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下称科学学所）的建立是有历史条件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小平同志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我们“臭老九”就开始翻身了，知识分子报国的春天到了。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其中一个就是科技现代化。当时的科学研究面临着一个问题：很多科研机构是沿袭苏联在“大跃进”时代建立的，十几年来也没出现几个象样的成果。科研想出成果就一定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提出按科学规律办事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研究规律，哪些是科学发展的规律？

 

　　北京科技界的一批同志首先出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时全国有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要研究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其中的一些规律。这个研究是纯理论性的研究。我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长期不能工作，就在牛棚里读书学习，只能读马列主义，使我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的著作。有的不止一遍。读了书以后总想把一些心得体会写下来，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生物变异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是有点创造性的，这篇文章当时在《遗传学报》上发表了。他们在北京讨论召开自然辩证法会议时发现了这篇文章，认为应该把这个同志查出来。就这样，1979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会议并跟他们认识了，就在一起议论什么是科技现代化以及如何实现？当时国外有门新兴的学科叫做“科学学”，在美国也叫“科学社会学”，我们一看豁然开朗：研究科学也有一门学科。

 

　　这样我就把他们的观点带回来，把上海的思维活跃了。后来我们一批同志就开始研究科学学，研究科学发展的本身规律及其社会影响。不仅是研究事物的规律，还要研究科学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如何产生影响一直到科学观。

 

　　这就必须谈到周克同志，没有他，也就没有上海的科学学研究。三中全会以后，我和周克都平反了。周克被打成右派从1958年一直到1979年，一共是21年。这位老同志在下放期间仍然忧国忧民，思考的仍然是如何改进中国现状，这个党不能这样子，国家不能这样子，社会规律不是这样。后来小平同志起来搞改革开放，周克同志任职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时任科委党组书记丁公量在文革中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他们谈得投缘，就这样，在丁公量的支持下上海成立了科学学所。当时在科学学所的还有夏禹龙、仇金泉、冯之浚等同志，周克是所长，我是副所长。

 

　　我是1980年从上海内燃机研究所调到科学学所。我们在科学学所写的第一篇文章《不能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力量》在《文汇报》上发表后，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研究方向上，科学学所开始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科学的基本规律，整个科学研究方法过去是从综合走向分析，现在是从分析重新走向综合。在科学研究的时候要掌握这些规律。

 

　　在全国改革高潮中，我们也参与写了一些其他的文章，比如说搞精兵简政，我们就写《论精兵简政》。当时我和夏禹龙、冯之浚、张念椿4个人常常是1个礼拜碰一次头，看看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把基本观点谈一谈。张念椿写的主要是科普性文章，政治类的由我来起草，冯之浚提供案例数据，他科学资料比较丰富。写完以后是夏禹龙同志负责修订投稿。4个人联名写，很引人注意，时称“上海四君子”。

 

　　后来我们写了第一本书叫《科学学基础》，当时应该是起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搞科学的人不能只是研究科学，必须研究科学发展规律才能知道自己在科学领域中是什么位置，如何去研究。科研系统的领导者必须要了解科学发展的规律，不知道规律如何去管理系统，如何去领导系统？我们还办了一份内刊叫《研究与建议》，当时我动了一点小脑筋，是用绿色印的。因为多数文件都是用红色印的，绿色很大的作用就是与众不同，吸引领导人来注意。

 

　　我们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子也很大，一直寄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很欣赏，他桌子上曾经放了我们研究所7份文件，消息传来后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许多领导都对建议作了批示：很好。但传阅批示完后就没下文了，这就使我们想到领导本身要提高素质，认识科学。于是我们开始研究领导科学：科学的领导集团应该是什么样的机构，一把手领导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当时我们把研究结果送给中央领导还有各个省委书记，其中3个领导给了我们回音，说很好，但是一下子还做不到。我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告诉您应该这么做，至于如何实现这是领导们的事。我们作智囊的人一定要说真话，一定要对科学负责，对历史负责。当然，这一切离不开周克同志的理解、支持和领导。周克同志不仅水平高，而且极富领导魅力。

 

