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高度发展会导致道德问题——这是生物伦理学的名言之一。当然，名言不一定可信，至少不能全信，但名言中通常包含着真理。上述有关技术和道德的说法就有可信之处。

技术和道德

为什么人们通常认为技术会导致道德分歧？最简单的解释也许是，他们往往会很容易地把某些新的道德问题归结为某一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

例如，在磺胺药（及此后的青霉素和其它抗菌素）发明以前，如一个体弱的老人患上肺炎，就意味着死亡即将来临。但在那种状况下，死去并非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惨的命运。通常，病人在无意识中快速死去，不会受太多的痛苦。忽然间，能医治肺炎的有效方法诞生了。接踵而来的一个道德上的选择就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去延长那些濒于死亡的病人的生命。这种病人不久还会死去，也许会死得更惨。这就产生了道德分歧。而这种分歧在过去是根本不存在的。另外还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回答，这些问题涉及到延长不治之症病人的生命到何种程度才合适；涉及到如何去“安排”一个病人的最终归宿；还涉及到如何来判别哪些死亡比另一些死亡更为人道。

由于机械助吸器的发明，人们发现即使在我们通常认为生命已终止的情况下，人体仍能维持一定的生理功能。所以，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当我们说某人还“活”着时，标准到底是什么。

对生命作出精确定义的要求意味着如何来定义死亡。这种定义随着人体间器官移植的诞生显得更为重要。显然，从一个活人身上取走一个器官，在未征得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去救活另一个人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但很少有人会反对我们“回收”死者的器官，尤其在死者生前曾表示愿意或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由于在人的生理功能全部停止以后，器官也马上会坏死，所以，区分一个人的“死亡”和所有生理功能的止息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大脑死亡标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很重要的是，“大脑死亡”不仅是我平时所指的死亡的一种新提法，更是人们常识中死亡这一概念更严格的定义。在器官移植和呼吸仪那类能维持一定生理功能的机器出现以前，人们从未觉得有精确、严格定义死亡的必要，那种较为模糊的概念足以使人满足。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技术发展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有关的道德问题。我们的许多社会实践实际上都迷立在模糊的理解上面，且效果不错，直到出现某些新的变化之后，人们才不得不作出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器官移植推行后对死亡定义的要求就属此类。

人工肾脏及透析仪是另一种导致许多道德问题的新技术。最初，透析仪供不应求，问题就集中到如何在众多的需求者中确定谁应首先使用。落选的重症病人只有死亡。后来，美国联邦政府决定，任何需要用透析仪的美国公民，其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这样又产生了如何制定健康标准的问题，即确定哪些病人是必须使用的。

当人们试图把一种新技术的意义融合到人类社会已有的道德范畴中去时，往往会产生有关该新技术之真正价值的意见分歧。例如，由于宗教和其它原因，人们对于那些只能靠呼吸仪才能维持生命的病人，是否该用这种仪器就有很大的争论。

此外，新技术有时还会带来司法及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造成人们道德和经济上的障碍，引起全社会公民的关注甚至义愤。美国推行“晚期肾病医疗计划”每年要花费二十多亿美元。人们在问：这样花费国家的财富、花费人民的保健费用是否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呢？是否应制定一些因病情而异的政策呢？

综上所述，可用简单的等式归纳为：新技术=人类新权力=（必须作出的）新选择=（往往会产生的）新的道德分歧。如果没有新技术一新权力，也就不会有创新，无创新就不必要选择，无选择就不会产生道德问题。这样，人们不禁又要问：新技术是否使道德上的选择更复杂化了？是否有这样的可能：新技术的产生能平息，而不是加剧某些道德问题呢？

“高级”技术和“半路”技术

美国斯隆 - 凯特林癌症中心退休内科研究员、名誉主任L · 汤姆斯的出名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创造了“半路技术”这个术语，1968年，汤姆斯博士任当时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帮助总统满足国家保健系统方面的科学需求。

这个委员会把当时的医学技术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就是他们所称的“真正的高级技术”，如小儿麻痹症疫苗等。“高级”技术是有力、高效、廉价的，医治破坏性疾病的技术。

第二等级包括现已鲜为人知的所谓“半路技术”。当时，他们列举的例子有心脏“搭挢”及器官移植等技术。这一等级通常还包括不能移植的人工器官，如人工心脏、人工肾脏等。他们描述半路技术为“在其作用原理尚未十分清楚和完善、而医学又有责任不惜代价、力所能及地去防止残废或推迟死亡时所采用的技术。这些技术往往是极其昂贵的……。”

第三等级涉及到医学上那些非现代技术所能解决的问题。如老年痴呆症及晚期癌症等。

富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人们讲的“高尖端”技术，指的恰恰是汤姆斯他们用来区别真正高级技术的所谓“半路技术”。这些技术并不能根治疾病，而往往花费大、效率低。现在该是把“高尖端”这个崇高的涵义重新赐给那些像数学论证一样条理清晰、而又简单、有效的技术的时候了！

小儿麻痹症疫苗是高级技术，而人造铁肺是半路技术；能根治肾病的方法应称为高级技术，而人工肾脏只能称为半路技术；在早产婴儿出生以前注射皮质类固醇激素以增加其肺部的表面活性剂属于高级技术，而用呼吸仪去代替早产婴儿不健全的肺功能则属于半路技术。

按汤姆斯的说法，真正的高级技术“起源于”对人类疾病的发病机制的基础研究。这种技术能使我们有可能大修或阻止某些疾病，而不是用某些不完全的替代品在病发后去弥补。任何试图从长远观点来降低人类保健费用的设想和措施，都应建立在那些能消除病源的基础研究上，这种研究可使我们及时、有效而又经济地战胜疾病。

应该提倡哪种技术

就目前而还没有判别某一技术道德性的简单而又现成的标准。但确实有可能去考虑一项技术可能带来的道德方面的后果。一种最理智的方法就是做到提倡高级技术先于半路技术。

虽然这两种技术均有带来道德问题的危险，但就以对这两种技术的争论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以及许多医学界人士提出的异议来判断，与高级技术相比，由半路技术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更为普遍和令人困惑。现在的流行语“拔掉插头”，呼吁的就是要废除呼吸仪。因此，考虑到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结论已很清楚：我们应该推行的是高级技术，而不是半路技术。但遗憾的是，今天人们热衷于的却是那些昂贵的半路技术。尽管人们知道，解决现在健康保健费用日益上涨的问题，包括在实践、经济和道德方面的争论，必须依靠基础科学研究才能解决。

[Genetic Engineering News，1986年7 ~ 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