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生物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见下图)早年对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强烈兴趣使他走上致力于心理分析的精神病学的研究之路;但在1960年代,他脱掉了临床医生的白大褂,穿上了实验室的工作服,开始研究地球上的一种粘糊生物——海参。那时,脑科学研究者都认为无脊椎动物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然而坎德尔却做出了让刚处于起步阶段的神经科学领域为之一震的发现——海参的记忆机制。这一重要发现使他赢得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在坎德尔的新书《寻找记忆》《、一门新的脑科学的诞生》中,他的论述覆盖了行为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四个关键领域。同时身为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系、生理学系和精神病学系的教授,坎德尔现在依然忙于从海参中获取更多的信息??以下是《发现》记者苏珊·克鲁格林斯基(Susan Kruglinski)对坎德尔的采访内容。

 

 

　　苏珊:您最近的实验工作包括对恐惧这种情感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

 

　　坎德尔:我们已经确认了老鼠的某些基因对它们先天本能的恐惧和由后天学习得来的恐惧起重要作用;并证实删除这些基因后将会培育出无所畏惧的老鼠。

 

　　苏珊:无所畏惧的老鼠会有哪些行为?

 

　　坎德尔:通常,如果你把一只老鼠放到一个开放的区域里,它会沿着这个区域的边缘行走;如果把它放到一个四面有墙的封闭的小室里,它也会沿着墙的边缘行走,原因是害怕遭到入侵者的袭击。偶尔它也会冲到小室中间,以确保不错过食物或其他异性伴侣。如果你吓唬它一下,它就会躲到墙角一动不动。但当你把对恐惧起重要作用的基因从老鼠身上删除时,它就会大部分时间在屋子中央活动,不再害怕了。

 

　　苏珊:删除这些基因也会使本能的恐惧消失吗?

 

　　坎德尔:是的,但它对后天学习得来的恐惧感同样管用。

 

　　苏珊:您能否想象将这一研究作用于人,人类最终会受益吗?

 

　　坎德尔:这种基因可能会成为研制抗焦虑药物的制药商的新的目标。我们还开设了一项关于快乐的生物学研究——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培育出比正常状况更快乐的动物——主要通过补充或加强正激励(与负激励相对)神经通路里的活动来实现。

 

　　苏珊:您是怎样研究快乐的?

 

　　坎德尔:为了产生由学习得来的恐惧感,就需要制造一种中性的刺激,比如播放一段曲调,然后把这段曲调与一次电击联系起来:播放曲调,电击,播放曲调,电击??这样动物就知道曲调停止后等待它们的是痛苦。不过你也可以反之,在不播放曲调的时间里电击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动物甚至比在从未遭受过电击等系列刺激时更有满足感和安全感。当仔细观察它们大脑内部的情况时,我们发现不仅负责调节恐惧感的通路关闭了,而且快乐通路也被激活了。

 

　　苏珊:那么说恐惧和快乐是同一个系统的两个部分?

 

　　坎德尔:是这样的。不过我需要澄清的是删除老鼠的某种基因和关于快乐感的实验过程不是完全等同的,它们是不同的实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恐惧感来自某一神经回路,并且由一种基因控制着这个神经回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特定的基因打开或者关闭该神经回路。在一项独立的研究中,我们正在探索是否可以不通过操作基因而从行为上获得相反的结果——即产生快乐。这也正是我们是如何想到这种模式的出发点。它们可能是相关的——可能是同一种基因关闭恐惧和打开快乐,但目前我们对这个仍不太清楚。

 

　　苏珊:您在关于恐惧和快乐的记忆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

 

　　坎德尔:假设你在童年时有过一次外部创伤的经历。我只是打个比方,你曾遭受过性虐待。你可能记得或者不记得其中的认知成分——那个骚扰你的家伙——但是有一系列与这个经历相关的自发、潜在的情感上的变化,那就是由学习得来的恐惧。当看到一个陌生人有时会引起你完全不正确的反应——这个陌生人可能与骚扰事件完全无关,但你记忆中的某些相似之处让那些感觉和情感瞬间回来了。对情感经历的学习就像对认知经历的学习一样频繁,只不过前者是无意识的学习。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压制某段经历或事件的认知成分,但想压制其中的情感成分却很难。

 

　　苏珊:您在著作中提到,在精神疗法方面受到的训练影响着您的神经生物学工作。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吗?

 

　　坎德尔:应该说是有的。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划分,也或许是一个不必要的划分。我担任咨询委员的埃里森医疗基金会[甲骨文公司创办人兼总裁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捐资设立]就正在探索大脑磁共振成像是否能用来评估精神疗法的输出。

 

　　苏珊:您曾经质疑过精神分析法的价值吗?

 

　　坎德尔: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曾对精神分析师变得越来越经验化,而不是越来越科学化感到很失望。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单个病人,而不是从大量经过分析的病人那里收集有效的数据。

 

　　苏珊:埃里森基金会会研究这个问题吗?

 

　　坎德尔: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用大脑成像来评估精神疗法的输出是否已经时机成熟。现在有两种形式的精神疗法已被医学证明是有效的:一个是认知行为疗法,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伦·贝克(Aaron Beck)发明;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疗法,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尔男·魏斯曼(Myrna Weissman)发明。这是两种经科学确认的短期疗法。经过20个疗程,中等抑郁程度的病人会得到显著改善。在强迫性神经衰弱患者那里已经取得的一些初步研究成果表明,他们的大脑尾状核新陈代谢异常。如果通过精神疗法他们有好转了,代谢异常就会得到纠正,就像通过药物治疗(如Prozac)的效果一样。这真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结果。我们想进一步探索这里面是否有科学依据,或许基金会会对这个感兴趣。

 

　　苏珊:以前从未有人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吗?

