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对下述著作的书评：弗兰克  ·  瑞恩（Frank Ryan）的《被遗定的瘟疫：如何赢得和输掉治疗肺结核之仗》；希拉 · 罗斯曼（Sheila M. Rothman）的《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肺结核和美国史中的疾病社会体验》；艾伦 · 克劳特（ Alan M. Kraut）的《沉默的旅行者：细菌、基因和‘外来的威胁’》。

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诗人海涅、钢琴家肖邦、著名作家契诃夫、卡夫卡和乔治 · 奧威尔（George Orwell）， 以及对世界人权作出巨大贡献的埃莉诺 · 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夫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死于肺结核，因为50年以前的治疗手段几乎对延长病人的寿命毫无帮助。

在19世纪晚期，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和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都以主人翁死于肺病为结局。最近，希拉 · 罗斯曼（ Sheila M . Rothman）出版的《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一书中通过收集19世纪新英格兰肺病患者的书信而重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

1935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近70000 人死于肺结核； 1947年，就在刚刚采用抗生素之后，有55000人死于肺结核； 1990 年这个数目降至330人。美国和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中，患肺结核病的人数也在相应减少。这种惊人的成功鼓舞着不发达国家提出根除这种疾病的宏伟计划，这些国家的发病率比发达国家高许多倍。在国际防痨和肺病联合会、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帮助下，包括当时处于内战中的莫桑比克等一些非常贫穷的非洲国家，也开展了强有效的控制肺结核的计划。但在1990年的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其肺结核的死亡率仍高出英国约1500倍。在许多非洲国家肺结核发病率似乎刚刚开始下降时，艾滋病又开始肆虐了。这对包括控制肺病的服务机构在内的所有健康服务机构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艾滋病破坏了人体免疫系统，艾滋病的爆发对那些肺病发率很高但又缺乏有效控制的亚洲国家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最近，在一些西方工业国家，由于抗生素耐药性的产生已导致肺结核重又抬头。

弗兰克  · 瑞恩的书于1882年3月24日开始动笔，当时罗伯特 · 科赫（Robert Koch）向在柏林的德国生理学会宣布了其有关杆状结核杆菌的发现。科赫之所以能探测到这些细小而又令人难以捉摸的细菌，部分应感谢他发明的新着色方法，但是如果卡尔 · 蔡斯（Carl Zeiss）——耶拿一 家大型光学仪器的创建者没有向他提供最新的油镜，他就不可能发现结核杆菌，这种用油浸泡过的透镜大大改进了科赫使用的显微镜的功能。《纽约论坛》和《泰晤士报》发表文章，为科赫的发现欢呼雀跃，并期望早日发现抗肺结核疫苗，但这一愿望在许多年后才得以实现。科赫的成就证明了肺结核是接触性传染病。

20世纪早期，路易斯  · 巴斯德（Louis Pasteur） 的一个学生阿尔伯特 · 卡尔米特（Albert Calmetce） 和里耳的卡密尔  · 奎因（Camille Guérin）发现，病毒性结核杆菌在含有牛胆汁的231种连续性溶液中培养11年后，会失去毒性。动物在注射过这种稀薄的杆菌溶液后开始对肺结核产生免疫。卡尔米特和奎因把这些稀薄的杆菌制成疫苗，即现在众所周知的BCG——卡介苗。1921年，他们首次使用在一个小孩身上，这个小孩的母亲在分娩时死于肺炎。但是1930 年，在卢比克地区接种过疫苗的249个儿童中有73人死去，此后这种方法受到人们的唾弃。后来证实这些儿童之死是由于他们接种的疫苗受到了毒性杆菌的污染。

20世纪早期，德国化学家在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中表现卓越。保罗  · 埃利希（Paul Ehrlich）在1910年发现了抵抗梅毒的“魔力子弹”六0六（洒尔弗散，即胂凡纳明——译者注），德国接下来的一个伟大发现在1935年由埃尔伯菲特（Elberfeld）的格哈德  · 多马克（Gerhard Domagk）做出，这个发现导致了磺胺的分离。

多马克

多马克研究抗菌药剂的整个过程，都受到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的激励。他永远也无法忘记，当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在俄国前线医院工作时，那些年轻的士兵由于传染上气性坏疽（gas gangrene） 所遭受的可怕痛苦。战后他取得了医学学位，年仅32岁就被任命为位于埃尔伯菲特的一家大型化学公司的实验病理学和细菌学实验室主任，他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按照里奥纳多  · 考尔伯鲁克（Leonard Colebrook） 的具有权威性的多马克传记中的说法，1932年，两位化学家朋友给了他一种红色的化合物，这是他们早几年合成的，可以作为皮革“快速”染色剂。这就是百浪多息（Prontosil）——磺胺的前身。尽管着色未能阻止细菌在培养基中的生长，但杀死了动物体内致命的链球菌，并使一些身患疾病的人神奇地康复了。

直到1935 年，多马克才将他的发现发表，那时百浪多息已获取专利。在其论文发表几周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Jacpucs Tréfouél 和他的同事发现，百浪多息中的有效成分是磺胺，磺胺是一种从较大百浪多息分子中分离出的无色分子，这个发现使那个专利变得毫无价值。早期的磺胺在治疗由肺炎球菌引起的肺炎时并不十分奏效，但是，40年代早期经过修饰的磺胺吡啶开始使用，被证明是高度有效的。1943年，它在北非治愈了温斯顿 · 丘吉尔。

1936年10月26日，就在德国攻打波兰几星期后，多马克收到一封电报，被告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或许，由于多马克没有愤怒地拒绝这个奖而使元首感到耻辱，盖世太保马上逮捕了他，命令他签署一封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信。1947年，多马克终于能到斯德哥尔摩领奖，但由于没有付支票，钱最终只能归到总基金里。

