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罗伯特·科恩是当代美国的著名科学哲学家，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由他领衔主编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从1963年出版第1卷开始，到现在已满70卷。这套书大体上代表了当今世界科学哲学的主要潮流。其中1980年出版的《科学发现：案例研究》和《科学发现、逻辑与合理性》姊妹卷曾被誉为十九世纪惠威尔的《归纳科学历史》和《归纳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再现。

科恩教授是美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整个科学的学者之一。他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广泛分析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的作用，特别是语言和逻辑思维的作用。由此他高度评价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并给予皮尔斯、马赫、赖欣巴赫、杜威、纽拉特等思想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以资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科恩在1964年国际科技大会所作题为《科学和伦理学》的影响广泛的演说中，曾系统阐述过科学理性同人类自由的内在联系。本文继续了对同一主题的分析，即科学作为人类有目的的、自觉的生活方芦，不能不受到政治和哲学的作用，从而也不能不服从于某种超越于科学之上的对人类自由和社会民主的追求。科恩的这些探索，不失为现时代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本文译自《纪念伊姆雷·拉卡托斯论文集》（《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第39卷，1976年）第79 ~ 86页。原文是作者在第五届国际“科学和社会”大会（1973）上的演说的浓缩。罗伯特·科恩教授目前正在我国访问讲学，他的观点引起了我国听众的广泛兴趣。谨以此文提供读者参考。

Ⅰ

（1）其理可用于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正像虚假信念和幻想一样。因而追求真理也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功能，正像隐瞒真理一样。这就把意识形态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一切希望、行动和制度。凡是为一定利益服务的东西，除了其他各方面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方面。不仅占星学是这样，天文学也是这样，不仅Kitsch是这样，肖斯塔柯维奇也是这样。不仅宗教是这样，理性主义的无神论也是这样。不仅教条是这样，自由思想也是这样。基督教信仰最早的主张之一就是：其理可以使信徒们自由；对十八世纪精神的支持，不仅来自通过科学真理得出的自由信念，也来自通过政治变革得来的自由信念。其理在这里充当了自由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它可以充当，或者说人们要求它充当。

（2）把科学完全等同于对真理的探求，任何时候都显得太过强烈了，即使对于绝大多数献身科学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有些人本来拒斥传统教义，认为思辨形而上学不值得信赖，没有说服力，也缺乏清晰而有用的意义，却也往往转而把科学当作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的指导。最典型的是，他们坦率地批评宗教，但又高度评价那些研究工作者——他们借助于社会学以至心理学等科学理论去解释各种不同宗教的社会事实和信仰。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了古代神话宇宙学和古典哲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可望取代对人和社会的神话观念。因此，在现阶段，科学似乎可提供一切人们所能获知的真理中的最重要部分。它们总是不完备的，但这一缺点又是变化发展以及修正错误的发端。不完备性恰好可以激发更多的变化发展，从而避免更彻底的中断。或者说，不完备性可通过社会学的、哲学的（以及技术的）批评而发现，从而刺激崭新的思想和实践。但是最典型的是，在技术和理性的独立的历史发展中，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科学既可以等同于技术实践，也可以等同于抽象理性。的确，可以把现代科学理解为先进技艺同几何化的新动态数学的融合。

（3）为什么科学对好人和坏人都有吸引力呢？因为科学可以帮助他们制造、行动和进行改造活动，最基本的是改造自然环境，但很快地也同时改造另一个人类社会环境。科学上已知的真理，其标志是通过这样一些审慎的行动，不管是实践的还是“纯粹”的行动而确立起来。科学并不一定同古代智慧、宗教期望或者关于人的哲学理论相矛盾，科学以它那单靠技术也毕竟提供不出的力量，对这些宗教和哲学作出了补充。不错，在伟大的中国、印度、非洲和伊斯兰文明中，在发展到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为止的传统欧洲文明中，技术都曾经获得辉煌的成就，但也未能提供这种力量。

无论是哲学（撇开它的最抽象的逻辑力量不谈），无论是神秘的自然宗教和数字神秘主义，都不能做出科学终于使之成为可能的事。科学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把关于人的哲学从单纯的哲学变成了实践。这一成就本身还不是现实，还只是可能，问题依然存在：科学超越了哲学吗？既然物理学取代了思辨的自然哲学，化学取代了神秘的炼金术，实验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顶替了非科学的灵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现代科学已普遍地代替了哲学呢？

