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谎器得益于发音分析技术的进步，而且越来越离不开心理学。最新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激发研究人员进入他人的曲折心路去作探索——

2000年10月17日，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布什和戈尔面对摄像机进行第三次论辩。《时代》杂志记者在幕后使用Truster——一部以色列生产的发音分析仪对将入住白宫的这两位候选人的真诚程度提出了异议。计算机软件能够发现演讲者谎言中的许多夸大成分和歪曲了的自信。戈尔讲演中有23起破绽，而布什的应答中有57次犯错！

Truster并不是仅在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高的层次才使用的高科技设备。在意大利和英国，像这种接到任何个人电脑都能运行的测谎器，其市场售价仅为1400法郎左右。

依靠发音和生理数据分析的测谎器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教官布赖恩 · 杰恩（Brian Jayne）解释道：“测谎器对于警察、政府和企业同样发挥着作用。审讯人需要了解犯罪事件详情，企业则特别想预见或查清被盗事件。”有时候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在招聘人员时需求助于测谎业。像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以及情报部门这样的敏感部门特别需要利用测谎器来估计证据的真实性或者测验需接近绝密信息的职位谋求者。

测谎器集一整套仪器和包容广泛的心理记录于一体。最流行的测谎系统是由发音分析仪和多种波动描记仪组成的。发音分析仪察觉到说话者声音中的“微颤”，声带震动因发声者不同而异。事实上，处于应激状态下的受测者一旦有尽力的企图（例如说谎者力图控制自己的言语），他们的声带就会产生细小的收缩，并伴随有8～12赫兹的震动。这种微小的震动会引起极小的、人耳听不到的声音颤抖。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对早期的发音分析仪作了改进，但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

尽管如此，Dektor公司还是将发音分析仪推向市场。一直到80年代末，该公司的一位推销商从电子跳蚤市场上购来元件，不可思议地装配了心理应激评估仪，而且在仪器上增加了多种功能，让仪器的用途得到扩充。据美国国立真相鉴别研究所统计，美国有1000多个警察或情报机构使用了计算机辅助声音应激分析仪。

每个人所特有的发音成分、语调、言语反映出的感情、说话者围绕真相作夸张表达时的困难、因犯罪而产生的紧张等等，都是可以用Truster通过测定言语来了解。Truster尤其能对声频变化产生反应。美国密歇根大学刑事学院的犯罪学教授弗兰克 · 霍瓦特（Frank Horvath）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测谎器的这种特性具有很大的有效机率。Truster是否可靠呢？当克林顿声称他与莫妮卡 · 莱文斯基不曾有过性关系时，Truster竟然相信了……

面对测谎器，克林顿有些漠然

在作测谎分析时，人们目前多半利用生理数据，如与出汗有关的皮肤表面导电性、动脉压或者呼吸节律。测谎器的工作原理是建立于这样一种观念之上的，即罪犯在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时，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因其感情的作用而受促动。神经系统的促动又间接地刺激某些生理官能，例如发汗、血液循环或者呼吸。但因为多种波动描记仪并不专门记录谎言，它将全部感情迹象都记录下来。所以提审某件杀人案可能让无罪者激起反应，而真正的凶手则往往保持冷静。

使用测谎器的全部技巧在于巧妙地进行提问、准确地解释所记录的变量以及提取记录中的最关键部分。多种波动描记仪的可靠性已经成为很多项研究的目标。按照研究人员和试验人员对收集到的数据所作的解释，各个阶段的良好结果概率达到60%至90%。探测器给出的数据需要具有心理学专家功能的测谎器给予解释。弗兰克 · 霍瓦特解释道：“测谎器识别谎言的能力会因受测者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就是这种不相同性常让海关官员、警察、多种波动描记仪专家或者犯罪心理学研究人员感到困惑。但是测谎器的不足是可能在运用过程中加以改进的。”

新技术：攻击谎言的神经元底质

最近几年里，一种全新的方法应运而生。它原先是运用于基础研究，而不是用来探查谎言的。但是科学的显著进步能够促使我们的测谎器不再去捕捉受试者的面部假象，而是去攻击说谎者的神经元底质。

在显示与每个认识行为有关联的神经元群时，大脑图像勾画出了思维神经生物基质。这里所集中起来的尖端技术能不能助人以一臂之力去识破谎言，能不能帮助我们去打开他人的心理门户呢？人们究竟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可以借助于以功能磁共振为基础的成像技术（IRMf）、借助于以正电子发射为基础的断层摄影术（TEP）以及使用脑电图描述仪（EEG）或者运用磁脑照相术（MEG）得知他人的思维呢？

为描述具体事件，我们设想审讯人面对一位完全否认自己与凶杀案件有任何牵连的嫌疑人。我们的侦探决定求助于神经生物学家，他们利用大脑成像技术来确定受测者在执行认识任务时那些开始活跃的大脑机制。科学家看到了受测者大脑的各个区域。当受测者在作各种不同的智力活动（如对物体的感觉、对物体形状和颜色的感觉、对滋味和冷暖的感受、包括喜怒在内的各种情感的产生等）时，这些区域就活跃起来，于是受测者会决定采取行动去达到目的，去回忆，去推论，去理解并用语言来表达等等。

我们首先会有这样的疑问：有没有可能利用神经成像技术来确证嫌疑人是否与犯罪现场有联系，以及嫌疑人是否认识受害者？法国神经科学家让 · 菲利浦 · 拉绍（Jean-Philippe Lachaux）声称：嫌疑人的纺锤状脑回可能成为科学家们注意的焦点。脑回是大脑的颞骨叶下方的一个区域，它与认识人相的思维活动有关联。”

