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一生能获一次诺贝尔奖就可谓功成名就，不虚度此生了；能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不说绝无仅有，也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凤毛鳞角。这样的“凤毛麟角”全世界只有数得着的几位，居里夫人、美国化学家鲍林和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
与他人相比，中国大陆从未出现过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自然就成为一种情结。别人能获奖而自己不能获奖，原因当然有很多，但从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也许能找到一些原因和源头，或许能尽早地化解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最典型的故事也许要数桑格（见图）了。
弗雷德里克 · 桑格（Frederick Sanger）由于最早准确地测定了胰岛素51个氨基酸的序列而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22年后，他又因测定了一种噬菌体的DNA一级结构而获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追溯桑格获奖的原因，首先要推论，如果他不到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MRC）工作，他不会两次获奖。再往前推论，如果不是一位叫佩鲁兹（M. Penuts）的MRC第一任主任的推荐和邀请，桑格也不会到MRC工作，也没有太大的可能两次获诺贝尔奖。
弗雷德里克 · 桑格193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 · 约翰学院，1943年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一年即1940年，当时的MRC主任佩鲁兹就聘请桑格到MRC工作，在聘请之前，佩鲁兹倒是征求过一些人包括权威人士和一般人的意见，也算是对桑格的考察和评判。显而易见桑格这位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是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的，更不用说有人欣赏他的才干和能力了。所以，相当多的人对佩鲁兹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位没什么影响和资历的年轻人到鼎鼎大名的MRC工作呢？要知道多少才华横溢的人千方百计想到MRC工作都不能如愿。再说，桑格并未做出过什么惊人的成绩。所以劝告者一再请佩鲁兹三思而行。
佩鲁兹显然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尽管有人反对，但他还是认为应该邀请桑格到MRC来工作。在佩鲁兹作这个决定时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一是MRC需要年轻富于闯劲和思想解放的年轻人来MRC，这也是佩鲁兹一贯的观点和MRC与剑桥的风格；二是当时MRC缺少化学专业方面的人才。
当然在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主要原因。佩鲁兹通过自己的了解，认为桑格很有思想，有一种与他人不同的原创性或创新思维。佩鲁兹有权独立聘用研究人员，所以他就以这样简单的理由和直觉把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送给了桑格。接下来的结果就是桑格的努力和才干的超常发挥，以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的成果不仅证明了佩鲁兹的眼光和选拔人才的正确，而且为MRC和剑桥增添了荣誉。
虽然桑格的成果和经历有典型和偶然性，但实际上是与其所生活的那个环境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体制是分不开的，只要现实需要，有创意者和才干者，无论年龄大小，有无资格，都可以上阵。与桑格的环境相比，我们的文化、体制和思维定势的特点之一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仅仅资格一项就不可能有桑格那样的幸运儿。
媒体的一个典型新闻是2000年5月执掌中国家电著名企业长虹帅印的赵勇（长虹集团及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2001年4月辞职。上任时赵勇的年龄是36岁，是中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总经理。
但媒体报道他辞职的一些理由是：反对者认为赵勇太年轻，理论知识多于实践，所学专业不对口（不是长虹的主业彩电或空调专业）。而为这些意见做印证的是，赵勇执掌帅印时将一些刚刚进入长虹、年仅20多岁的年轻人破格提拔为部长、副部长，并大幅度提高长虹技术人员及营销人员的待遇。
其实，中国人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已经多到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观念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骨髓和血液中。某研究所一位助理研究员很有才干，也搞过一些课题研究，但在申请一个很有把握的项目时却没能如愿。从内部透露的消息说，在审批时，一些评委认为这名年轻人连副高职称都没有，不足以担纲主持这样的科研项目。于是把课题经费转给了另一位有高级职称的人，但后者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做年轻人所申报的研究课题。
虽然说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有其充分的理由，但如果一概而论，个人和民族就会失去太多的机会。假设一下，如果佩鲁兹也有这样的观念：你桑格没有经历过我和我们上一辈人吃过的苦和受过的磨难就想到我MRC工作，没门！恐怕今天的桑格、MRC和剑桥大学在世界上就真的没门了，既无科研成果，也不会有学术领先地位，更没有声誉。正因为佩鲁兹和剑桥没有这么做，所以剑桥和MRC声名日盛。
还要说明的是，桑格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并非是直接意义上的单对单的比较，也并非零对二的表面对等比较，因为姑且不论国家与国家的实力对比，仅仅从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大学的比较来看，这种比较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英国剑桥大学从创立到今天已经有60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仅MRC一个实验室就占有8人次。尽管诺贝尔奖并非惟一的和绝对的衡量事物优劣的指标，但它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
今年的诺贝尔奖宣布后，再次勾起了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和中国的强大一直奔走呼号的杨振宁预言，在20年内中国大陆本土一定会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有三个条件，人才、（学术）传统和经济的支持。不过，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更为直率，他在近期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说：“印度软件业发展的例子表明，体制往往比技术本身更重要。”但愿中国人早日圆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