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三个内容。第一，集中谈科学的发展。我主要介绍西方科学，尤其是在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所的工作情况，检验科技人员走过的道路，分析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第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寻找一些工业化如何发展的因素，它们对科学发展的反作用，各级政府对科学研究怎样资助等等。第三，是预测。即我们进行的预测工作部分。

首先简单地谈谈背景问题，一个国家制定怎样的政策与科学发展关系重大。应用科研与基础科研各占多大比重？选择什么标准尺度？行政上如何控制？开放程度掌握到怎样？与国外如何有效地联系？……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里，有几个因素要顾及到，第一是现在科学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给人一种赶上去的紧迫感。第二是科学发展与工业的相关性。就是说，要找一下与工业相关的因素。第三是由于我们资源有限，通过分工，要制定出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同的国家科技政策不同，制定的方案也就不同。怎样实现？怎样达到既定的目标？对科学发展同工业与政府之间如何协调好关系，各国均有不同的做法。

刚才，我简单地讲了一下背景问题。我以为，关键是如何找到最有效的、最可能成功的基础研究项目，从而决定投资的方向。众所周知，新的思想、知识是产生新技术的基因此，缩短知识产生到转化为商品的时间，找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基础项目，就要作出准确的预测。目前，怎样尽快地找到短期见效的项目，已是工业化国家相当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为一来资源有限，二来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不同的基础研究势必关系到工业的发展。现在，信息、生物工程、微机方面的研究蓬蓬勃勃，新兴科学依赖于工业的发展。知识人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基础研究提的要求愈高，各国就愈重视高、精、尖人才，就愈重视大学与工业基础的联系。我们已经改变了单纯埋头研究的偏向，正朝着知识技术更快地商品化发展。要使政府的投资收效大，就必须建立大学与企业之间的有效转让体系。我敢说，今后哪个国家在这方面干得出色，所获得的经济效益必定很大。

前面提到了战略研究，我想着重谈谈它的定义，战略研究是基础研究的分支，不过，它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在今天下午要将四个国家作比较，我曾经在那儿工作过，战略研究的定义是：一种能够成为今后解决问题基础的研究*。现在战略研究主要是在大学、政府研究室中进行。目前，关于战略研究的概念还不尽相同，我认为这不过是字眼的选择罢了，有人认为基础研究是纯粹知识性的探索，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外在联系，即它的潜在的社会效益也不可少。

这里还有二个主要问题。一是纯粹出于好奇，对知识的追求能促使转为战略研究。政府在资助大学研究中起多大的作用？科学研究自力更生的程度有多大？二是政府的作用方面，基础研究尤其是战略研究的周期长，代价大，担的风险也大，而且一旦搞出后，又很难加以保护。这就要政府方面承担风险，采取措施。接下来向大家介绍英国科学政策研究所干了些什么？据我所知，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科技发展作出估价；二是追溯科学发展的渊源在卿里，同时还要向前看找到法、美、日各国正研究什么，怎样的知识技术在近期间可打入市场，发挥经济作用；三是预测各国科技的发展以及对经济市场的反作用。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着各方面的研究，但集中到一点：研究技术革新的过程，技术革新是如何出现的？过去，人们认为可以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研究、开发、生产……的过程，并称之为“科学促进模式”。近几年，又出现了“市场推动模式”，提出是由于市场的需求而出现了技术革新。现在认识到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单用一条曲线、一种模式就可以简单明了地表示这个进程。实际上，是螺旋、跳跃式地发展着，远为复杂得多，也正由于这种复杂性，给预测工作带来了相应的困难。

现在再谈谈这个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工作。他们着重对英美过去的论文作分析，还将过去的研究进行分类：一类是与科学有关，纯兴趣、学科性的；另—类是与任务有关，工业上是如何加快生产的，如研究军事武器、民用设备等。五十年代时和近期不同，现在有的研究本身周期就长，他们还将研究分为具有决定意义（即：如果没有这个事件的话，整个科学进程就会迟缓几年，可能要停滞几年，这称为转折意义事件）和非决定性意义事件。通过这些分析、分类，他们知道了，科学发展需要不同领域的知识，科学研究是一种综合性发展的研究。有的学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人员相互的交流机会频繁，研究所人员对不同研究时期作了综合分析，找到20个因素，鉴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仅介绍其中6个：

在大多数具有革新意义发展因素中，有六个较为重要：一是机会；二是市场要求的突破；三是良好的信息交流基础；四是工作人员旺盛的事业心、强烈的竞争性；五是有效利用各种信息；六是有效地经常地分析研究各类科技杂志，定期地与外界交流。

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技术革新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有科学本身发展的推动，有市场需要的促使。诚然，一项革新要成功，工业化国家需要支持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技术革新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成果，依赖于科学的依据。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尽管地大物博，但资源毕竟有限。因此，人民的实际需要也非考虑到不可。

