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的技术赶上美国的技术，科学知识已经开始在这两个方向上流动。其结果，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都必须寻求促进它们的科学发展的新途径。
日本不仅仅是汽车和录像机的出口国，而且也正在变成技术思想的出口国。在过去的20年中，日本的购买外国技术的支出增加了（按不变价格计算，由1970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30亿美元）。而到了80年代，日本的公司也开始以同样的方式赚取数量相当可观的外汇。相对而论，收入的增长要快得多，由1970年的3，73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8.98亿美元。（目前日本花费在依靠外国的思想进行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方面的预算也比过去少了。）
1975年，在美国申请的新专利中，有65%是由美国人发明的；9%的发明者是日本人；8.5%是德国人；英国和法国的发明者加在一起占7.5%。而在以后的10年中，美国占的份额降低了10个百分点，降至55%以下。西德所占的份额稍有增加，英国下降了一些，法国仍保持其原有水平。而日本所占的份额却增加了1倍多，差不多达到19%。目前，日本的发明家在美国拥有的新专利要比英国、德国和法国加在一起还要多。
日本的技术去向如何呢71985年，日本的发明中有20%属新陶瓷专利，23%属原生金属，26%属通信设备，30%属飞机及其构件，33%用于办公室计算机和会计计算机。
公认的是，专利以及由它和它的同类得到的收入是一个国家在技术方面如何先进的一种大概的标志。以支出为例，在80年代日本的公司已经在国外投资，它们支付了特许权和专利使用费以使它们在海外的工厂能赚回利润。这至少是收支趋向平衡的一部分原因。对专利的数字也应该小心对待。某些工业部门的数字（如飞机构件）值得怀疑，因为在这方面很难将工业的和专利的分类对上口径。虽然如此，日本的专利快引用得要比以后的那些专利的平均引用水平更经常一些，而这种平均水平被认为是一种发明被证明是多么有用的一种标志。
不管还存在着什么计算方面的问题，变化的倾向是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变化很快。购买技术对促进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时的发展是必要的。随着国家的专门技术的增多，那些技术进口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几个领域，如像纺织、化学产品、钢铁、机动车辆等，日本已经在特许权和费用支付方面处于优势。简言之，日本正在变成一个技术思想的出口国。
又回到了模型T
不应该盲目乐观。须知，美国所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花费在研究上的资金和发表的科学论文仍然要比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然而技术的流向正在发生变化——已不再是流向日本，而是来自日本。这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
· 财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人力资源和资金方面占优势。在50年代，它在技术资源方面执牛耳这一点开始反映了这种事实。此后，世界的其他国家在急起直追，先是在欧洲，后来是在亚洲。而日本的崛起尤为惊人。在1968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美国的30%；而到了1988年，它已增长到美国的120%。
· 优先权 日本已向研究和开发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钱财。日本的每10，000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自60年代初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增长。而美国在1969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1986年，日本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的人口比例已高于美国。自70年代初起，日本将其国民总收入中用于非军事的研究和开发的比例比美国还要大。
