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登（Schleiden，Jacob Matthias）（1804年4月5日生于德国汉堡；1881年6月23日卒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植物学、自然科学、科学普及。

施莱登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是汉堡市政医生。1824~1827年，施莱登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博士学位，而后就在汉堡开业做律师。但是，他的律师生涯很不如意。不久，便放弃了这一职业。1833年他开始在哥廷根大学研究自然科学，随后转到柏林大学。这时，他的兴趣集中在植物学，由于他的叔叔霍克尔（J. Horkel）是位植物学家，因而在这方面得到了他叔叔的指导，为此，施莱登对他叔叔终身感激不尽。那些年，A. 洪堡（Humboldt）和R. 布朗（Brown）也在柏林。施莱登在深孚众望的生理学家J. P. 弥勒的实验室工作，并在那儿遇到了施旺。在这样一种令人鼓舞的环境中，施莱登刻苦钻研，发表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论文。1839年他在耶拿大学获博士学位，随后得以自由地支配其教学热情。他发表演讲并撰写题材极广的论文和科普文章。

施莱登的演讲赢得了众多热情的听众，他的大量文章被最受重视的杂志刊载，或被收进那些经常再版及译成别国文字的文集中。1846年，他谢绝了基森大学的聘请，而在I860年他接受了耶拿大学授予的植物学教授的头衔。各种学术团体也给了他不少荣誉。施莱登不顾自己已取得的成就，决定离开耶拿大学。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或许是他好胜的个性：他常常陷入与当时的权威人士的辩论。还有，对于植物学和自然史之外的许多问题，他也有着无止境的研究欲望。他很快成为一位备受尊敬的演讲家和作家：他实际上是那时最成功的科普工作者之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因为在当时其他著名科学家如微耳和（Virchow）、赫尔姆霍兹（Helmholtz）、利比克（Liebig）莫尔斯克特（Moleschott）、A. 洪堡和L. 毕希纳（Büchner）等人也在向一般民众发表演说。1862年，施莱登离开耶拿后在德累斯登小住。随后在俄国多尔伯特任人类学教授。尽管他迅即离开了多尔伯特，俄国政府还是给了他一笔年金。他成了一名个体学者。自此便频繁地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

1838年，施莱登在当时最受推崇的、弥勒的《解剖学与生理学文献》杂志上发表了“植物发生论”一文。这篇文章很快地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并确立了施莱登在生物学史上的地位。按照流行的说法，细胞学说是施莱登和施旺在一次关于植物发生论的交谈中构想出来的。而事实上，施莱登这篇文章如同施旺的那本书一样，在研究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基本单元共同点的进展中、只代表一个阶段，尽管人们都承认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施莱登在一本论文集中再次发表了“植物发生论”一文，并在他写的植物学教科书中，详细论述了该文的内容。在这篇引起广泛兴趣和激烈争论的文章中，施莱登首先谈到1832年R. 布朗发现细胞核，随后指出细胞核在细胞形成中的作用。根据施莱登的说法，细胞核一旦达到其最大尺寸，环绕它就形成了一个细微的透明泡囊，这是新细胞。然后，新细胞就在形成液中结晶出来。施莱登在1842年写的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学概论》（Grundzüge dor wissenschaftlichen Botanik）中，对上述现象的含义，有一段很好的阐述：“既然基本的有机细胞代表了显著的个性，既然它们是植物概念的最一般的表述，所以首先应将这些细胞作为植物世界的基础来研究。于是我们设置了植物细胞课程。”这清楚地宣告了植物细胞学的诞生。这一主题成为后来所有的植物学教科书的出发点。如施莱登所述，细胞只能在含有糖、胶浆和粘液的液体中形成。这一现象以下述方式产生：有粘液的部分液体浓缩成或多或少的圆形颗粒，在它表面，一部分液体转化为胶状的、相对难以溶解的物质，于是便形成一个封闭的胶囊，外部液体可渗入其中……，随着泡囊的逐渐增大，壁内的胶质通常转化为膜质，细胞形成过程就完成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莱登的上述解释中细胞是从一种无定型的原始物质中结晶出来的。这种见解就像细胞研究本身一样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675年格鲁的著述。他将细胞形成过程与一糊状物或液体的发酵相比较。这种见解再次独立地出现在拉斯佩尔的著作中，那是作为一种泡囊的结晶，莫尔观察到了细胞分裂，但他仍不能确定“细胞游离形成”是否真的存在，尽管此类过程已说了许久。尽管有关细胞分裂时核的活性的证据越来越多，尽管有微耳和的权威性的格言“所有的细胞均出自一个细胞”，但形成芽基的见解仍得以长期存活下来，这主要是由于C. 罗宾的支持。罗宾是开发显微分析领域的杰出人物，他深信更高级的生物体的结构元素之间在细胞这一级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

