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到本次启明星采访对象李新贵的材料，特别是与他和他的夫人通了两次电话后，我心灵中的某根久未拨动的弦给重重的撞击了一下。一个忘情于科学、陈景润似的人物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20多年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过后不久，我在上海山东中路201号的外文书店门市部里、在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阅览室里，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书生：他们穿的毛衣的领口袖口已经破旧，脸色憔悴，然而他们翻阅外文新书、查看资料时的专注神情和发现新东西的那种放光的眼神让人久久难忘。

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以科教立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住房宽敞了，书橱里的书多了，电脑升级了；但有消息说，现在钟情科学的人少了。一些人会加以反驳，怎么说少呢？现在吃科技饭的人多了，报考理工科专业的人可是多得很啊。但我想说得是，以科学技术为职业的人现在确实不少，但真正视科学知识的探求为生命的一部分的人确实是少之又少了。这样的人在我访问过的科技启明星中有一些，李新贵就是这不多人中的一个。

初看李新贵的材料，很容易把他归入知识改变命运一类故事中去。李新贵是江西丰城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由于他读书早，15岁那年（1978年）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全国重点大学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大学毕业后分到江西一家维尼纶厂当技术员。工作一年后，不甘就此在国企消磨日子的他发奋考入了母校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之后他被安排到天津纺织工学院任教（主要从事科研）。1993年，他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这使他成为当时天津最年轻的正高级研究人员，时年30岁。

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大学教授，当然可以说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又一例证。但如果仅仅把知识作为改变命运的手段，那么在达到目的后就会逐渐失去奋斗前行的动力。而李新贵不属此列。他学术成就上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他当上教授后，准确地说是在他1997年作为拔尖人才引进到上海同济大学材料学院之后。1998年也就是他到了同济后的第二年即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成为同济大学高分子材料学科第一位博导。1999年，李新贵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也是同济材料科学学科首位上岗的特聘教授。而这时他已经作为负责人完成和正在实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基金课题已有10余个。处于荣誉和光环中的李新贵必然也成了有些人私下议论的对象：他凭什么能如此“发迹”呢？

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在2000年公布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对全国最新论文统计结果表明：1999年一年间，李新贵被美国SCI（光盘）收录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达18篇，位居全国个人排行第3名，这个数字也是同济大学该年全校SCI收录论文总数的22%。同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公布了一个首次颁发的“经典论文奖”（Citation Classic Award），这是针对在亚洲地区所有自然科学领域论文被引用情况而颁发的奖项。根据ISI的统计结果，中国在过去18年间共有47篇论文被列为高引用论文，其中上海地区有2篇论文获此殊荣，李新贵的论文名列其中。

确实在李新贵的履历中，他罗列出的近10多年来所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质量给人以很深的印象：1987年以来在近40种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20多篇；1994年起，在美、英、德、日、荷兰等国19种国外知名的高分子科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7篇，都被SCI收录；其中2001年17篇，2000年10篇，1999年18篇。所发表的论文被18个国家和地区90多家单位、130位同行学者SCI引用430多次。

读者可以想一想，平均每年近10篇SCI论文（今年已经17篇），而且有较高的引用率，可见质量是不低的。这需要多少创新的灵感与思想，并付出多么大的精力！这样的SCI论文发表速度在有些中国学者看来也许明显偏多，但是据报导，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的研究顶峰期平均每年发表论文22篇，因为只有在大量的论文前提下，其中才可能有部分论文得到同行的广泛关注。

为了核实有关的情况，我在此文写作到一半时再次与李新贵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李新贵的夫人黄美荣副教授（李新贵外出开会了），她是李的同乡、大学同学，又同时作为人才引进到同济大学。黄美英提供的情况让我更多地了解了李新贵这个人。

谈到李新贵今日的成就，他的夫人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性格、兴趣有关，他从小就喜欢看书，向往做一名科学家。80年代中期起他就每年出10多篇论文，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看重论文，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别人的看法或是为了评奖才去做这件事，而是觉得做研究、写文章是自己的人生最大的快乐，如果剥夺了这一爱好，他很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打发自己的时间。

他一直奋斗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专职科研人员，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为了攻克某个难点问题，他必须翻阅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他废寝忘食，常常是晚上9点才能到家吃晚饭。为了多做科研、多写文章，他的穿着相当随便简单，甚至到了不修边幅的地步，他爱人说并不是没钱买衣服，而是没有时间去买。刚到同济时，他的同事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很少与人闲聊。学究气太浓，好像不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时间长了，他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大家也慢慢习惯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埋头做学问的人。

我问他夫人，你们平时在家也谈论工作吗？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一方面他俩是在一个课题组，最主要的是除了研究课题外，他们确实对外边的世界了解得很少。

李新贵的夫人讲了两件事让我听后难忘：1997年他们举家从天津搬到上海，尽管没有多少家具，但毕竟举家搬到另一个城市，还是有不少杂事要做。而就在搬家打包这一天，新贵还趴在窗台上写他的文章（凳子已经打包了），气得他的夫人只能和几岁的孩子一起打包。最后还是学校的老师帮忙搬了家。

到了上海的第3年，同济大学按照分房条件，准备将一套三室一厅近150平米的新式公寓住房分给他们。但李新贵夫妇没有要，而要了学校对面同济新村的一套70多平米的住房。原因是前面那套住房尽管面积更大、环境也好一些，但离学校有半小时多的路程，李新贵夫妇觉得不适合他们，他们需要的是时间。

这件事在同济大学一时传为新闻，但也就是这种被上海话称为“憨大”的举动，让人逐渐了解了李新贵。

确实，常人很难理解李新贵夫妻的举动。为了节约上下班路上时间，以便多做研究、多写高质量论文、尽可能完美地达到“长江特聘教授"预定的研究目标，他们的住房舍大求小；他们没有时间买衣服，他们的正上小学5年级的孩子除了学校上课外，没有安排任何课外兴趣学习项目，他们的家在许多上海人看来太过简陋。在旁人眼里，他们是不懂生活的一对夫妻......

我写此文无意张扬这种近乎清教徒似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人们的生活色彩斑斓，而这一切远离李新贵，远离他们家。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付出、这一系列的放弃，才可能造就——位杰出的长江学者（在不久前进行的长江学者年度考核中，李新贵的课题进展获得很高的评价），一位陈景润似的真正视科学为生命第一需要的学者。

李新贵告诉我，他和他的课题组同事们目前正致力于研究同时拥有独特导电性、奇异电致变色性、高效化工分离性、高生物敏感性的一大类新型多功能芳香族杂环聚合物材料，重点在电子信息传导与显示器材料科学、化工分离用膜材料工程、生物传感器材料工程这三个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形成的新的高分子材料科学前沿领域进行一些开创性基础研究。该研究可望使目前的电子信息与显示器材料、化工分离膜材料、生物传感器材料发生深刻变革。

我想李新贵的故事至少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只有那些真正视科学研究为生命一部分的人，真正能从中找到乐趣的人，才不会为一时一事的挫折而泄气，才会矢志不移，才能成就大业。中国和世界目前最缺乏的人才之一就是这种人。

[江世亮采写自2001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