科学家大卫 · 鲁道夫（David Rudrauf）认为：“为嫌疑人放映一系列人相的画面，嫌疑人的大脑对于熟脸和生脸具有不同反应。”

如何知道嫌疑人是否与受害人有爱慕之情呢？伦敦大学的安德列亚斯 · 巴特尔斯（Andreas Bartels）和塞米尔 · 齐克（Semir Zeki）首先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用IRMf研究了17位热恋中的学生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当受试者看到自己情人的像时，他们的大脑中就有4个区域受到激活。这些区域分别位于正中脑岛、前带皮层、尾状核和豆状核；而当受试者面对平常人的像时，他们的大脑中的这些区域则不被激活。

事实上，仪器所记录的并不能直接被我们读懂。似乎是专对爱情的某些大脑区域的激活以及其他区域的抑制，可以在比较了关于爱情与友情两种图像的条件下被测量出来。因为爱这种感情是复杂的，它与大脑的好几个结构有密切联系，所以用图像来表示爱的心理感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最近，神经科学领域完成了一项试验，证明人类大脑具备处理感情的相似方式。

假设嫌疑人在看到受害人照片时，他通常会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我们再想象一下，嫌疑人在杀人案发生当天正与受害人在一起。让 · 德塞迪（Jean Decety）的研究成果也许能让人感到惊讶。她将一组日常用品展示给8位受试者，要求他们想象自己或者他人在使用该组用品。这位法国科学家已证实：TEP记录下某人作各种姿势时其预动皮层激活的情况。想象一下，在一个第三者身上会有同样的效果，即他的整个大脑预动区受到强烈激发，并且增强了其他大脑结构（尤其是大脑皮层右壁）的活动。让 · 德塞迪提出：这种与某人自己同时对远近旁人作心理表现有联系的投射机制，能够被人们用以促使理解他人的行为。嫌疑人可以尽力使自己的大脑皮层右壁保持抑制状态，而让自己的预动皮层忙于追忆凶杀案。

现在，审讯人知道了当事人是否认识受害人，是否与受害人相爱，是否熟悉犯罪现场，是否目睹犯罪经过。从理论上讲，人们总能够通过确定当事人是否被劫走或者被谋杀、跟踪当事者的情绪来将调查推向深入。

最近，美国衣阿华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安东尼奥 · 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实现了将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与诸种主要情绪联系起来。他成功地让41名志愿者体验诸如欢乐、悲伤、恐惧和愤怒等，然后借助TEP来确定受激发的大脑皮层区域位置。嫌疑人一旦追忆起犯罪，就会感到恐惧。于是，得到的大脑图像就可显示一个叫“扁桃体”的激活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扁桃体这个结构是用于处理感情的。因此，当嫌疑人在体验悲伤时，从理论上讲，仪器记录也会显示出他的丘脑下部、腹正中大脑皮层和脑干均处于兴奋状态。

人到底能否掌握别人的思维？

受试者大脑激活图像

我们常常会遇上这样的危险，即嫌疑人拒绝合作，而去专心与凶杀无关的事。如果在嫌疑人的脑海里出现玛利兰的脸面或者大峡谷的景致时，你去探测他的思想，其效果甚微。人到底能否掌握他人的思维呢？美国麻省总医院的凯瑟琳 · 奥克雷文（Kathleen O’crave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南希 · 坎维舍（Nancy Kanwisher）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已经接近成功。

既然我们认为嫌疑人在梦中会再现犯罪现场，那么为什么不在嫌疑人处于睡眠状态时去测试他呢？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美国研究人员马修 · 威尔逊（Matthew Wilson）通过实验找出了答案。他将受驱动的老鼠放到一个回路中去让它们跑动，然后记录下它们所梦见的。马修 · 威尔逊和他的研究小组记录了这些老鼠运动时的大脑活动并观察其与记忆过程有联系的海马之活动。

在老鼠走过的每一路段都有一组相应的神经元在活动，随之在仪器中留下一个特殊的几何图像。疲惫的小动物一旦处于睡眠状态，它们会在梦中再现试验时的情景，而研究人员则可在记录中再一次见到以前曾见到过的几何图像。由此推断小动物在梦中再现的就是那一部分回路。假设能够在人身上作同样的试验，更应该拥有嫌疑人醒时的参考记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嫌疑人再想案件时的大脑图像与其在做梦过程中的大脑图像作对照。

我们的审讯人就是这样获得了关于嫌疑人的一大堆迹象，其中有牵涉到案件的，也有证明嫌疑人是无罪的。当然，思维来源的调查甚至有可能在那些思维极有条理的受试者身上得以实现。

尽管如此，很多专家还是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实际运用于刑事侦探抱怀疑态度。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卡特林 · 维达尔（Catherine Vidal）注意到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她得出结论：“我们每个人大脑中微型电缆布置是不一样的。大家相同的地方也许是大脑皮层区的许多功能分区。不过，绝大多数的突触，也就是神经细胞之间的接触区，是我们出生后才形成的。

神经细胞之间的接合受我们的经验和环境的影响。如果根据某人的情况来推断另一个人，那是很危险的。”让 · 德塞迪甚至认为：“我们不能够将每一种思维与某个大脑分区联系起来，更不能将某种基因与某种个性联系起来。我们至多有可能将决定性过程与几个在神经网中发挥作用的大脑区域联系起来。”

神经图像还有一个局限：它所研究的是思维的神经底质，而不是思维本身，因为思维是看不见的。让 · 德塞迪作了如下的结论：“我们将有可能间接地确定某人的思维属于哪一类型，但是不可能达到让他的思维内容再现出来的程度，至少在现存的工具条件下是如此。我知道你在想某一张脸，但我说不出那是谁的脸。”因此，我们所询问过的科学家都极力否认他们想把思维勾画出来。

[Science & Vie，2001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