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在南加州大学毕业典礼上的留影

陶立简历：

1967年4月生于中国上海

1989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化学专业，获学士学位

1996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哲学博士

1996～1998年Doheny Eye Institute及南加大眼科博士后

1998～1999年美国强生公司属下R. W. Johnson药物研究所从事新药开发基础研究

1999～2001年在R. W. Johnson药物研究所担任信息咨询顾问，为公司的战略策划提供科技及商业咨询。

2001至今瑞士Novartis制药公司商业分析副主管，参与公司在美国的战略策划

        美中医药开发协会会员

        美国SCIP协会会员

        美国AAAS协会会员

此时此刻，当我开始构思并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从目前居住的美国东部出发，飞往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回想起来，十几年前一个类似的日子，我曾经经历了一次类似的旅行，目的地同样是在加州。我之所以对那次飞行记忆犹新，除了因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坐飞机去旅行，更主要的是由于那是我生命之旅中的第一次远征。从此我便踏上了美国，开始了在美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光阴如箭，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也随着自己学业的完成、家庭的组成以及在事业上的一步步前进，由一个刚刚大学毕业，尚未真正走入社会的大学生，逐步地成熟起来。

选择名牌学校，苦练动手能力

记得我曾经读过这样一篇随想，大意是说纵观人的一生无论其成就的高低，我们往往会发现几个重要的甚至是非常简单的决定就能描绘出一个人的大致轮廊，剩下的只是些填补经历的琐碎细节而已。我虽然还远未到对自己做评论的年龄，但回想起来，觉得此话也不无道理。我第一个影响人生道路的重要决定应该是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生物化学专业。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由于我父母都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耳闻目睹，使我从小便接触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二是在当时的大环境里，数理化是公认的热门学科，选择的机会远不如今日的多。

第二个影响我人生道路的决定，应该是在大学毕业时决定出国求学了。我小学阶段曾有一段时光是在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小学度过的，这使我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便有了一些接触外语的机会，并促使我决定去尝试留学。最终踏上了赴美求学的行程。

我在美国选择就读的学校是位于加州洛杉矶市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它是当时录取我的几所学校中我自认为最好的一所。由于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得以在洛杉机生活了8年。洛杉矶是全美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都市，整个洛杉矶及其周边卫星城镇组成的洛杉矶大都会区，也是在美华人最密集的居住地，因此在洛城生活的几年，我不单对美国的社会有了感性的认识，对在美华人的境地也多了一份了解。在洛杉矶，从最初广东来的移民在此地开发出唐人街，到六十、七十年代以台湾同胞为主开发的位于洛城市郊的蒙特利公园市（人称“小台北”），可谓是到处有华人的踪迹。众多的华人社区，给初次来美人生地不熟的新移民一种精神上的慰藉。改革开放以来，来自大陆的移民人数已经越来越多，素有“小台北”之称的蒙市已被人改称为“小上海”了。尤其是因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大陆移民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其中已涌现出了许多成功创业的人士。但当国内的一些亲朋好友问我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得到底好不好时，我却只能说每个人会因其在美的处境不同而对此做出不同的回答。美国社会表面上是一个强调平等公平的社会，应该说在许多方面也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但是由于文化、语言的障碍，华人要取得与别人同样的成就，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图为陶立全家