　　领导应该有渊博的知识结构，同时应了解科学决策的程序。各级领导数以千万计，千万人的实践应该是一门科学，我们把它叫做“领导科学”。科学学是北京创造的，我们所是第一批积极研究者；而领导科学确实是上海科学学所创造的。全国当时有三学，科学学、人才学、系统学，我关于领导科学的第一篇文章是《论领导艺术》，并在三学大会上宣读，当时反响很大。后来我们4人就编写了第二本书，叫《领导科学基础》。《领导科学基础》当时发行量达到100多万本，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对推动领导工作的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周克同志调任市委副秘书长，就向汪道涵同志介绍了科学学所有批年轻人，他们在研究这些问题。汪道涵为此还专程来所看望大家。后来他就经常给我们出题目。当时最主要的是经济发展，经济是基础，所以就研究经济。开始时研究经济和科学的关系，后来研究经济战略问题，特别是上海的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就必须研究全国的经济、市场经济。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期间,还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包括江泽民同志也很重视，还给我们所办的《现代领导》杂志写稿。后来，市领导说你们别空谈怎么当领导，你自己干干看。就把我调到上海市科协做专职副主席，冯之浚到民盟做副主席，夏禹龙做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等到我们当了领导以后，再也没时间研究科学学了，所以就离开了科学学所。

 

　　我是1983年到市科协，1987年到市委宣传部，离科学学所越来越远了。但是我始终怀念那一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那时候写文章都是通宵写的，一气呵成。当时是出于改革的需要，大多数文章都没在杂志上发表，我们不是纯学术的研究，我们要产生社会影响，推动这场改革。所以主要是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文章，后来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发表了，还有一些发表在《瞭望》杂志等。

 

　　我们当时发表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文章，首先跟整个环境有关。当时是思想解放的高潮，社会上新观点都在不断地涌现。中国原来是闭关自守的，一下子开放，外国的思想涌进来，对我们的思想撞击是很强烈的。一个搞研究的人，如果没有广泛的兴趣，没有广泛吸收各种观点的话，是做不好的。我们研究的是整体发展的科学，没有全面的观点是不行的。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上总有热点问题，总有敏感问题，总有难点问题，我们当时就是研究这三点。后来敏感问题大家不敢碰了，但是我们科学学所怎能不碰呢？研究是无禁区的，人为设禁区就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违背科学研究基本使命和规律。所以领导对科学学所的研究要宽容，容许你们失败，容许你们发表一点跟现行政策不一样的意见。领导要兼听则明。我们的改革初期，基本上三分之一欢呼，三分之二反对。但是不这样能改革吗？改革能推进吗？

 

　　后来我做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的时候，外国人问我：刘院长你研究什么，学术背景是什么？我想想后告诉他们：我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跟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走。这场伟大的改革，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别以为30年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过很多磨难。经过30年就一帆风顺了？不是！天下黄河九曲十八弯，改革路上有艰难！我们就是研究改革开放中间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难点问题。整个科学学所，是改革的产物，是与改革开放共命运的。我自己走的一生，当初科学学所同仁一生也是如此，始终是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个问题。

 

　　我们走了以后，听说科学学所研究的领域相对窄了些，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这部分，社会科学这部分涉及相对少了些。但是，科学学所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坚持下来就体现了它的巨大生命力。科学学所后来把科学学的观念限制了，只研究自然科学本身发展的规律，而对其社会影响研究不够，社会影响就小了。规律性研究更多的是实用的，应用的，科学哲学这部分没有了。所以只剩下了科学学的中间一档，没有向两边展延。将来还可以适当的展延一下。

 

　　我们搞研究的人要和领导有默契。就是说，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认真完成，但是科学研究的事情，领导应该宽容，让我们的研究无禁区。研究有禁区就不是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了。一点风险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高风险和高效益是同时来的。要允许科学学所研究一些热点、难点的问题，战略的、长远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将来对国家有好处，对上海市有好处。科学学所对上海做了贡献，也就是对科委的贡献嘛！

 

　　科学学包揽天下也不行。经济发展如何科学管理，尽管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学科在做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别以为人家搞管理科学了，我们就不可以研究。不对！自然科学背景的思维方式和那些纯粹的管理科学专业是两种思维方式。你们提的问题可能是另类的，但可能更深刻。你们也可以研究管理科学，就是从科学的规律中间来发现，如何按科学规律进行管理。这是你们的长处。

 

