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查尔斯 · 达尔文（CharlesDarwin）谈到，作为决定进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可变性在进化最快的组织中是最大的。人类的大脑是进化最快、可变性最大的器官。目前，我们不能将这种可变性归于大脑中某一确定组织或部分。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智力、敏感创造力和技能等之间的巨大差异推断这种可变性。艺术是可变性的一种表现，所以研究艺术的神经学将不仅阐明主观性最丰富的来源，而且还解释了创造和欣赏的可变性的决定因素，从而阐明人类大脑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图为本文作者塞默 · 泽克

可变性所赋予的巨大优势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是人类社会深入进化的关键因素。然而，作为进化的一条规则，可变性也需要昂贵的代价，经常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排斥某些社会行为。这些社会的行为或倾向被认为是偏离常规，这可能有利于艺术，因此有助于文化进化。艺术给可变性造成破坏、孤立和个性化的影响，莫扎特的Don Giovanni使音乐升华到一个在宫廷中找不到缓解的纵欲、连续强奸者的一生。歌剧最初的小节以音乐的形式宣布了他的死亡，这主要是他的生物学体格所决定的。正如拉西内（Racine）笔下的乱伦者Phèdre和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天生被傲慢所毁灭那样，他勇敢而高贵地面对生物学命运。可变性的艺术研究没有社会或法律的涵义。但是当神经生物学开始描述可变性的神经生物学的基础时，结果将在教育、政治和法律等各个领域对我们的社会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在艺术作品中表现的人类巧合最终是组织中至今未知的可变性的结果和大脑皮层的功能，那么我们感受艺术的可变性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通常我们将艺术划分为私人主观的领域的原因；它的丰富性在于它扰乱和唤醒的力量因人而异。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充分地认识到主观性和可变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公共性的，正是公共性使我们通过书面或口语进行艺术方面的交流和沟通。

我们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使得各种艺术家创造完全不同艺术风格的无限创造性的可变性来自于公共的神经生物学的过程。神经学研究对艺术的神经基础进行了探索，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创造力和感受相差如此之大。但是，神经组织能够使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成为可能，神经学通过描述（公共神经组织）只能做到这些。

这一方向的起步来源于视觉艺术的研究，视觉艺术是过去25年已广泛为人所知的视觉大脑的结果。艺术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共同研究作为视觉审美学基础的知觉共同特征，例如，在发现定向选择细胞（细胞选择性地对直线做出反应，被广泛认为是形状感知的神经阻止块）之前，蒙德里安（Mondrian）为寻找形状的不变真理将直线设定为他的作品的主要特征。包括卡兹米尔 · 梅耳维奇（Kazimir Malevitch）和巴勒特 · 纽曼（Barnett Newman）在内的许多画家也以各种方式艺术性地采用直线。类似地，早在大脑的视觉活动中心用图（区域V5）表现之前，亚历山大 · 卡尔德尔（Alexander Calder）和基恩 · 廷戈利（Jean Tinguely）之类的活动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活动，忽视颜色和形状。因此他们的作品极其适合刺激V5中的细胞，从艺术上预料活动选择细胞的生理特性。正因为这一点，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是神经学家，是不知不觉用他们独特的技巧研究大脑的神经学家。

视觉艺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视觉大脑的涵义，因为视觉艺术探索和揭示了大脑的知觉能力。正如保罗 · 克勒（Paul Klee）所说：“艺术不会使可见的东西再生，却能使东西可见化。”但是视觉艺术也遵从视觉大脑的规律，从而揭示这些规律。其中有两条规律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是不变规律。根据不变规律，视觉大脑的功能可解释为物体及其表面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寻找物体及其表面的本质的不变特性。距离、观察点和照明条件不断变化，但是大脑在对物体分类时能够摈弃这些变化。类似地，艺术的重要作用是试图在画布上提取本质的性质。因此艺术的主要功能被认为是大脑功能的延伸，也就是说，是寻找世界的信息。实际上，正是对大脑的知觉能力进行未知的尝试模仿才导致立体派的创始者，毕加索和乔治斯 · 布拉克（Georges Braque）排除他们早期分析时期的观点、距离和照明条件。