还得提一提另外一件事情。制造业的两个组成部分——设计和生产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失。生产过程对专门技术知识的要求和对产品设计的要求一样高，这在20世纪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了（第一次是在20年代开始的大批量生产汽车）。例如，全世界已有十几家公司设计出了4兆比特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的样机，它将成为下一代计算机的存储器。只有有能力完善其生产过程的少数几家公司将拥有一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技术秘密。而生产工艺正是日本公司所特别擅长的。值得庆幸的是，它们在80年代做的事情要比过去在半个世纪中所做的事情还要多得多。
克服岛屿精神
虽然日本获取专门技术很快，但它将自己的新知识输送到国外去却较慢。这方面的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日本语言的复杂性。懂日语的西方人相当少，致使许多日本的科学对他们来说仍旧是一个遥远的秘密。日本科学家到国外去学习的要比外国科学家来日本的多10倍以上。但这绝非是说，享有研究声誉的日本的大的国立大学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不接收外国人作为他们的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许多日本最富有生气的工作都是在合作实验室中进行的。在这些实验室中，职工是直接由学校毕业生中雇用来的，而且他们要一直工作到退休。人员流动的情况很少发生，而这一点在许多西方科学家中却是司S见惯的。在知情的专家内部圈子以外，还有谁能举出与西方的最好的纯研究中心（如像新泽西州的AT&T贝尔实验室或日内瓦附近的CERN粒子研究中心）相当的日本的研究中心呢？更为脚踏实地的商业性技术倒有一些类似之处。虽然日本的公司送了一些人出国到外国公司的研究部门去接受技术深造，譬如说大约有100人在美国的波音公司实习，但却很少有外国人到日本的实验室来工作。不言而喻，日本公司并不愿意让它们的技术秘密外流，尽管它们不情愿这样做，但事实上它们的态度已开始发生了变化。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对保护主义的恐惧改变了它们的不情愿的态度。日本的公司已被迫将它们的技术投入市场以便进行交换。日本公司的子公司和合资公司的伙伴从曼谷到台湾都在使用日本的技术来制造从钢铁到半导体、从汽车到计算机的各类产品。
在美国和西欧，这种情况就更加微妙。为了避免进口限额和高的关税，日本的公司已在远离日本本土的国家投资。 · 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结果是造成了一种明显的技术转移。以汽车工业为例。当美国的福特公司同日本的马自达公司合资建立起以美国的技术为基础的合资企业时，它就签订了将其某些变速器制造工作分包给日本公司的合同。尽管如此，马自达公司的雇员却能够用同样的蓝图制造出更好的部件来。这两家公司都按同样的技术公差要求进行生产，但马自达的加工精度却超过了规定的标准。
有一则来自英国的类似的传说。日本在纽卡斯文附近的华盛顿开设的尼桑汽车工厂正在摇撼着当地的汽车工业。但这并非是由于从日本带来的新奇装备，而是由于尼桑公司已经掌握了它的制造过程的管理诀窍的结果。
或者再来看一看钢铁工业的情况，在这方面，日本的连续铸造技术正在给美国的那些不景气的生产厂家带来新的思路。（在连续铸造工艺中，金属在生产线上被加工成更像人们所期望的样子，而不是先铸成一个个的铸锭，然后再对它们进行轧制加工。）国立钢铁公司（National Steel）的一半股权为一家日本公司所有；川崎制铁公司买进了阿姆科公司（Armco Inc. ）；还有几家美国钢铁公司与日本的公司进行了合资经营，结果使日本在钢铁工业领域的技术转让费和特许权使用费方面的收入要比支出高5倍以上。
在坚实的工业部门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在智力密集的工业部门，由于一种不同的原因日本公司不得不公开它们的技术，这就是因为打入市场所付出的代价太高。开设一个先进的芯片加工厂要花几亿美元，即使是日本最大的电子公司也不敢采取单独的行动，日立公司正在向Texas Instruments公司出卖它关于如何将半导体堆叠制作在一块单一的硅芯片上的技术专利。但这绝非出自利他主义的考虑，而是因为它也需要得到Texas Instruments公司在其他方面如软件的专门技术。
记住莫兹利车床
—个对日本素无好感的人可能也会说这些发展都进行得不错，但又是谁首先为这些技术的发展做过基础研究呢？不错，美国，可能还有西欧在基础研究（即纯研究）领域要大大地走在日本的前头，但是，不久以前欧洲人因美国现在将日本作为打交道的主要对象而感到不满。在1851年的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上，在伦敦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闲逛的英国工业家们对当时最新的美国枪械的质量感到惊讶，他们说这不公平。他们认为这些卑劣的殖民地国家正在利用英国的思想［一位名叫莫兹利（Maudsley）的先生设计的一种新式车床］，以比英国更高的精确度来生产武器。然后，他们厚若脸皮将大不列颠人自己的基础研究成果出卖给大不列颠人。后来，英国人对雷达、青霉素、聚合物、计算机化的层析X射线摄影法医学扫描仪以及更多得多的方面表示了类似的不满。