的确，哲学从一个时期到另一时期、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足以说明人们的价值和世界观的变化。虽然哲学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偏爱和期望而相对化，但也可以由于它在历史中所处地位而表现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相对主义，也即对于各种观点、道德、希望、恐惧连同对世界的协调观念的社会 - 文化相对主义。对实在的不同看法来自不同的社会地位。还不清楚的是，不同的世界观念究竟是否都可以看作知识，哪怕是局部知识。但即使纯粹哲学是复杂的和逻辑上自洽的，内在构成的和辩证发展的，它也未能提供任何改造自然的有效工具。对于自然界，按照传统，哲学只能借助于从社会结构和技术实践中引申出来的隐喻把自己的概念投射于自然界。对于人性，哲学摇摆于初始科学与简单的反思论证之间：前者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后者要么是关于统治和服从的现存关系，要么是关于现有变革要求的反思论证。

但是超越于因投射的局部性以及意识形态教导所带来的局限，哲学家又一再复归到这一真正人性的理想：获知理性是什么，合理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在社会中如何确立人们之间的合理关系，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方式的话。这种努力一再出现，就提出一个问题：哲学探讨是怎样从说明和研究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转向探索无自我的无阶级的全人类利益呢？是什么引起了这样一种自我批判呢？这一物种利益在什么条件下占了统治地位呢？

（4）要知道什么是理性的，也就要认清什么是非理性的，哲学家作为理性批评家，具有一种与那种作为特殊集团利益发言人的哲学家大不相同的社会功能。既然合理性概念也有自己的历史，那么，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理性的东西，可能并不适合于另一个时代。但是在社会进程中自我损害甚至自相矛盾的东西（正如一个人行为中自我扭曲甚至神经衰弱的东西一样），将由于区分不同政治文化时期而被理解为非理性的。于是，科学同哲学之间的生产性链环是由二者对理性主义的共同信念所提供的，这种理性主义意味着真正的潜能，因而也意味着一种现实可能性：从目前观察到的严酷事实变为新的同样自然的而在人性方面可能更加完美的事实。在科学同哲学之间有各种不同的链环，但这一生产性链环却是名副其实的：由希望提供可能性，用技艺进行判断。科学比技术走得更远，是在概括方面，这是超出于任何特殊或任何“典型的”具体的局部实在以上的。科学作为一个整体，从这种普遍性方面理解，正像它不同于哲学一样地不同于技术。传统技术建立在通过试错法和经验臆测所得出的实际成功的基础之上，而科学则超越于日常知觉之上，甚至也超越于工匠们最精致的技术知识之上，科学运用它那假想思维的精神力量（不管有没有实验），由人类在已知自然界中找出现实的潜能并作出选择。由此，科学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本来是用以前的技术以高昂代价获致改造自然客体的客观物质力量，现在却被提高到不仅改造特殊客体，而且改造整个自然界的新的水平上来。有目的的行动永远都是人类所特有的，但是在这个科学和工业的时代，这个地理探测和理论创造的时代，人的这些行动更加深思熟虑和自觉自愿了，成了在各种客观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行动。科学既改造自然界，又保持客观性。在这里，客观就是忠实于自然界的物质特征，这个自然界在客观普遍规律范围内不断改变着形式和结构。这就是现代科学，一种对待自然界的崭新的先进的生活方式，一种对待新的物质、过程、行为、动物、植物——即对待人类新环境的生活方式。

（5）在以前，技术表明人同自然的历史地变化着的关系。同样，技术上的劳动分工导致了社会生活方面的阶级分化，至少在基本轮廓方面是这样。现在，经过差不多两个世纪科学同技术愈来愈密切的相互支持，正是科学导致了，而且现已实际存在的现代“工业人”同自然界的不同关系。但是科学也变了。尽管科学仍然自觉地致力于学习自然过程，它仍然是认知的、好奇的同时也是实践的，但是科学已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一种二十世纪机械化的、富有活力的晚期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如经济史家所证明的，正是现代工业大大扩大了科学的用途，使科学出现了实践方面和想象方面的双重存在。人们一直指望哲学发挥两种功能：宣传的功能，可教育人们并整理现有情况，以及预言的功能，以揭示隐蔽的东西并推动可能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科学能不能比哲学更好地发挥这两种社会功能呢？

Ⅱ

（6）简言之，科学由于社会因素而被局限在某几个方面，部分被约束，部分被集中起来，部分被歪曲了。可以肯定，它也可以从社会中解放出来，有可能获得部分的自主性。同样简单而肯定的是，由社会外加上去的约束和自由也是一直存在的，从古典时代直到伽利略、莱布尼茨、赫姆番兹、玻尔的时代。科学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的历史，它涉及所进攻的问题、工具、技术和仪器、隐喻和符号、解释准则，也涉及进行检验、核实、否定或证实的有目的活动的专业。但它的社会史起源以及连续的社会支持，却不一定非要我们相信科学的真理性等于科学的有用性不可。在一些寻求真理的文化事业中，要是没有科学，就必须把对于一个判断的真理性检验从实际上（以及从理论上）同它对于人的目标是否重要的价值检验区别开来。如果我们说科学属于意识形态，那并不是因为科学判断存心欺骗或本质上就是骗人的，只是说科学除了单单服务于真理之外，还为权力和利益服务，这也同样并不总是存心如此。由科学确立的真理服务于一定的目标，科学方法也是为了确立自然界的真理而提出的，自从欧洲封建时期以来目标一直都是控制自然界，以便不把自然秩序当作一种超级工具，而当作一种马克思所谓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代谢的有机器官。这一新的代谢系统究竟是不是成功，还大成问题，但是人在自然界中这一新的地位却似乎是这个科学时代所特有的，因为它创造了某种新的“为了人的自然界”。

