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奕论的创始人、数学天才、曾一度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纳什（见上图）的人生为原型的电影——《美丽心灵》赢得了全球一片叫好声，不过，纳什的命运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参差多态和宽容。为什么我们需要参差多态和宽容，没有谁比罗素的解答更为简洁和概括：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不过，也正因为概括，留给了我饶舌的空间。只是，这个空间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上。

参差多态是我们人类生活的需要，到今天这种需要更是从人类社会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为诚实的理由是，人的生存需要从大自然获取资源，但这样的资源并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所以我们应当维护自然界的参差多态，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当然，更高一层的认识是，人只不过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环节，我们需要与自然界的其他环节衔接，任何环节的缺失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

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参差多态或宽容的理由一点也不比维护自然环境参差多态的理由逊色，甚至更为重要。过去对精神病的理解当然是一种严重疾病，而疾病对于健康当然是异类和边缘或支流，甚至不入流。所以，即使不歧视它，也没有必要把它奉为至宝。因为即使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相对于主流的一切，如文化、生活方式等都可能遭受歧视和排斥，更何况疾病。所以，“我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才成为一种理想的游戏规则，尽管现实中这种规则并没有真的贯彻。

但是，诺贝尔奖能授予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纳什至少是对参差多态的肯定，更是人文精神的深化——人人生而平等，或至少在知识、成就面前人人平等。正如法国免疫学家、1980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让 · 多塞所说，请尊重他人，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他和你一样，也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人。

要做到这一步恰恰得益于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视野和认识的开阔。当人类在较早时期把精神分裂症视为最可耻的疾病时（今天在相当大的范围和程度上还是如此），想到的最好办法便是消灭它。20世纪初，葡萄牙外科医生安东尼奥 · 埃加斯 · 莫尼茨用手术切除部分大脑额叶白质治疗精神分裂症，被视为是对治疗精神病的特殊贡献，因而获得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但是后来人们看到了这一方法对病人严重的不人道的摧残，因为很多人在接受手术后不是成为植物人，就是变成幽灵四处游荡。

后来人们改用针对大脑中特殊的神经递质的方法来对精神分裂症进行药物治疗。瑞典的阿维 · 卡尔松就是这一疗法的首倡者，并因此而获得2000年诺贝尔医学奖。但是他承认对这个奖“忐忑不安了好多次”。说实话，我不知道卡尔松的不安主要是指什么，但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考虑，一个有人文精神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是会对疾病治疗的效果和研究结果能否经受住久远的实践考验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担心，因为我们所有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要么是一知半解，要么是最大程度地接近绝对真理。

相对于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也有人认为精神疾病与天才是一对难兄难弟，一个硬币或一张纸的正反面，甚至是人的另一种生存状态，没有必要去矫治，尤其是在当患者并不危害和妨碍他人时，因为这有助于发挥天才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纳什就是一个例子。其实，除了纳什，还有许多对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天才精神病患者。

陀思妥也夫斯基、安徒生（其父和祖父也有精神疾病）、惠特曼、马克 · 吐温、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果戈里、布莱克、拜伦、丁尼生、德昆西、梵高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疾病。有着严重精神疾病的美国作家爱伦坡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多样化看得更为清楚，他说，“人们经常把我看做疯子，这我不在乎。然而有一个疑问却久久盘桓于我心底，这就是：癫狂到底是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显现呢？”显然，他认为精神病也不过是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另一种正常存在形式。

正像人们对纳什的宽容一样，尽管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时代人们对精神病是更不宽容，但那时幸亏没有人真的去治疗他，否则人类历史上就会多了一个精神病人而少了一名杰出的作家。

纳什的获奖和《美丽心灵》的受欢迎正说明，参差多态和宽容能让人际更和谐、社会更富有、生活更美满、色彩更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