 

　　坎德尔:这个课题从来没有被系统地研究过。我们考虑的是大规模地、系统地研究它,合作者应该包括几所研究不同病理种类的大学。我们想搞清楚受控的精神疗法实验是怎样产生大脑的物理变化并表现为治疗结果的。

 

　　苏珊:为什么以前从未有人用成像技术来研究精神疗法?

 

　　坎德尔:这一领域还非常年轻。直到最近人们才确信在这些情形下的精神疗法是行之有效的。成像技术也相对比较新,分辨率还没有达到要求。为了了解治疗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对每种精神病作生物学标记,于是就产生了许多技术问题。但我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苏珊:下一步的研究您将会从哪种疾病入手?

 

　　坎德尔:主要是强迫性神经衰弱症和焦虑引起的紊乱,比如外伤后的压力感紊乱。

 

　　苏珊:您最早开始质疑精神疗法是在什么时候?

 

　　坎德尔:我想是我在卫生部工作的时候,以及在1960年代重新回到精神治疗所的时候。那时我30岁,正在接受精神治疗师的培训。作为训练的一部分要做一个自我分析,并不是我的自我分析使我开始质疑它。实际上,我从中受益很多。促使我开始质疑的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学科并没有发展得越来越科学化。

 

　　苏珊:现在您对精神疗法有些什么认识?

 

　　坎德尔:它似乎有些混乱。因为在实际治疗中有许多有竞争力的方法,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的模式和方法进行比较,但很难说哪一种最好。极有可能你从这种方法受益,而我从另一种方法受益。不同类型的病人应该有针对性的选择。我认为这需要一种独立的评价标准,而成像技术可能是提供这种评估的工具之一。

 

　　苏珊:您是否认为有些疗法是有问题的?

 

　　坎德尔:这我还不清楚。但我认为在此之前没有人来认真研究这一课题是有问题的。

 

　　苏珊:精神病学和神经生物学这两个学科的分裂对病人有什么害处吗?

 

　　坎德尔:我认为精神药理学的治疗已经革新了传统的精神病学。任何从事精神病学的人都意识到药物治疗非常有效但并不完美,有些病人不能从中受益,有些病人是在药物和精神疗法的作用下受益的,而有些时候精神疗法单独就能见效。曾有一段时间,精神分析师认为生物学毫无用处,而生物学家也不愿意接触精神分析学。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需要系统地研究治疗中的精神分析的成份,同样也需要研究治疗中的心理药理学的成份。这还不够,埃里森基金会和我希望倡导的是用整体论的方法研究精神病学,这样精神疗法会走上与精神药理学同样科学和严格的发展层次。

 

 

　　苏珊:精神治疗师需要知道哪些东西?

 

　　坎德尔:首先我认为从事精神病学的人应当有生物学背景,因为精神病学实际上是神经科学的临床表现形式。其次,当一种精神疗法在实施前,首先应该被证实是有效的。我正在筹划制定一套严格的标准:必须通过诸如核磁共振成像(测量脑内的血流量)之类的脑成像技术检测出病人的异常,然后用脑成像技术跟踪检测那些标记过的病理指标是否随着疗程的进展而有所改善。治疗师不必非得具备生物学方面的洞察力,但他们应该明白这些指标的含义,会给病人做成像检测,并且会跟踪检测结果。

 

　　苏珊:在神经科学领域,最近是否有让您感到惊讶的研究?

 

　　坎德尔:简直太多了。比如,保罗·格利切尔(Paul Glimcher)研究的大脑是如何决策的;威廉·纽瑟姆(William Newsome)关于决策的重要价值的研究;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和琳达·巴克(Linda Buck)关于嗅觉的研究就非常有趣。当然,汤姆·杰塞尔(Tom Jessell)对神经网络的研究和斯滕·格利尔(Sten Grillner)对复杂神经回路工作机制的研究非常重要。我还想说,在理解控制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和在控制系统的认知作用方面的进展,是一大显著进步,并且革新了我们对神经系统的连接方式的理解。

 

　　苏珊:临床医生也需要做这些研究吗?

 

　　坎德尔:是的,我一向认为精神病临床医生应该接受神经科学方面的训练。事实也是如此。我把这两个学科看作是互相关联的学科,尽管它们的治疗方式不同,从业者的知识结构不同,但他们都将大脑作为疾病侵袭的对象加以研究和治疗的。

 

　　苏珊:事实上,这两个学科并不如您所希望的那样联系紧密。是吗?

 

　　坎德尔:我认为这么说是不公平的。科学领域在缓慢的进步,但它的确是在进步着。没有什么事情的发展节奏能赶得上我所希望的程度,即使《发现》也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发表我的论文![大笑]

 

　　苏珊:您认为目前神经科学领域内最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坎德尔:我想我们需要理解传感信息是如何转化为行为的。我们需要明白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是如何形成的,在哪里发生?处理步骤是什么?决策的本质是什么?自由意志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意识吗?

 

　　苏珊:我们现在对意识还有多少没理解?

 

　　坎德尔:我想我们还没有取得多少现实的进步,不过我们在概念上已经取得相当多的进步。这些概念已经影响着人们用一些有益的方式来思考一些问题。

 

　　苏珊:您认为研究者可能会发现意识是怎样的吗?

 

　　坎德尔:这个问题我无法猜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任何原创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