话题转回到留学的生活。美国有大小不等的高等院校几千所，我个人认为真正有能力称得上名校的大学至多也就一、两百所。以前在国内时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国内名校的毕业生拿不到赴美的签证，理由是领事认为其申请就读的美国学校的质量还比不上中国的学校。当时或许还会有人对此感到不理解，现在想起来觉得非常合情理。我个人认为，对美国的学校千万不要抱盲目的崇拜心理，美国普通中学的教学质量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差，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大学的基础教育质量并不见得比国内同类高校好。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许多在国内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到了美国就成了中学中的佼佼者。如果在国内学校中较好地掌握了课堂上的基本知识，到美国来应付这儿的课程是没有太大困难的，我希望今后有志于出国求学的学生，无论是去美国、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不要被一些学校花花绿绿的宣传误导，而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一个学校到底有什么样的教授力量以及具体的课程。其实对美国的学校来说，最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应该是它们比较重视动手能力、鼓励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当然不可否认，美国一些从事专业研究的综合性大学的研究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前面谈到我之所以选择南加州大学是因为觉得它是一所相对比较有名的大学。它的排名虽然及不上顶尖的常春藤学校，但至少还在前50名以内。美国有一本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杂志，每年都会刊登一次高校排行榜，把一些学校分别列为前25名、前50名，以及2、3、4类（Tier 2，3，4）。美国的家长在替子女选择就读的学校时，最常使用的就是这个排行榜。另外，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以研究为主的大学，都属于一个叫做美国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简称AAU）的组织，所幸南加大也是AAU的一员。我之所以提及这些，是因为后来的就职经历告诉我，在看似平等的美国，相同的学位并不代表相同的机会。就读学校的名气，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就业机会及将来的职业发展。最近美国经济不景气，学生就业遇到困难，学校名气的作用就愈发明显。南加大因为是一所私立学校，因此学费、生活费加起来每年高达3.5～4万美元。因此，我学生时期在学校遇到的中国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靠奖学金维持学习的。由于有奖学金的资助，所以在我的留学生涯中没有因生活需要而去打工挣钱的经历。但求学生活本身的压力还是相当重的。同学中普遍存在的求知欲，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都异常激烈。我读博士学位时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除了一周几次的研究生课程外，主要的精力与时间都花在了动手做实验上，平时每天在实验室的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几乎所有的周末也都是在实验室度过。套用一句“把美好的青春全部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这种与时间比赛的情况，并非是几个实验室的个别现象，在我知道的一些大学里，这样的工作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大家也就都把这种超时、超负荷的工作当作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了。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拼命工作，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一些平时比较会享受生活的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学生，就常常会因为不堪这样的压力而转行去做其他的事，留下来的空缺就被勤奋又肯吃苦的外国学生占去，在美国以研究为主的大学的实验室里，往往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国学生占了多数。中国学生尤以天赋优良、又勤奋好学而成为教授们喜欢录用的人材。中国已是连续几年荣登赴美求学人数最多的国家（排行榜的榜首）。留学生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的结果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人名字署名的文章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以国际上最著名的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及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为例，现在几乎每期都有中国人的名字出现在作者栏里，我所就读的微生物系就规定，每个博士生必须要有1～2篇发表在经过专业评审（Peer review）杂志上的文章方能毕业。辛苦了几年，当我开始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数一下，在国际性会议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加起来已经超过十篇了。

图为陶立参加世界眼科年会时在“迪斯尼世界”中的EPCOT中心内由鲜花组成的五星红旗前留影

留校工作，还是进入企业

将要毕业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我曾经读过不少文章，讲述的是文章的主人如何拒绝公司、学校高薪聘请的故事，仿佛找工作是一件垂手可得的事，虽然我不是其中的当事人，不能对任何一件这样的报导予以否认，但以我个人的体会，及综合周围朋友的经验告诉我，在美国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社会里，竞争无处不在，我想生活在今日中国的读者多少也会有同感。在生物学领域，激烈的竞争使得光有一个博士学位都不足以使人能找到工作，要想在一流的学校或公司中找到份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绝大多数的博士还必须经历一段相对独立，但不算正式长期工作的博士后阶段，时间上从2～3年到5～6年不等，有的甚至更长。我也不例外，在南加大我从事了将近2年的博士后研究。在这个阶段，对自己的未来我思考了许多，我经常上网去一个最出名的专门讨论生物领域就业情况的网址，从中获取能帮助自己的讯息。与选择专业和出国的决定相比，选择职业是我思考得最多最深的一个决定。当时我面临着几种选择：一是留在大学里继续从事基础研究工作，二是进入企业，主要是大型的医药公司或是中小型的生物科技公司，三是去政府的大型国家实验室。三种不同的选择，将决定三种不同的人生走向。在这个人生的丁字路口，我考虑再三，最终我选择了去企业界发展。其中两个因素起了关键性影响，一个是我个人从事的基础研究，已经从纯理论的方向转向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疾病机理研究。我对于能够将自己的工作转化为帮助人们治愈疾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个是我意识到要真正进入我理想中的一流学校中去进行研究的艰巨性。我前面提到过同样的学位并不意味着同样的机会，在看似平等的美国高校里，其实有着很明显的级差。举个例子说，从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博士的人，可以在与他们同级的学校中求职，也可以去稍微差一点的学校，而反过来，要从名气稍小的学校去最好的学校，机会就非常小，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对这种论资排辈，我是非常反感的。但两个因素的综合影响终于使我决定去公司了。后来进了公司，发现身边的同事竟然都是师出名校，更有甚者，连诺贝尔奖金实验室里的人都来求职应聘，而且每个空缺位置都有上百人前来申请。我在小小地吃惊之余，不免有点庆幸自己的运气，也多少意识到那些名校在招聘时那么挑剔的原因了。