第二个重要规律是抽象规律。根据抽象规律，我明白了特殊服从一般的过程，从而明白了描绘适用于许多特殊情况。第二条规律与第一条紧密相关，原因是在知识的有效获得中抽象是关键步骤；没有抽象步骤的话，大脑会限制于特殊。大脑记忆系统的局限性也可能使抽象的能力施加于大脑，因为大脑不需要回忆每个细节。同样，艺术也提取，使大脑的内部工作形象化。因此艺术的原始功能是大脑功能的映照。约翰 · 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曾经说过：“艺术的美和伟大在于能够超越一切单一形式、地方风俗和种类的特性……，形成一种精华的意念……比原始更完美的意念。”

大脑如何形成抽象是认知神经学的中心问题。通过生理上刚开始描述的一种过程，大脑中的细胞似乎先闪过一些不同的观点，然后能够以一种观察不变的方式认知物体。艺术家也是通过类似的过程形成抽象，但肯定超越生理过程，因为抽象意念本身随艺术家的发展而变化。在大脑成像研究的一篇预见性声明中，毕加索曾经说过：“将一幅图画的变形用照片保存下来是非常有趣的。可能的话，可以利用大脑发现这条道路来实现梦想。”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一可能性。

但是抽象是有效获取知识的系统的关键特性，也需要个人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过艺术也可能成为个人的避难所。大脑从细节综合而成的抽象“理想”会引起深深的不满，因为日常的经验是细节的经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有五分之三没有完成，但是他并没有匆忙丢弃。他为完成这些雕塑勤奋工作数年，因为乔吉奥 · 瓦萨里（Giorgio Vasari）告诉我们：“他那高贵的意念已经不是双手所能完成的。”我从另一角度理解这句话——米开朗基罗已经意识到他不能将大脑形成的理想转化为某一作品或一系列雕塑。评论家热情地描述了这些未完成的作品，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完成，人们可以继续完成以满足他们自己大脑的理想。

这与那些极其含糊的已完成作品相比，只是性质上不同而已。含糊是所有伟大艺术的特征之一，使欣赏者的大脑以各种方式去理解作品，而这些方式都是对的。叔本华说过，“最终，一切事情都必须由想象`大脑'去完成。”

对某些通过抽象过程创造的未完成的理想来讲，艺术已成为创造性的庇护所，因此加速了我们文化的进化。但丁对早年去世的比阿特丽斯一生钟爱。没有哪个女人，甚至他的妻子代替过“我心中的女神”——由他的大脑所塑造的理想女人。艺术塑造并进一步理想化，在《神曲》的最后一节中，但丁升入了天堂。

类似地，理查德 · 瓦格纳（Richard Wagner）似乎永远没有找到他理想的浪漫情感，因为他写下了《Tristan und Isolde》作为其最伟大最理想和最浪漫的爱的最伟大的纪念碑。然而幻想是大脑的创造。在瓦格纳个人的浪漫情感中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他大脑所创造的理想而又浪漫的情感。只有死才能实现这一情感，而这正强调了上述观点。

我希望被我称之为神经美学的未来领域是以初步知觉过程为起点的，它将研究艺术创造力和成就的神经基础。我深信，对于有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美学有合适的理论。一切人类行为最终是大脑组织的结果，要服从大脑规律。因此，我希望神经美学领域延伸，解决宗教信仰、道德、法学和大脑功能之间关系的神经基础之类的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是人类研究自身的基础。与艺术相似，这些在我们生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也遵从可变性的规律，可变性是文明社会的本质。如果这样的理解不能根本改变对我们自身和社会的看法的话，我会感到惊讶的。

[Science，2001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