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推理不仅与动物有差别,而且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也仅仅是想法、观念和推理的不同。然而想法不同或推理不同,人们行为的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因为是思维在支配着人们的决策、语言和行为以及语言的方式和行为的方式。

先看一个引人思考的推理笑话。一个女孩在洗澡时,她家养的鹦鹉叫了起来,“看到了!看到了!”女孩又羞又恼地说,“不许叫,再叫就拔光你的毛!”几天后,一位客人来女孩家拜访,那客人是光头,鹦鹉也见到了,它便匆匆飞到光头客人的肩上小声地对客人说,“你也看到了?”

无论这则笑话能不能让你笑起来,它的笑眼却体现在后面一句话。编笑话者的用意是在说,鹦鹉这样的动物不可能像人一样推理,从结果(光头)可以推论到原因(看了女孩洗澡并叫起来,因而被女孩拔光了毛发)。动物是不可能这样推理的,而且生活中也不可能像鹦鹉的推理那样发生这种的事情。可笑就在这个地方。姑且不论动物会不会这样推理(如果动物真的可能这样推理,那就不会是笑话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有时的推理也可能与鹦鹉一样可笑,这就是人在童年时的一些推理。所谓童稚可笑和可爱就在于此。这样的笑话不胜枚举。

一名5岁的男孩看见母亲在对他的妹妹哺乳,他也撩起自己的上衣,看着自己的乳房,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母亲,“为什么我的乳房没有奶呢?”还有一个6岁的男孩在与父亲有了矛盾时,就气呼呼地对母亲说,“我长大了跟你结婚,就不要他(爸爸)了!”父母听后笑得前仰后合。当然女孩也有同样的笑话,就是要与父亲结婚。所以也就有人把这种普通男女孩都有的笑话分析为弗洛伊德的伊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童稚笑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作家孙幼军在其“家有小女”一文中就说过女儿小时候的一些独特的推理笑话。他与女儿孙小婧一问一答:眼睛是干什么用的?/看东西用的。/嘴是干什么用的?/吃东西用的。/鼻子呢?/闻味儿用的。/那头发是干什么用的呢?/是理发用的。这后一句回答也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因为从上面的推理延续下来,孙小婧就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所有的知识把头发的用处定义得如此局限和有趣。

上面动物的笑话和人在童年时的笑话固然有相似之处,但仔细分析还是有本质差别的。童稚笑话在于他/她并没有多少知识和经验,一旦他们成长为人,有了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就不会说这样的笑话和犯幼稚的错误了。但动物,如鹦鹉无论怎样成长,也无论受什么样的训练,它们也不会掌握完善的知识并在全面的知识上进行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推理。

但是如果说动物不能进行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推理也似乎说不过去,对许多动物如黑猩猩和猴子的研究就发现,它们也是能正确推理和分析思考的。猩猩和猴子可以像人一样进行推理和模仿学习。比如一只猴子拿着的番薯上面有很多泥,但它不慎让番薯掉在水里了,猴子把番薯捞上来发现被水洗掉了泥的番薯比有泥的番薯更好吃。通过此番简单的推理,以后只要它得到食物,无论是什么食物,它就总是洗掉食物上的脏东西或泥土再吃。而其它的猴子看见了也纷纷洗掉食物上的泥再吃,这也是一个推理分析和模仿的过程。

而且黑猩猩还有与人一样的高级推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黑猩猩关在一间屋子内,在较高的地方挂有香蕉,旁边有几个箱子。刚开始黑猩猩也干着急吃不着香蕉,但它们团团乱转一阵后就能静下来想办法,最后尝试着把箱子叠起来并站上去摘取香蕉。另外黑猩猩还可以用树枝等作为工具和武器,用石块砸开坚果的外壳等。这都是分析和推理的思维结果,也是合乎逻辑的正确推理。不过这些都是迄今所能认识到的动物的最高级推理和思维。它们无论怎样都不能与人的高级思维和推理相比。比如,一名孩子的推理和思维就可能比动物甚至比成年人要高明许多。我们世代传诵的司马光砸缸救出落在水缸里的孩子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的合乎逻辑的并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推理。