施莱登从研究生涯之始就对显微镜表现出偏好，并对显微镜引入生物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与同时期的杰出显微摄像家、光学仪器制造家之一阿米奇的长期、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争论占去了施莱登不少时间。人们认为，施莱登对在耶拿的蔡司光学事业的创建也起了积极作用。

施莱登对细胞发生的描述是建立在花粉管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遗憾的是，他对花粉管的解释无论从形态学还是从生物学上说，都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花粉管是植物的雌性生殖要素。这个错误，如同涉及细胞游离形成的那个错误一样，引起了人们更深入的研究和激烈的争论，但人们确实可以从这两个错误中得到许多启示，

施莱登的植物学教科书值得我们进行一次广泛的方法逻辑上的讨论，不过，我们还是将评论限制在一些基本点上。施莱登的一些文章，包含有对19世纪上半叶的植物学家们的刻毒的因为那些植物学家中的许多人仍然坚持自然哲学的观点，相对于此，施莱登的教科书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正面的抨击。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引入了此后若干年主宰植物学教学的新的准则。从第二版开始，这本书附上了一个副标题《作为归纳科学的植物学》（《Botanik als inductive Wissenschaft》）。

施莱登认为归纳法是生物学中唯一有效的方法，他的书的第一部分为自然史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文献。在追随康德的观点并拒绝接受唯物主义者称号的同时，施莱登宣称自己反对任何哲学思索。他用一篇简短的反谢林和黑格尔哲学的专题辩论文章结束了他对哲学家们的攻击，施莱登教科书的整个结构基本上是新的。这本巨著从植物中物质元素的研究写起，接着将很大篇幅用于植物细胞学，然后论述形态学和组织学。这本书将植物学教学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它经常被重印并以各种译本和改编本的形式出现。要正确估价这本书所激起的热情以及它对吸引年轻人投身植物学研究所起的作用，应该去读一下施莱登同时代的人，特别是著名植物学家、众所周知的植物学史作家撒切斯的记述。

施莱登的科学天才也在其他出版物中显露出来。自1857年威斯特曼的《月刊》（《Monatshefte》）创刊起，施莱登就是这份保持着很高的文学和科学水准的期刊的勤奋的撰稿人。施莱登的讲义被投送到众多读者手中，偶尔也印成书并得到很大成功。这些集子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本书是《植物及其生活》（《Die pflanze and ihr Leben》），它被再版和重印的次数非常可观，还有一套较为晦涩的《科学教师》（《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覆盖了博物学领域的很大范围。后来，施莱登专写一些题材明显受限的专题文章，举例来说，在一篇关于玫瑰及另一篇关于盐的文章中，他探讨了它们的历史、象征意义以及对人类生活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另一些著作论述了苏伊士地峡和人类学问题。在一些晚年的出版物中，施莱登以学者的态度研究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他们的苦难以及他们在向西方传播知识中的重要性。这些著作被重印和翻译，激起广泛兴趣，也证明了施莱登思想的公正，那时期，德国威廉明的大学里正经历着第一次反犹运动。

然而，恰恰是这种公正，加上好斗的性格，导致施莱登一直陷于同当时许多著名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辩论和苛刻的争吵之甲。这些人中有阿米奇、费希纳、李比希、莫尔、N. 易森贝克和谢林。关于他同费希纳的争论还可再说几句：费希纳是现代心理生理学的奠基者，深孚众望，他使人们相信在所有的生物中都有精神存在。费希纳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微子或植物的灵魂》（《Nanna or the Soul of the plants》），施莱登激烈地抨击了它，而费希纳以一本读来令人兴味盎然的书《施莱登教授与月亮》予以回报。不过，还应该注意到，施莱登经常用简单的沉默手段来突然停止争论。

施莱登早期的传记作者之一L. 伊热拉对其科学生涯有一简洁的概括，作为科普工作者，他是一位模范；作为科学家，他是一位先驱者。”

致谢：华东师大生物系周本湘教授审阅了本文，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Scrihner's，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