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le、Nook、iPad以及其他电子书阅览器销售额激增这一事实，预示了出版业怎样的未来？在电子书阅览器日益普及的今天，作家、撰稿人将面临何种挑战？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学典范与最主要力量之一的小说，又应当如何在当今如此的文化语境中定位？

 

　　带着这些问题，《大西洋》杂志采访了美国畅销书作家P·索鲁（Paul Theroux）。1968年，索鲁首次在《大西洋》上发表短篇小说《双鸟在林》；2010年2月，其第8部小说《暹罗之夜》成为大西洋小说系列与Kindle合作项目作品之一；6月19日本年度多伦多光影艺术节上的类似合作，也会成为索鲁、R·鲍什（Richard Bausch）等作家的关注焦点。以下是《大西洋》与索鲁之间的谈话内容。

 

　　《大西洋》：您以为可以如何谈论当今小说的特征呢？相较于以往，您认为今天所产出的杰出作家比原来多了还是少了、有鉴赏力的读者数量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您40多年前就开始发表作品，一路走来，您觉得自己的创作、阅读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P·索鲁：即使在文化修养和氛围最好的社会，小说的创作、阅读和购买，始终只可能是少数人的活动。H·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去世时默默无闻，S·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的作品要么不再出版，要么无人问津。P?鲍尔斯（Paul Bowles）幸亏长期担任老牌旅行杂志《假日》撰稿人，这让他可以靠写作谋生。在当今几乎所有的美国城市，小说作家大都籍籍无名，缺乏社会影响力。即便是作家云集、思想者集中的波士顿，情况也并无太大不同。几年前，该市曾就一座桥和一条隧道向社会征名，最后分别以一位刚去世的社会工作者兼民权斗士和一位棒球选手的名字命名了桥和隧道。在美国，类似情况可谓司空见惯，这与其民间市井之气不无关系，抑或也是那些不喜欢读书者内心深处对书和写书者的某种本能抵制。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此后无论是对于写作还是生活，我的观点都发生了很多改变。总体来说，变得更加关注社会需要，也更多顾及到作品的市场情况和收益。类似考虑多少有些降低了写作的趣味性和创作的快乐。我的日常生活依然如故，应该说并未有太多变化，爬起床，磨磨洋工，坐到书桌旁，提笔写点什么。

 

　　《大西洋》：我们都知道您非常喜好旅行。据您所知，北美以外的文学环境如何？地域环境的变化造成了各国文化氛围怎样的不同？在您看来，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发生哪些改变？

 

　　P·索鲁：1971～1989年，我一直在英国生活。与当年相比，那儿的文学生活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候，钱不是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因为除了来自美国市场的销售额和偶尔的几次“大单”之外，大家的稿酬都不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作者都在给一些报酬不高的杂志写书评，间或发表些短篇作品。不过，当时稿酬菲薄的如S·拉什迪（Salman Rushdie）、C·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J·雷班（Jonathan Raban）、M·艾米斯（Martin Amis）、I·麦克尤恩（Ian McEwan）、J·巴恩斯（Julian Barnes）以及我本人等作家，时至今日都已是稿酬丰厚的写作者了。当年，我们都是《新政治家》周刊的常客。

 

　　在我看来，日本、德国和印度都拥有不少严肃的作家、品味甚高的读者和购书者。但最令我震惊的是荷兰，我觉得那里是全球最具文学活力的地方。

 

　　《大西洋》：电子书书时代的到来，将会对阅读，对已经自成一体的既有叙事方式、小说市场以及纸质书籍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电子书阅览器的普及，无疑有助于人们在旅行时携带更多的小说或其他文本。但与此同时，我们难道没有失去些什么吗？例如，读完一本书所需的持续不断的注意力，阅读本身所激发的持久永恒的意义。同时，作家手稿、手抄本往往本身就是艺术品，而新的创作和阅读方式是否会使作品的书写艺术价值荡然无存呢？

 

　　P·索鲁：事实上，对于那些在修道院中依旧坚持抄写经文并将这些经典装饰成泥金写本的教士而言，如今的便携“电子书”的确很奇特。即便是我自己，也时常感叹电子书阅览器真是一项奇妙的发明。我的“笔墨生涯”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我还只是麻省梅德福华盛顿学校的一名小学生。我的书写工具是一支地道钢制笔尖“钢笔”，外加一瓶墨水，此后我经历了创作工具的每一次更新。

 

　　至于电子书能否促进人们更多阅读的问题，如我适才所言，阅读始终只是少数人的兴趣。即使有了电子书阅览器，我也并不指望现在阅读小说者会较过去更多。不过必须承认的是，随着新的阅读方式的出现，书的实体性或“物质性”特征恐怕将会逐渐丧失。草草记下的感言，书页间的折角，无意溅落其上的咖啡渍，这些在电子书中都不会再见到了。在传统的纸质书阅读中，人们几乎把某本书、某些书变成了对自己有着特定意义的“私人物品”，与之朝夕相伴，甚至奉为护身法宝。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门造型艺术，这也就是我一直以来坚持手写完成初稿的缘由。您关于阅读习惯可能的变化问题，我不敢贸然断言，这类趋势实在不好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纸质文字档案将会大幅度减少；记录作者写作生涯的将不再是一堆堆厚重的手稿、信件和笔记，以往令人惊叹的手迹将被千篇一律的磁盘、光盘所取代。

 

　　《大西洋》：您认为在电子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接触优秀作品的机会将会增加还是减少？

 

　　P·索鲁：读者阅读优秀作品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不过鉴于大多数免费图书馆那么多好书无人问津的事实，我对此只能表示“审慎乐观”。

 

　　《大西洋》：我们知道您刚刚结束了一轮巡回书展。在您看来，阅读方式的变化为您的读者和听众带来了哪些影响？

 

　　P·索鲁：我非常想告诉大家的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他们的Kindle阅览器下载我的小说和发表于《大西洋》上的短篇。“假如想阅读我的作品，请登录然后下载。”爱读书的人不找借口，不大喜欢阅读的人总能为自己找到理由。

 

　　《大西洋》：在您从事的各种活动里，您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小说家，还是旅行家、记者抑或其他？最近您都在忙些什么呢？

 

　　P·索鲁：我觉得我是一个热爱旅行的小说作者。我一直尝试把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见所思用某种叙事方式表现出来。最近忙于新小说的创作和我的作品选集的编排，两项工作同时推进，特别是选编自己作品的工作颇为有趣，我很投入。

 

　　《大西洋》：这么说可能有些不妥，人们认为您的作品常常显得有些孤傲。但就在最近一期的电台访谈节目里，您认为只有彬彬有礼者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旅行家。愤世嫉俗――如果您同意这种评价的话，您是如何有效协调这种批判气质和彬彬有礼两者关系的呢？

 

　　P·索鲁：大多数作家都很有个性，我也不例外，但还远未到孤僻和愤世嫉俗的地步。我的人生信条告诉我，感到处世艰难时，应该想到还有不少人比自己更倒霉；那些不幸者所忍受的，甚至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所以我有时会咧嘴傻笑，怀着一颗敬畏生命的感恩之心，漫无目的地到处行走。

 

　　《大西洋》：最后一个问题，非常想听到您的回答。您对那些未来也想成为小说家的年轻人有何建议？

 

　　P·索鲁：我想您应该注意到了，很多奥运会运动员在夺冠之后，总会流露出对母亲的感谢。有时他们会说“是她，在凌晨五点就催促我起床练习”等等感激母亲的话。但是，写作不是花样滑冰，也不是滑雪，你的母亲不会使你成为一名作家。所以我对那些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的忠告是：孩子，离开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