我们还认识到，科学预测中难以预料到那种突发性的，急剧的科学成果，但还是可以从零零碎碎、小规模的预兆中综合分析，加以估计。比如，科学家研究的方面均接近某一点，即可据此作预测，就能创造条件，就能加以控制。总之，大规模的、突发的科学发展难以预计，但小规模的、零星的科学发展还是可以估计的。那么，政府在这方面又能做些什么呢？建立各种体系，监视科学发展的进程，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注意其他领域里的发展动态，如社会方面、材料方面（许多科学的突发进展与材料的突破有关）、工业方面的需求……。但人们也忧虑，政府监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主要看工业上做什么研究，将之与大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找到总的趋势，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不否认，从各自角度看各个研究方面都有缺陷，有局限性，但结合起来就比较好，技术发展是相当复杂的，应该对什么作预测，政府在其中又要做些什么，都是值得探讨的事，科学家和政府的目标要一致，都要提高经济效益，但又不要让政府干预过多。我们也正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四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预测方面有许多成绩，在此不一一介绍，仅将综合的情况谈谈。首先谈谈不同层次的活动，导致成功失败的一些因素。

先谈谈国家一级的预测工作情况。比如日本，几年前根本不搞国家一级的预测，西德也很少开展这方面工作，多半依赖某些专家的个人意见。美国、法国则对长期预测比较重视。它们主要开展实地的调查活动。起初，也不过是找管理人员开会谈谈对将来工厂发展的做法、意见，只是开开会而已，价值不大，但也促进了工厂管理头头更多地考虑一些将来问题。这样的调查不注意科技发展与潜在能力的了解，比较空泛，当然也就不能找到有效的办法。在新兴工业中，这种调查的价值就更低了。因为太依赖于管理人员的主观看法，科学分析成分少，科学家参加少。最近，法国对此作了很大的改革。国家科学发展基金会成立了预测小组，邀请大学教授参加，预测中注重科学发展，内在与外在的价值。同时，法国还着手建立一个用于长期建设的数据库。单单研究市场需要，单单依靠专家的意见，都不够，要综合二方面的意见，要让多领域的科学家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才能作出成功的预测。

再看看政府部门干了些什么？他们有各种方法。一种是实地调查，找人开会，设法用新的方法了解。还有深入到公司去调查。美国在此方面干得较为成功。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派人去各公司逐一调查了解。还有一种方法是进行合同预测，即与某个单位签订合同，由那个单位里的人直接去做预测。但由于他们对预测工作的程序不太了解，工作起来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合同预测还不大成功。而在日本、法国对此较为重视。预测人员与决策人员结合起来共同工作，成立有这二方面人员参加的预测中心。比如在法国，高级的科研人员结合起来所获得的信息与有威望人士的意见相融合，提供给政府，就形成有权威性的预测。在日本，合同预测颇成功，那儿有不少委员会将项目分下去做，成功的不少。

在美国，有一个“五年前景”的研究方案，借以避免实地调查的缺陷，然而又带出一些其他的问题。人们提出，是否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前景是由一些人想入非非地制定出来的呢？美国学术界一贯偏重基础研究而鄙视经济效益，难怪要使有些人忧心忡忡了。因此，我们还要搞平衡政策，其制定必须有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业的，其他方面的，均不可少。

我们再从宏观方面，看看一个国家科技政策的决策人干些什么？法国有个国家政策讨论会，日本有各式各样的学会，他们搞三十年预测，根据各自预测的结果，做出更宏观方面的计划，以保证在科学发展上采纳预测人员的意见。在此方面，日本比法国成功得多。在日本，一是先了解各国科学发展趋势；二是将科学推进与市场需求模式有机地结合；三是制定政策的工作是自下而上的，如通过一层层组织，由下综合出预测报告。之所以不采取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大学与工业机构之间产生敌对情绪、四是政府的作用应加以限制，政府只管大的、方针性的方向，生产什么产品应由各公司自己确定。各公司对社会市场需要什么产品是了如指掌的。五，出乎意料地，主要不在于预测成果，而在乎预测工作的本身。这项工作，将各项领域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促使他们之间作相互交流。他们定期地坐在一起，讨论不同学科中的共同点，从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而且，这些人汇集在一起，产生高度的责任感，一旦将计划制定完毕，他们一定会在定期内干好的。简短地总结一下，这样做，加速了不同层次的交流，使大家更加注意未来的动向，增强了不同学科的预测活动，还加强了不同人的责任感。

以上谈的都是科学预测的优点，再讲讲弊病之处。搞全国范围的预测，将不同层次、学科的人集中起来，一是隐藏着一种内在的保守倾向，二是制定出长期的研究方向比较狭窄，就会造成各行业一哄而上，造成过多的无谓的竞争，这些是全国性预测的弊病。从日本的经验看，还是利大于弊。

