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就读，谈家桢教授是系主任。那时候，我从农村来到繁华的上海。家里穷，上体育课时还赤着脚，而心里却十分高兴。复旦，是一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有一大批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科学家，如苏步青、谈家桢、谢希德、谭其骧等。因为我在生物系，因此对谈家桢教授就更加敬重，只要他作学术报告，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去听。记得有一次讲分子遗传学，谈到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他说决定生物遗传的内因是基因，而环境则是生物遗传的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否认基因学说，把摩尔根遗传学说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是不对的。当时，学术界有一股批判摩尔根学说的思潮。谈先生旗帜鲜明地进行反批评，是需要勇气的。至今我对那个报告记忆犹新，学生们几次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感谢。

谈家桢教授是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科研工作逾60年，他是摩尔根的学生。30年代，在亚洲异色瓢虫色斑的变异遗传的研究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图的构建及果蝇种内种间遗传基因排列顺序的演变研究中，其所取得的成果为建立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尤其在40年代中间，异色瓢虫色斑基因众多复等位基因间显示镶嵌显性遗传现象的实验证明和果蝇性隔离机制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和进化论者的巨大反响，认为他的研究结果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的遗传基因学说和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所以，在我国遗传学界称他为遗传学泰斗。到了50年代，由于前苏联对摩尔根学说的围剿，把米丘林的学说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遗传学，从事基因遗传研究的科学家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当时，这股思潮影响到中国。谈家桢教授同样受到冲击和批判。但是，在党的双百方针和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要精神的鼓励下，他力促复旦大学首先恢复讲授摩尔根遗传学课程，建立遗传学研究所和开设遗传学专业，为我国遗传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已故中科院院士施立明就是其中之一，

谈家桢教授先后教过普通生物学、动物比较解剖学、胚胎学、遗传学、细胞学、实验进化学、细胞遗传学、达尔文主义、辐射遗传学以及原生动物学等课程。他讲授的每一门课都受到学生们的称赞。谈先生上课生动幽默，大家都爱听他的课。例如，讲什么是遗传和变异时，他不是先讲概念，而是给大家讲“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一母生九子，九子各别”的道理，前者是遗传，后者是变异。把这两个概念说得一清二楚。在学生的脑海中留下终生不忘的印象。

半个多世纪来，谈老师在科研和教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鉴于他对遗传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荣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意大利科学院外籍院士 · 1991年被推选为世界科学院发起人之一，并选任常务理事之一。

尽管谈家祯教授年事已高，88岁高龄。他仍然极其关心年轻一代科研和教学人员的成长，积极推荐一大批人去国外深造。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形成“五世同堂”的梯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谈老师的高足。

谈老师不仅活跃在中国科技界，而且每年数次出国讲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他是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常务理事，曾任第15届、16届、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为中国遗传学在世界上赢得重要地位。

谈老师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多次接见，为人敬仰。他作为一位为人师表的老师，受人爱戴，堪称楷模。这里，我回忆几段往事。

1977年7月，我受《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社的委派采访谈老师，请他写一篇文章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回忆一下毛泽东主席和他的交往。当时，谈老师刚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遭受冲击以及“四人帮”对其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加上他又遭癌症的折磨，心情并不好。但是，一听说要他回忆毛泽东主席四次接见他的情景以及如何鼓励他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情况，他十分动情，眼泪不止地往外流。他说 :“我是大难不死，只要还活着，我就要为中国的遗传学作出努力。不然，我对不起毛主席。”他回忆，我记录，足足一个上午。他又翻出一大堆资料交给我参考。我用了三天时间写成—篇7500字的文章，请谈老师修改，谈老师仔细阅读修改定稿。这篇文章我带到编辑部，大家都很满意，认为写得有血有肉有感情。经编辑部讨论，一致同意将《回忆毛主席对遗传学的亲切关怀》一文刊登在1977年第五期上（正好九月份出版）。此稿刊登之后，谈老师极其兴奋，他后来告诉我，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首次用自己的名字发表的文章，他还说 :“我要感谢你，没有你，那箱文章是出不来的。”至今，我仍然把谈老师亲自修改的手稿保留在家里。因为，从这篇文稿，我看到了他对领袖、对祖国、对科学事业的赤子之心。

1984年，叶永烈同志约我参加一套新科技丛书的编写（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我负责写生物工程。经过半年努力，我完成了十万字的书稿，出版社要求请一位著名科学家写前言，因为内容是生物工程，当然我就去请谈老师，谈老师毫无大科学家的架子，一口答应。我为他先拟了一个稿子，由他修改审定：最后签上他的大名。事情很快就办成了。不料此书工人出版社因其他原因未能出版，我把此事告诉了谈老师。他觉得很遗憾，辛辛苦苦写本书很不容易。大概过了二个多月，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陆凤清编辑打电话找我，说谈老师向她推荐我写的生物工程一书，要我把书稿立即送往上海教育出版社去。当即我把《生物工程的魅力》书稿送到上教社，陆凤清同志告诉我，她本来想请谈先生写的，而谈先生说他没有时间写，就推荐你写的，并说他为此书的前言也写好了，我早已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更没有料到谈老师会这么快就向上教社推荐了。老师对学生的事如此关心，我这个做学生的怎能忘怀此情呢！此书在1987年出版，1990年被国家教委列入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的课外阅读书目之一。

1986年，我受山西希望出版社的邀请担任《新技术革命少年丛书》的（执行）副主编。主编请谈家祯担任，虽然这套丛书是写给少年朋友看的，但他还是高兴地接受了聘请。这套丛书在1990年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教委、团中央等8个单位评为1982~1988年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三等奖。他在这套丛书的前言中恳切地说：“我还希望我们的科技工作者走到孩子中间去，给他们作科普报告，为他们写科普作品，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像他这样一位大科学家，如此热爱孩子，提倡作科普报告，写科普作品，此情此景，令人感叹不已。我在谈老师的激励下，笔耕不止，共出版了20多本科普读物，发表了近200篇各种科普文章。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谈老师的提携、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有10分成绩，那么其中5分应归功于谈老师。我从老师身上学到了热爱科学、传播科学的执着追求精神。

我的家长——江苏省金坛市，是华罗庚教授的故乡，家乡人民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建设好华老的故乡，决定搞一个华罗庚科技城——开发区。同时每两年举行一次华罗庚家乡科技成果交易会。我受金坛市科委的委托，请谈家祯教授担任金坛市的高级顾问，谈老师一听说是华罗庚的家乡，欣然应允。三次华交会，谈老师皆因出国或公务在身，未能前往，但他每次总是写好贺信贺词、由我带到金坛，金坛市的领导对谈老师如此热忱和负责，深表感谢。谈老师在贺信中表示“在适当时候到金坛市参观学习”，而金坛市的领导也多次表示邀请谈家祯教授到金坛作客。同样，我也真诚地期盼着双方这一美好的愿望尽早实现。

确实，谈老师不仅是一位好师长，而且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楷模，我因为有这样一位好老师而感到高兴，衷心地祝愿他——我敬爱的谈家桢老师健康长寿，为中国的遗传学，乃至生命科学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