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物科技投资人和企业家中间，关于中国市场与中国之路的话题是一大热门，而且这种热度还在不断地增加之中。仅仅在几年之前，官僚主义的流行、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得许多生物技术投资商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但是在近几年，几乎每家跨国制药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建造厂房和商务发展办事处，毫无例外地，其目标都是为了吸纳低成本的国内人才、对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进行外包；最重要的是，为在总额400亿美元的中国处方药市场中分得自己的一块蛋糕，而这个市场正在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着。

 

　　中国拥有13.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其中中产阶级的数量和比例正在不断增长中，根据专业咨询机构——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的估算，他们之中的90%将在2011年拥有不同程度的医疗保险。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巨大的吸引力源于以下几个特点：高人口密度、广泛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以及与西方不同的区域性疾病流行情况――比西方更为流行的肝癌和颈部以上的癌症。

 

　　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充满希望而令人乐观的，至少与北美洲和欧洲的人们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阴郁景象相比是如此。在过去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每年10～15%的速度在增长，而且2011年制定的发展速度也将超出西方国家的预期。

 

　　包括研究开发本身也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比如在生物技术领域，中国政府计划将研发投资比例从目前占GDP的1.5%提高到2020年的2.5%（这将赶上美国）。全球与生物技术相关的25个顶尖研究机构中有四个在中国，而且中国发表生物技术论文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尽管中国的论文被引证率是很低的。

 

　　中国宣称将建立超过100个生命科学园区和产业孵化中心，其中最大和最为著名的是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北京中关村园区、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以及位于广州/深圳和香港的生物产业集群。为此，已经逐步建立了大量重要的公司，并吸纳了具有自我可持续性的生物科技人力资源。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称，现有5580万科技人才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中工作。这一数字比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人口少几百万，或者少于美国加州和德州两州的人口之和。

 

　　综上所述，在这样一个人才丰富、研发经费扩增、消费者健康意识日益提高的国度里，投资商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财政的获取方面，事实上这主要针对产品市场的，因为大部分是国有控股的。在风险投资家很少的中国市场，生物科技产业主要是由政府一手操办的。中国政府支配着巨大的资源（在2009年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有1250亿美元专门用于医疗改革），政府还就研发投资的优先领域和应对国家紧急状态方面制定了五年计划，其中就包括重点发展创新生物科技的规划。通过资助国家863高科技计划项目及其商业化进程，中国政府还对具有商业价值的科技项目进行大力的支持。

 

　　2009年，中国启动了“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在之后的13年中计划投入120亿美元来刺激中国自己的国际性制药企业，每个项目其资助强度达到了近两亿美元。同样地，各省、市政府还对国内创办企业给予了财政补助、赋税优惠期和其他的支持，已经在大力发展生物科技产业集群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声誉。

 

　　简言之，中国的商务环境强劲向好，不仅对国内企业，而且对那些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国外企业来说，都体现出未来一种总体趋好的政府愿景。这些愿景理所当然地给商家带来了确切的机会。以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BGI）为例，它不仅拥有近1500名生物信息学专家，其超级计算机的综合运算能力达到了25万亿次浮点运算，而且去年还购买了128台新的HiSeq 2000 Illumina基因组测序仪，使得全球基因组测序能力翻了一番。

 

　　在基因组学领域，中国已经非常自信地处在全球领先的地位，使得那些具有基因组学知识的科研项目的转化有很高的成功机会。进一步发展或将成为以下领域的源头活水：个性化医学、诊断学、动物生物技术和植物生物技术。

 

　　但在具体的创新型药物开发中，情况就不那么清晰明了。尽管临床试验方面的专门技能是被寄予厚望的，但是大多数中国制药企业都缺乏足够的研发能力，只有在一些优秀的国立研究中心，那里的转化（医学）研究处于全球科研机构的顶尖位置。处在这么一种环境条件下，可能更为明智的做法是集中于研究开发小分子、替代蛋白质、疫苗和抗体，而不是实验性的生物技术治疗手段（比如，基因、干细胞和RNA干扰疗法等），原因在于生物技术治疗领域还有大量的技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中国的生物技术模式是一种喜忧参半的事情。尽管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着相关基础设施和厂房的扩容，但它的发展战略和雄心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一种政治驱动性的色彩。就生物技术而言，如果其他国家实施的技术推动模式是不尽完善的，那么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就更有待斟酌了。尤其是包括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机构存在的官僚主义及其架构，或多或少使中国的生物科技研发放慢了其发展的脚步。包括来自于大学、中科院和产业界的领军人物同时兼任着行政领导，无形中会形成一种任人唯亲的风气。出于这样的原因，一些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们，尽管他们拥有一种全球目光，或将促成批判性的思想形成，却并不总是能遇到开放式的欢迎。

 

　　从长远来看，要确保中国科研院所具有的国际竞争力，建立一种兼具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生物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令人鼓舞的。在2010年底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国特别强调了促进开放性和国际合作在今后发展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