现在谈谈工业的情况。这四个国家走过的道路差不多，但采用的方法却不一样。我个人总结了有五点。第一，一个国家要成功地搞好预测，必定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监测网，了解各国的动态。日本做得比较好，它有较强的世界范围的监测网，并不断地将各地信息反馈回去。第二，最成功的公司是将市场推动工作做得好的企业，让全体公司人员都参加，从计划、生产、经营、推销……要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植根于公司人员脑中。第三，对预测而言，自下而上的方法比自上而下的办法好。第四，预测工作的程序与预测的结果同等重要。第五，这方面的预测，日本做得最好。在日本，有这些因素、条件，其他国家没有。宏观预测网，各公司均有的专职预测人员，这均导致日本在预测工作上较其他国家成功。

现在谈谈结论。我所指的预测不是泛泛而谈的，是有特定内容的：如何在基础研究中找到尽快使知识技术商业化的手段，可见这种预测范围是狭窄的，西方国家在预测方面往往顾虑双重问题：既要找出基础研究的方法，又要找到协调部门。同时，在西方，对于这种长期预测，许多人持怀疑态度，认为不可信。对于日本的乐观态度，他们则认为，是因为日本是个技术决定论的国家。日本不注重政治等方面的作用，所以才会认为这种预测行之有效。

要使这种长期性的预测准确、有用、得有三个条件，一是清晰、明确的目标。二是要有明了的预报内容，以此来决定预报工作的性质，是定期预报，还是三、五年一次？是某一方面内容，还是涉猎所有领域？……三是代价不能太高。不仅工业部门有人参加，研究人员也要参加。但不应由专家控制这个预测班子，应由较高级、更超脱一点的人来掌握。另外对于所发表的意见，都要保密。因为这涉及个人单位工作的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我们提出建议：哪个单位要搞预测，拟按以下步骤去搞：先成立一个班子，翻译查阅各国的预测报告、论文，然后据此写出自己的工作程序。接下去成立工作小组，发调查表，让各人对各自熟悉的领域，可能出现的新技术、产品，哪些有价值（商业价值）……各抒己见，杨所欲官。调查工作小组综合这些见解写出总结报告。以上是调查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将综合而成的总结报告发下去，同时发出调查表。由各人自己在调查表里列举出战略研究内容，填写上从战略研究到产品打入市场的转换时间，发表出政府应如何加速这个转化的真知灼见。通过这一做法，每个人还能自我测定一下自己的独立预测能力。这样的预测小组最好由1000人组成。收拢最低层次的意见，组写出初步报告，再就此报告征集意见。我认为这个方法能否奏效，取决于一个国家有没有较低层次的预测网。日本的预测工作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有遍及全国的各样低层次的预测网。

最后再说几句，在联邦德国、英国、美国仍有许多人不信任这样的预测方式，对它的价值抱有怀疑，他们有的认为最好由各个学科领域各自寻索优先发展的研究项目，有的认为还是全国性统一搞。他们觉得，不是预测工作本身，而是这样干后的后遗症；组织如此庞大的机构，科学界的保守势力将会抬头、人一多，发表意见就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况且机构庞大，开支骤增，倒不如把这些开支用到科研发展本身上去，在美国，有人还认为，确定了方向，会打击科技人员的创造性、灵活性，会扼杀科研人员的独创精神。还有人认为，由国家出面作预测，将会出现一些人为的、并不需要的市场……等等。

总之，我认为，要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基础研究的独立性大，从基础研究到转为商品市场，是很困难的，往往决策的人看不到远景，就夭折了、扼杀了。贵国科研系统已成立了自己的体系，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分析比较各国之长处和形成的历史条件。比如日本就重视相互切磋的集体研究；美国注重科研的独创精神；联邦德国则立法要求尊重科学家的创造劳动，这是与纳粹德国曾对科学家横加迫害有关，希望你们取他人之长，为己所用，切忌拿来照搬。

提问：报告人对日本的预测给予较高的评价，而认为美国比较强调个人的作用。我们想听听您本人对此的倾向意见。

解答：我认为单方面的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要多方努力才有成效。美国有一点很显著：竞争性强，不论组织机构历史长短，也不论财政资助款额的多寡，都要靠竞争。有的国家世袭的色彩相当浓厚，如地位比较高的学校得的资助总归较高。我没有研究过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各国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差别大，肯定在具体做法上是不一样的。

日本的成功主要在于高效的管理。但日本不是全盘照搬，他们是“移植”。现在，美国人也变得老练了，一切均在变，停滞不前，就要落伍。

我说美国较重视个人创造，并不排斥现在已经愈来愈意识到集体作用，昂贵的&备，如加速器，只有国家买得起；天文学，也要集体研究。复杂的问题，还需不同行业的科学家“攻关”才能解决。这就要求对研究生既要培养他的集体主义思想，又要锤炼他独立的创造能力。

（薛桢奘整理   刘吉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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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的战略研究与我国目前讲的战略研究概念不同，它指的是一些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研究。——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