　　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大一个弱点就是分得很细、很专，让很多人知识面很窄。而且我们老是想着培养创造性思维，那创造性思维怎么培养？创造性思维要基于一个广泛的兴趣，是指运用新颖的、独创的方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以产生新思想、新假设、新原理的思维过程。所有创造性的问题一定是综合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教育问题就出在这里，培养专业很细。比如，我过去是学汽车工程的，该专业同时还细分为一个发动机专业，以至有人一辈子就是搞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把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扼杀了。中国人本来是很有才的，很有创造潜力。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整个社会的原因。现在到处都提创新型社会，有哪个领导可以讲一下，什么是创新？美国也提创新，他们对怎么叫创新城市、创新国家有几十条标准。其中的一条标准就是对异端思想的容忍性。所有创新者第一个创新思想一定是不和于众的，科技创新开始时一定是大多数人反对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最初全世界只有12个人赞成；马克思主义提出时开始也只有2个人赞成。美国政府、资产阶级甚至工人都反对马克思主义，但美国许多大学开设了马克思课程。

 

　　你们可以研究这种题目：“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创新性”。上海如何成为创新城市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创新城市一定是个移民城市，如果上海只靠自己的2千万人，创新能力就十分有限了！上海如何能成为文化中心、科技中心，要靠吸引全中国的人才，甚至是全世界的人才。上海的城市属性决定了没有什么上海人，只有在上海工作的人，这才是创新型城市的观念。

 

　　我们的城市一定要办成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人是外国人。为什么中国的优秀人才可以到纽约去，为什么不可以把外国人请到上海工作？移民城市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各种文化的杂交，杂交就会产生优势。上海要成为创新型城市，必须要注重这一点，应该由市场来选择，谁有本事能在上海立足，就可以留在上海。现在的情况是：我是上海人，生在上海，一辈子都在上海享受着上海的各种福利待遇，似乎市政府必须要给我解决，这是不行的。

 

　　研究科学学要基于人才。从人才学讲有四类：一类叫天才，这是天马行空，就是把他请到科学学所来也别管他，他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能下任务；一类叫再现性的人才，他能准确、精细的重复表现；一类叫发现型人才，他可能不精细准确，但能发现问题；还有一类叫创造型人才，善于创造新学科，找到新规律。人才有各种不同的人才，科学学所也应该有各种不同的人才组合。作为所长要善于发现和运用这些人才。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汇流，是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规律的一个大的趋势。社会科学的思维是发散的，创造性的思维很多，这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一定是朴素的、唯物的，实事求是、系统精确的，这很重要，但没有社会科学那么无处不在的创造性。搞科学学研究一定要懂社会科学，应该让自然科学的学者们也适当学习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知识和基础知识。中国科学院就搞了一个人文论坛，就是让一些社会科学家来讲，让一些年轻的自然科学学者听。我们搞自然科学的还应该读点哲学，读点历史，对政治史没有兴趣的，可以读科学史。一个人写文章，如果没有哲学感，没有历史感，这个文章就写得浅薄。到科学学所来，如果是纯自然科学专业的话，应该让他们去听听哲学课，让他们听听自然哲学史，包括古代史都是有好处的。

 

　　科学学所跟社科院，各个大学也要有联系，也要与各种社会力量联系。我们当时叫“小实体，大网络”，一定要产生社会影响，不要怕有人反对你。反对有什么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是在形形色色“左”的和“右”的反对中成长壮大的。有些人反对，就像马克思说的――狗让它叫吧，我们走自己的路。

 

　　树立良好的学风很重要。当年我们特别推崇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他跟合作者讨论问题时经常争论的面红耳赤，有时甚至往人身上泼水。有的人受不了就走了，但是剩下的人就创造了控制论。当时我们4个人也经常争论的面红耳赤，争完了还是朋友。在争论中交流不同的意见，求同存异嘛。搞研究一定要有很好的学风。

 

　　长江后浪推前浪。要吸引上海、乃至长三角那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来参加你们的活动。这些年轻人确实有很多活跃的思想。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被美国总统授予国家科学勋章时，他已80多岁了，当总统想搀扶他走下领奖台时，他却对总统说：“我向下走就不要扶了，你去扶那些正在往上走的人吧”。年轻人无非是经验不足，无非是说话不知轻重，这有什么，我们是搞学术的，又不是搞政治的。我每次跟青年人说，我已经从历史舞台中淡出了，你们即将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心，要很好的把握历史时机，为历史发展做贡献。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要进行到底，中华名族要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科学学应该立新功，新一代科学学研究者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要以自己的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复兴。过去我们唱歌：“天下黄河九曲十八弯，革命路上有艰难”。有艰难，才要科学研究，才要科学学大发展，这才是年轻同志成才成家的大好时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