然而即使我们人类有了正常的智商和在人类社会中积累和学习掌握的社会生活的所有知识和生活经验,也不一定会对所有事情做出正确的推理和分析,并因此而得出正确的决策和效果。这种情况分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和语言差异造成的逻辑思维和推理的差异性,二是我们借以推论的前提或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虚假的,而且在从众的和随大流的一般思维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也关死了从另一种方式和方向来推理的大门,最终造成推理和决策的错误。

有这样一个事实表现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导致思维和推理的差异。1931年7月,俄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R · 卢里亚带领一支科学考察队到中亚的乌兹别克的游牧民部落考察,想了解居住在那一带山区环境的游牧民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并与他们这些居住在城市的人和当时欧洲和北美社会的居民的思维方式作对照。

研究人员按逻辑关系设计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并用简短的话语提问,但是游牧人要么不愿回答,要么回答起来很简洁而且独特。比如,卢里亚问他们,“在北极的所有熊都是白的,我的一个住在北极的朋友捎给我一封信说他看见了一只熊,那么这只熊是什么颜色的?”令卢里亚吃惊的是这位游牧民似乎不会按简单的逻辑关系去推理,而是反问道,“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你那位看见熊的朋友好了。”

这个事实固然说明了游牧人的思维与当时的城市文明人的思维有所不同,但是这并非只能说明游牧人不动脑筋和不会逻辑推理。因为还可以有另一种说明,即他们的推理更简洁也很狡黠,把球踢给对方。游牧人的回答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是他们认为“问你的朋友关于熊的颜色”会更简单和快捷,二是他们也有像现代人的另一种思维——反诘和推托,如同欧美人推奉为贤哲的莫非先生的哲理:When in doubt numble,When in trouble delegate(遇到疑难,回答含糊;遇到麻烦,推给别人)。

当然这种文化的差异导致思维和推理的差异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行动的失败或灾难。但是现代人的只从表面现象或根据片面信息所做的推理,或按固定模式进行推理则往往会造成遗憾或误入歧途。

当美国经过1861年~1865年5年的南北战争后废除奴隶制时,林肯总统代表获胜的北方在废除奴隶制的《解放黑奴宣言》上签字。当时有记者采访林肯,“据我所知,前两届总统就已经拟定了这个宣言,只不过他们可能是没有勇气在上面签字,而你却有勇气在上面签字,这是否就是你们之间的差别呢?”林肯回答说,“是,当然也不全部是。”记者想要再穷追到底时,林肯有要事处理,匆匆走了。

1914年林肯去世后,这位记者才在林肯的一封致朋友的信中找到了答案。林肯说他的父亲曾从一名商人手中以极低价的钱买了一块土地,但是那块地上长了一块巨石。每次他的母亲和姐妹想鼓动父亲把这块地的石头清理干净以便更好地利用时,林肯的父亲总是说那块石头已经在地上生了根,永远也清除不了,要不为什么别人会以那么低的价格卖给我们呢?于是全家人就不吱声了。

但是林肯的母亲和姐妹们在心里并不认同林肯父亲的推论,他们乘林肯父亲长期外出的一段时间,到了这块地上观察并清除石块,最后没几天他们就清除完了石头,得到了一块很好的土地。原来,林肯的母亲和姐妹们经过细致观察和调查发现,这块地上的巨石只是扎根于地下几英尺,深挖下去后就能比较容易地松动并清除它了。林肯从他父亲与家人的不同推理而得出的不同结论又得出了一个推论:有些事情在实际上并非不可能,而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不可能,正如解放黑奴一样。

用推理和决策也可以解释这个故事。如果一个人获得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充分,那么他的推理、分析和决策就会产生失误,从而让胜利和成功失之交臂。这也是决策论的一个重要要素,正确的决策和推理分析是建立在真实、完善而全面的信息之上的。也可以说这个故事是对机遇总是宠爱有心人的另一种注释,有心就是获得全面和真实的信息,并推理决策正确。

所以,尽管我们总觉得人的思维和推理比动物高明,因为我们比动物更善于获取信息和更善于推理,例如演绎和归纳;但由于信息不真实和不全面,我们的推理有时比动物还不如,因而要么是将机遇、成功拒之门外,要么就是拱手让给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