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世界上首次采用大规模“德尔菲”问卷调查法进行技术预见活动的国家，也是迄今技术预见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持续进行了30年的研究，为全球性的技术预见实践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原理与方法——

日本在全球技术预见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德尔菲”法进行大规模技术预见调查的国家之一。自1971年起，由日本科技厅下属的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负责实施，每5年调查一次，至今已进行了7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日本在技术预见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它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技术预见方法都已日趋成熟。日本的技术预见不仅对本国科技、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日本将技术预见作为一种活动方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它的提出与日本当时“追求经济独立发展”的呼声是密不可分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得到了全面振兴。日本从1955年起，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9.8%，约为同期其他发达国家的2～3倍，国民生产总值在此期间增长7.4倍。及至60年代末，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然而，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据统计，在1950～1975年的25年期间，日本共引进26000项先进技术，引进这些技术的政府开支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2.54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达到18.92亿美元。

引进先进技术这一举措大大缩短了日本产业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年限。截至1962年底，日本的主要产品有68%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然而，这种追赶模式伴随着日本由追随者转变为世界经济领袖之后就出现了问题，即在失去了追随和模仿对象之后，日本经济发展何去何从？这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普遍关心的问题，客观上需要政府在制订科技政策时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加之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生态问题的出现，由此导致日本社会各界对于未来技术发展给予了普遍关注。

在上述背景之下，日本的技术预见登上了历史舞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当推“日本科学技术经济学会（JATES）”，该学会在此领域中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JATES成立于1966年8月，学会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促进日本技术与经济的融合与良性发展。在成立伊始，JATES就对技术预见予以了极大关注，并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由资深事业家组成的未来研究组织，以探索出一条将“一种使日本由一个技术进口依赖型国家转变为一个技术自主开发型国家的路子，途径就是要借助于技术的可预见性和对它的创新”。

JATES于1969年5月出版了《未来的技术产业》一书。该书对技术预见的概念和组织方式作了积极探索。同年8月，由JATES发起的第一届国际性学术会议——“技术预见与合作计划”在日本成功举办。这次会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除日本之外，许多国家也正在对技术预见方法进行着有益探索。同年12月，JATES派出了代表团专程赴美国和欧洲进行现场观摩和学术交流，并在国外参加了由该会发起的第一次境外会议——“技术预见与产业发展”。这些重要的活动安排和学术探讨为日本技术预见模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0年代初，JATES中的技术预见专家极力提倡政府在推动国家未来技术发展中应起到积极的作用，即在技术预见的德尔菲法调查中政府应充当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还向政府提出了一套适应日本本土的技术预见方法。该方法被政府推荐给日本科技厅（STA）。该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四条著名原理：①需求性原则；②全面性原则；③可评价性原则；④可预见性原则。这标志着日本技术预见方法的初步形成，同时，它也直接影响了在欧洲、亚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开展的技术预见实践。

依据这套方法，日本科技厅于1971年成功地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技术预见调查活动，这标志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运用“德尔菲”法在国家层面进行全国范围技术预见活动的国家。同时，这也使得日本科技厅成为技术预见方法和实践的积极开发者和推进者。日本科技厅最近的一次调查，即第七次技术预见活动发生在2000年～2001年期间，调查范围涉及到16个领域的1065项技术，发放3809份问卷，问卷回收率高达82%。

日本最为著名的技术预见出版物，确切地说，也是世界各国同类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技术预见成果，即《日本的技术——未来30年》，是由日本科技厅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详细总结了日本第四次技术预见的成果。

日本科技厅并不是日本国内唯一进行技术预见的组织，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公司也正在使用技术预见方法来界定影响未来产业与经济发展的技术范围。这批公共的和私营的机构所组织的技术预见活动具有少数服从多数的特点。这种类型的技术预见，其创造性以及在社会网络培养方面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未来指示器的作用，它们所创造的社会网络能够使政府机构和那些极具影响力的开拓者在关于具有潜力和富有希望的领域进行选择和投资方面可自由地交换彼此的看法。此外，也可就涉及到的其他方面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这就使得技术预见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

还有一类预见活动是在日本首相科技顾问机构（the Prime Minister’s Council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持下进行的，他们的调查结果也可为政府制定宏观科技政策服务。这类预见活动的宗旨是要在政府部门、研究与开发组织、工业界之间寻求一条让各方均能接受的捷径。日本的通产省则为工业界的研究与开发提供了支撑，并组织与管理所在领域所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以此确认那些属边缘性的、交叉学科的技术、可以在不同领域同时使用的技术，以实现在资源给定条件下形成资源共享的有效模式。

日本技术预见活动不仅有相应的组织机构，还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正式出版刊物。他们的技术预见是由政府与民间（企业）共同组织实施的，技术预见的结果直接形成了政府、科技界、企业界等多方都能接受的产业政策、技术开发政策、科技发展规划。可以说，在日本实施的预见活动其体制化程度之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比拟的。

日本的技术预见通常不是对未来图景的一般描述，而是一份可以具体实施的蓝图；不是被动地对技术未来走势进行预测与跟踪，而是积极地、主动地进行选择，直接推进技术的未来发展走势；也不单是为了适应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依照一定的标准规范技术发展，朝着服务于地方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方向上发展。它所勾画的未来是可预见的未来、可实现的未来和优先给予关照的未来，正是这三者的统一导致了日本能够就技术、经济及社会的未来发展制订出带有前瞻性的宏观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并借助于具体的德尔菲法问卷调查法将政府的宏观意图与科技界、产业界的微观意图给及时地沟通起来。沟通的结果就是使得日本朝野上下就技术的选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能够达成具有前瞻性的共识，最终促使政府与企业不断加大对能够为经济及社会利益带来最大化贡献的那些技术领域的投入。

技术预见在日本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它受到日本国内企业界、科技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认同。及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技术预见模式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日本技术预见委员会每隔5年都要向政府首相汇报一次关于制订长期的科技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汇报的主题就是由每次技术预见调查结果锁定的。

当然，日本的技术预见不是十全十美的。日本的技术预见更多的还停留在操作层面上，尚未进化到理论层面，这也就是真正能够给技术预见下定义的不是来自日本的技术预见专家，而是来自其追随者——素有思辩传统的英国人马丁。即使在操作层面上，日本虽然在技术预见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失误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失误就是对信息技术发展态势估计不足，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在信息技术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日本在技术预见活动方面所做出的巨大成效。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