（7）不管由科学获致的特定真理是否实际上对人类有用，这都是一个经验探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判断的问题，而且这一用途将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不仅仅是一个任何给定真理是否有用的问题，因为在单纯的有用性之外，还有人类的约束和解放的问题。自然界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具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可能性。个体生命得到仁慈的实现，同人们所了解的人的本性和自然本性是一致的；但某些个体伴随着对他人压制性的罪恶贬值而来的虐待狂的满足，也同样是这样。说其理本质上是解放的，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半真理。即使掌握自然规律，也不能保证有力量满足人类的每一目标。即使掌握也不是完全掌握。恩格斯在一个世纪以前曾写道：“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8）这还不是全部。通过科学与现代技术的协作而控制自然界，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控制，只是少数人控制。从日常生活的特定处境作出的判断来看，个人只是在严格限定的环境中获得统治自然界的途径，而他们自己又是主要由财产关系和行政权力的权威结构所决定的。利用精通技术或者通过把科学研究转向自己关心的问题上来作出决策，都不是一般个人作出的，事实上个人似乎比自觉力量或实际的能手更易于成为牺牲品，最多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正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做的那样，基督教神学家C. S. 刘易斯得出结论说：“我们所谓人统治自然的力量，结果转化为某些人以自然作为工具而统治另一些人所发挥的力量。”为了人的自然界从代谢的有机隐喻转化为工具的工艺和武器隐喻；因此毫不奇怪，科学的批评者要轻蔑地谈论“工具理性”。

总的说来，科学是权力的奴仆，是现代社会支配力量的精神文化固有部分，并在上层结构与基础二者之中结合于生产设备内，如同它也存在于认知与工具二者之中一样。科学既然是权力的一个方面，也必然要受到权力的判定。当权力中人需要科学时，他们就会提倡科学；当他们需要一部分真理时，他们就会提倡不完备的科学；需要自我欺骗，就提倡伪科学；需要欺骗别人，就提倡操作社会心理科学的半真理。当科学结构为不同的利害和阶级所分裂，科学探究也会大不一样。如果联系到人们的不同利益，科学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革命的。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产物，不是以前社会的产物，正像工厂工人一样。文学艺术中蕴藏了没有阶级性的真理，在科学成就中也有类似情况。科学加倍地是这样；首先，科学提倡者和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都一样，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其次科学发现的立场是全人类的，也即潜在地无阶级性。从长远看，这二者可能构成这样一种可爱的前景，即没有严格的人种或经济阶级作用区别的全人类民主社会。但是在目前即使谈到这一点也是空想，甚至于是欺骗。因此民主前景也属于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兴趣却不完全是有害的，即使这种空想精神在当前实际斗争中也可能具有减弱自觉性的实际后果。

（9）科学以它的巨大的实际效果，它的理论危机和惊人的认识成就，在一个领域跟着另一个领域中取得胜利。但是这个世纪的总危机是属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不是科学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科学只是某些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明显作用的因素之一。除了物资、技巧、机器以外，这个世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科学成就的财富为其他生产力所包围并淹没，因为它的应用同人类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也完全不能肯定科学家自己能够找到这种不协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除非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利益，或者发现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自觉性。更有可能，严峻的科学自我觉醒同确定的意识形态奴役之间的竞争，将继续伴同着对真心关切的东西的自由表达，例如C. P. 斯诺在《两种文化》中那种令人尊敬的内疚；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分配，将由这种已确立的秩序所支配。改变这种分配只能随着改变这种已确立的秩序而实现。

我们的科学文明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与其说在于错误与流言，远不如说更在于：它对极端重要问题模棱两可，同时对实践所指示和规定的事物却清晰明确。科学之内的意识形态是“在科学对它闭起眼睛的时候出现的”（Horkheimer，1931）。科学眼睛对它基本上闭了起来的人类真理，可能像迄今为止的自然界其余部分一样，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人类即使作为唯一具有定性历史的物种随着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不断变化，却也像一切其他物种一样，也理所当然是一种研究对象。但是科学在力求了解它为什么未能完善地应用于个体生命的解放时，仍然深受其历史根源和现代大师之害。科学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控制自然界，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要素。但又必须由哲学和政治，也即由内省、行动和变化来控制这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