这样一个选择职业的决定，就使得我离开了校园，离开了象牙塔中的学术界。经过一番努力，我拿到了一大一小两家公司的职位，考虑到大公司比较稳，而且在我事业刚刚起步阶段帮助会比较大，我不加思索地就选择了大公司，谁知道那家小公司的股票在98、99年的网络高科技股泡末中一路飙升，使我痛失了一次发财的机会，此也可算作是一句后话了。录用我的大公司是美国公司一百强中的强生制药公司（强生公司属下的西安杨森制药，是在中国境内最大型的外资医药公司）。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便举家从居住了八年多的洛杉矶搬到了新泽西州，美国东部新泽西及其附近的几个州，几乎聚齐了全世界十大制药公司，全世界新药研究开发的重点几乎全部落在这块被称为Pharma Land（药地）的土地上。

从研究到管理

在强生公司的实验室里，我从事的是新药研发的工作，我想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当你真正地接触到具体工作以后，就会觉得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脱节。近年来，生物技术以及化学合成方面的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新药研究开发过程，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并对当今科技发展最前沿的东西有了一个实际的亲身的了解。不但如此，我还把我个人对药物研究的兴趣发展到整个制药过程，不但对药物早期的研究发展进行了解，同时还对药物从基础研究、临床试验、通过美国国家FDA（食品及药品管理署）审批以及后期的上市有了全面的了解。我的兴趣也从实验室的一个狭小空间转向药物开发的系统工程上来，于是在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转入了公司的信息咨讯部门，负责为公司的各个部门（主要是技术部门）提供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这样使我有了更多与公司的决策部门联系的机会，锻炼了才干，增强了知识，也真正地把我从一个技术人才转化为一个管理人才。

图为南加州大学校园内一喷水池

在强生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对工作已能驾轻就熟之际，我渐渐地在制药这个领域里找到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不断有猎头打电话来提供新的工作机会。经过再三考虑，我在2001年的8月，接受了欧洲排名第三、世界前十强的Novartis制药公司的一份工作，加盟到这家公司，作为一名主管（Director），我负起更广泛的责任，为他们公司几个上市产品以及所有的正在开发中的产品提供技术及商业讯息。我在向自己挑战的过程中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身上的新的压力。作为公司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Executive），我知道有许多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尤其是因为很少有华人处在这样的职位上，我更应该为所有关心与支持我的人争光。

在美求学工作的忙碌，使得我较少有机会回到国内。但我对祖国的关心一刻也不曾少过，国内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使我兴奋不已，也心动不已。我知道在国家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最紧缺的就是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我在这儿所获得的经验，也许将来还可以为国家的建设派上用处。在我的人生之路上，可能又到了要做新的决定的时候了。不是么，几个简单的决定就使我来到了美国，也许当我再有机会写一篇这样的随想时，我已是在飞回中国去的航程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