尽管当时的磺胺药物并不能杀死结核杆菌，同时它还有危险的副作用，包括呕吐、皮肤疹，以及对肝、肾和骨髓造成损伤。但是，磺胺的发现激励其他一些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去探寻抗菌药物。塞尔曼 · 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就是其中之一。1910年，他从乌克兰一个犹太人小镇移居美国，1939年，他是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农业学院一个重要的土壤微生物实验室的负责人。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从固氮菌和菌分类学到使用人粪合成肥料。他意识到包括结核杆菌在内的恶性细菌在土壤中不能长久地生存。根据其传记的描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致使他的实验室工作转向寻找土壤微生物产生的抗菌药剂，这项工作5年后有了丰硕的成果，瓦克斯曼的研究生艾伯特  · 夏芝（Albert Schatz）从放线菌中提取了一种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可以抑制毒性细菌的生长，其中包括生长在试管培养基中的结核杆菌。这种化合物就是新的抗生素——链霉素。

瓦克斯曼因发现链霉素于1952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尽管链霉素只是抑制了结核杆菌的生长，而不能消灭它们，但它仍然治愈了许多身患绝症的病人，这的确引人注目。1945年，这些消息促使英国医学研究会使用当时在英格兰非常有限的链霉素资源进行有控制地双盲临床试验。菲利普 · 达美高 · 哈特（Philip d' Arcy Hart）进行了这项试验，他选出107位急性肺结核患者（对于这些病例，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法只是卧床休息）。他从中随机选出55位病人，对他们用链霉素给予治疗并让他们卧床休息，剩下的52位病人只是卧床休息。6个月后，用链霉素治疗的病人中有4人死去，未用链霉素治疗的有14人死亡；前者有28人的病情有所好转，而后者病情减轻的只有4人。

5年后，用链霉素治疗的人中有32人死亡，未用链霉素的人当中有35人死亡。很明显，只用链霉素并不能治愈肺结核；费尔德曼（Feldman）和辛萧（ Hinshaw）已经发现，结核杆菌对链霉素的抗药性在四周后会复发。链霉素还对内耳造成损伤，长时间使用大剂量的会导致耳聋。1952年，“由于发现第一种有效抵抗肺结核的抗生素——链霉素”，瓦克斯曼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发现激励人们研究土壤中其他分泌抗生素的微生物，并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链霉素的真正发现者，也是论文首次公开发表的第一作者艾伯特 · 夏芝却没被授予诺贝尔奖。他是康乃狄格州一位贫穷犹太人农夫的儿子，为了提高他父亲那贫瘠土地的产量，他曾研究过土壤微生物学。他之所以从事抗生素的研究，只是因为瓦克斯曼每月付给40美元让他到实验室工作，但从此以后夏芝就全身心地投人到研究中，对不同土壤微生物的抗菌活性进行了成百上千次的测试。经过三到四个月艰苦卓绝的工作，夏芝在一只被感染的鸡的气管中的一堆混合物中，发现了可以抑制毒性细菌生长的菌类，其中包括一些已知的可以抵抗链霉素的菌类。

瓦克斯曼的学生及合作者夏芝

后来，夏芝并没有听从同事们的建议，显然也不是按照瓦克斯曼的指示，他对这种菌类作用于结核杆菌的有效性进行了试验，最后他激动地发现，在培养基中它可以抑制结核杆菌的生长。接着，他设计了一种从培养基中萃取有效化合物的方法。1944年他与瓦克斯曼联名，在《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刊》发表了这项成果，但随后夏芝的贡献却明显地被遗忘了。

瓦克斯曼在其枯燥乏味的自传中，再次出版了1944 年10月他在梅欧郡演讲的原文，演讲中公布了这一伟大的发现，他声称：“1943年9月，我和我的助手们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成功地对有机体进行离析，生产出一种抗生素......”，当时瓦克斯曼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夏芝却在地下实验室中辛苦地工作着。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夏芝，也未提及雷内 · 杜博斯（René Dubos）等人早期发现的土壤抗生素，这种土壤抗生素已被证明在临床使用中是有毒的，这为链霉素的发现奠定了基础。瓦克斯曼演讲中通篇都用复数人称代词“我们”来代替。现在科学与医学研究伦理学已被提升为一门理论学科，且有全新的杂志专门研究它，但似乎无人在意被我视为第一戒律的思想：“你不能将你下级合作者的工作据为己有，'奉行这样的戒律可以避免许多不公与痛苦。

由于战争，大家天各一方，但是受到多马克有关百浪多息发现的鼓舞，多马克和欧美一些科学家又去研制一种抗肺结核的药物。1940年，生化学家乔治恩  · 莱曼（Jorgen Lehmann）曾因说明双香豆素是一种有效的抗凝血剂而名声鹊起，双香豆素是一种从腐坏的甜三叶草中提取出来的化合物，其衍生物在市场上被称为沃法令阻凝剂。1940年他看到一篇报告，报告指出水杨酸（一种与阿司匹林相关的化合物）可使结核杆菌呼吸（即摄取氧）加快。这表明这种杆菌食用这种化合物，它的一种化学修饰形式可使杆菌中毒。根据莱曼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报告，瑞典药剂公司的化学家费若森（Ferrosen）合成了大约50种水杨酸衍生物， PAS就是其中之一 ，它在培养基中可以抑制结核杆菌的生长o用来实验的动物对这种化合物表现出很好的耐药性，两位用PAS进行治疗的肺结核患者病情有了明显好转。莱曼发现PAS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瓦克斯曼和夏芝发现的链霉素，尽管它在两年后才发表这一成果。莱曼又是一位不公平地遭到诺贝尔奖拒绝的人，其中的原因，我们只有到可以公开1952年的档案时才能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