，不是一组具有预言力量的法则。密区根大学的政治学家劳伦斯 · 摩尔（Lawrence Morh）在他1982年出版的《决策行为解析》—书中就指出：“理性有限论肯定对人的行为有强有力的论述，但它究竟描述的是那一种行为却并不怎样清晰。”

西蒙是在经济学家面临着——目前仍然面临着——令人烦恼、混混沌沌的棘手局面时获得诺贝尔奖的。从所超“投资可靠性确定”（investment confidence）到“通货膨胀观点”，经济学体系一直随着公众的感觉和想法在变化。而公众——包括经济学家本身——的感觉和想法，早已被证明是不可预测的。试问，有那—种理性模式可以合理地说明在一连串的政治决策中采取的权宜之计？一个又一个经济思想体系在崩溃，但决策者仍在不断创造大致符合自己目的的充当权宜之计的法则。这些法则尽管没有一个完全令人满意，却都是令自己相当满意的。

西蒙指出：“除非比目前的经济学家更乐于对人性进行直接的行为研究，我们的国家政策是难以为人接受的。这些经济学家们总是和公众保持善一段距离，把望远镜颠倒过来观察他们。这些人总喜欢使用诸如‘全美人均收益’之类粗略的统计值。这很好。但是他们的这个‘人均收益’并不等于我自己的收益。国家每季度都要统计这个或那个数据，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公众在想什么。”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斯尼 · 尼恩迪弗（Wassily Leontief）赞同这个观点。他仔细检查了近二年出版的一本44页的讨论“理性预测”（retional expetation）——一种使商业事务处理理智地适应国家政策的理论——的书。他发现，其中只有二页直接谈及商务人员。他曾出示书中被方程式挤得满满的一页，说：“在这儿，没有任何数学错误。但它们却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儿没有事实。”

西蒙对可感知事实的强调影响了现在的一本畅销书《对卓越之处的探索：美国经营最良好公司的经验教训》。该书的作者，斯坦福商业学校的汤姆斯彼特斯（Thomas Peters）和罗伯特 · 沃特曼（Robert Wuterman）指出，传统的管理哲学被“忽视卓越公司不断改进的真正源泉这样一种纯理性倾向”所局限。他们说，大多数经营良好的公司却死死抓住这种源泉。例如，数字设备公司和爱默森电子公司放弃了追求庞大发展计划的经济观点，宁愿选择那些其中的职员不至于在过量的信息面前束手无策的小企业。3M公司撤销了一些工作僵化的部门，“允许某些混乱存在以换取快速的反应和系统的实验。”王安公司则回避了煞费苦心的市场预测，用源源不断的新产品组成密集的火网以迅速获取用户的信息反饿。这些公司从难以预测的雇员和用户身上一点点汲取了创造潜力。彼特斯和沃特曼说：“凡是我们理智的经济学家朋友告诫我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卓越的公司却已经在相当习惯地做了。”

《对卓越之处的探索》这本书第一次试图向美国的管理者灌输西蒙的思想。但不管怎样，它并未勾画出一个完整的蓝图。理性有限理论必然要容许创造、别出心裁和错误，总之一切无法预料的东西。事实上，西蒙认为当时正在风靡的经济模式对作为个体的企业来说简直毫无作用。企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发展途径以消除惰性，避免滑向官僚主义。一条途径是容许人们不受约束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另一条是让劳动者不断变换自己的工作内容，还有一条是大大减少管理体系的层次，建立一种灵活的横向体系。

在卡内基 - 梅隆大学，西蒙完成了他的大部分学说。在那儿，他获得了广泛的信赖，同时教授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他自由地出入各个系，但绝不是在随便串门，走到那儿，他就用那儿的规范语言讨论问题，不论涉及的是牛顿力学、化学、技术发明、科学哲学，还是商业经济学、认识心理学、人工智能。西蒙在卡内基 - 梅隆的计算机科学同事爱伦 · 纽威尔（Allen Newell）说，“我认为，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像西蒙那样，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做出如此众多的好文章。”

西蒙最近的兴趣是设计“培根程序”，打算用来模拟人类发现自然法则的过程。他的合作者是卡内基机器人研究所的巴区克 · 朗格利（Patrick Langly）。这个程序是用伊丽莎白时代的天才弗朗西斯 · 培根爵士的名字命名的。西蒙十分推崇培根的归纳法。文艺复兴时期生活在英格兰的培根简直和赫伯特 · 西像是一个模子：培根曾被人指责说在文章里“什么都论”，西像也一样。

在66岁的今天，他将怎样在公众的期望中演好自己的人生最后一幕呢？和培根一样，他是一个致力于提高人们智能水平的传教士，或者就像有些人所说：用毕生精力探索理性的根末。他以高度的理性洞悉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流行的人类理性模式总是要求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实际能力，这本身实际上就是利己主义的一个贴切的定义。这个理论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在目前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的所有能力是不可能的，无论从人性方面还是从数学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西蒙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说：“假如要我确定那个问题最有意思的话，我会选中人类进行任何‘零和’游戏的惊人能力。所谓零和游戏是指那种必有一胜一负的博弈：‘我赢了，你就输了。’我们评价自己生活是好是坏的唯一方法是与他人比较。如果不与其他更富裕的美国人比较，大多数美国人还会觉得自己不够富裕吗？”

在几乎吞没他办公室的纸堆当中，西蒙打着手势说：“我的日程表总是很长很长。你都看见了，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还有许多课题堆在那儿。只有当我来灵感之后，才去处理它们。有些渐渐解决了，有些还没有。”

[Science，1983年4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