在日本，正如当时在美国一样，基础研究正在证明它是一朵比从事工业研究和开发的更坚实的工厂更需要加以培植的娇美的鲜花。
在全世界的科学文献中，日本所提供的不到9%，而美国却占35%。日本的研究和开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所占的份额，在80年代的前五年中实际上由15%减少到了13%。
这里也有一些变化的迹象_在日本，大学的研究结构仍大部分保持不变：大学里的必修课程仍旧鼓励人们去死记硬背，而不是对这些课程进行思考。教授仍旧靠他们的资历而不是靠他们的智力水平而得到提升，然而私营公司正在开始建立更具有想象力的研究实验室，在那里，雇员们被鼓励去思考超越下一个“步行者”型号之外的新东西，1985年创建的设在Atsugi的佳能（Canon）实验室就是一例。该实验室雇用了300个人来从事需要反复思考的有关人工智能、光纤技术、新材料和电子学方面的工作、它的人员结构更多的是思维相当自由的美国式人物，而较少是他硬的日本类型的人。
只靠私营公司是不可能扭转日本的研究方式的。正如某些日本文职官员所承认的那样，还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步骤来使政府介入此事，外贸和工业部（MITI）和半国营性质的电话公司（NTT）已经无力再将临时性的组合带领到第一流的研究计划方面去。目前，电话公司（至少名义上是这样）是一个私营企业，而外贸和工业部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起到龙头的作用。它过去曾经对其有支配力（主要是在50年代通过控制资金分配）的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如像钢铁和造船，但&些重工业部门目前正在相对地走下坡路。而新的工业如半导体和生物工程对外贸和工业部并没有服从的传统。
由国外引进技术并将它们推广到国内的工业部门就像进口黄油那样，对日本的政策制订者来说是过去的需要。而新的需要则是提高永久性机构（并非短期的集团如像外贸和工业部的特别的组合）中的基础研究的质量。而官僚主义者绝非是决定将这样的研究引向何处的最佳决策者。
尽管如此，进步还是有的。通信部有一项关键的技术发展计划，它已经播下了几个永久性的研究中心的种子。雄心勃勃的“第五代”计算机工程计划（它被宣布为人工智能的一次大跃进，而实际上迄今只不过是比一个关节炎患者的跛行稍好一点罢了）也是如此。在有短期的政府工程项目继续进行的地方，它们正在首次对外国公司开放。IBM公司正在按照一项教育部的计划同10个日本公司进行合作，以开发一种分配式平行处理机，有四所外国大学参与了科学技术所执行的Hayashi亚原子 - 粒子计划。
有敌人在里面吗？
正当日本开始改变它的60年代式的组合形式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制订者们就以一种奇怪的眼光注视着这一事态的发展。一家受联邦政府部分资助的美国公司联合体Sematech就是一例，据称它想将美国的计算机 - 存储器制造厂家带回到日本公司于80年代中期将它们逐出了的市场（大部分是通过更多的投资和减少收费）。
但是，Sematech排除了外国公司同它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假如说即便是它的参加者也认它们总有一天有必要获取外国的技术的话，那它们是误入了歧途。
但是另一方面，Sematech的注意点是：将政府的资金输送给民用科学部门而绝非军事科学部门。技术的优越地位同军事费用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60年代，十拿九稳的是有几十亿的美元注进了空间计划，而新的导弹又终会有助于美国公司进行它们的商业角逐。但是，技术已不再单纯是由军事研究中脱离出来进入市场，而且还往往在另一方向上发挥它的作用。为薄膜抛光轮和目光锐利的日本相扑迷设计的高分辨率电视机将对下一代的武器有用，譬如说战斗机，它的导弹是靠那些使用在玩连拱廊游戏（arcade games）中可以见到的那种形象显示器的人来发射的。
这些发展应该唤起人们对美国用于军事研究的费用的新看法。设想一下——仅仅是设想而已——如果把用于与防务有关的研究和开发的数十亿美元（占目前整个美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总经费的30多左右）中的一小部分用在战场以外的美国技术的话，那么对美国的担心就会超过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任何威胁。
[The Economist，133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