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下称科学学所）的创建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情况不可重复。“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系统的科学理论全部搞掉了，当时物理、化学等基础理论课程都取消了，只有什么“工基”、“农基”。当时周培源讲了理论科学的重要性，最终就被“四人帮”批了，所以当时系统的理论知识变成了空白。
首创：来自于对情势的判断
“四人帮”一垮台，科学的地位提得非常之高，大家对科学非常重视。但是科学到底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科学跟经济是什么关系？这类问题仍然处在一个启蒙的空白时期。当时我们几个人包括刘吉、冯之浚和张念椿等都有工程技术背景。至少我们懂一点自然科学，然而又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在这个情况下就起作用了，可以发挥科学和社会结合的优势。在这个特定时代条件下，在周克同志的支持下，我们提出的不少问题都是新的，有些在全国是首创的。
例如，软科学概念是从日本引进的，我们科学学所的同志共同写了一本《软科学基础》，得风气之先。后来在国家科委的支持下，软科学成为了一个通用名词。领导科学研究也是我们率先开了个头。当时，罗马尼亚党校设有一门叫做“领导科学”的课程，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就着手写了一本《领导科学基础》。
应该说，《领导科学基础》出版后引发的争议也比较大。原因在于我们引进和消化了一些西方的东西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引起一些持保守观点的人不赞成。但是这项研究和推广工作又很有必要，因为开发商品市场，当时许多干部对怎么管理、怎么领导都不知门径，因此领导干部对学领导科学有迫切地需要。
可以说，《领导科学基础》出版后曾一度风靡全国，大概印了十几个版次，共计发行一百二三十万册之多。
还有一个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是“梯度理论“。这是我们最早在科学学所的内刊《研究与建议》上发的一篇文章，说的是我国经济技术发展要搞梯度转移。原因在于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基础不一样，管理条件、人才条件、交通条件等也不一样，不能同步发展。我们的发展要从东部开始，然后经过一个梯度向中西部转移。这篇文章只有三四千字，但当时影响非常大，引起了中西部强烈的反弹，形成一场持续多年的争论。
谈到软科学在新形势下如何作为，特别是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夏禹龙认为这是一个大课题
如果说科学学所所做的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事情，以上几件都是，都有首创的意义。这些工作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启蒙。应该说当时可以开掘的新东西很多，谁首先提出，谁就是开创者。现在不一样了，现代性的新知识、新观点传播很快、很广，要创新很难了，所以这个是不可比的。但我觉得有一条是我们软科学研究人员必须考虑的：就是对软科学怎么理解。
视野：夯实软科学研究基础
怎么理解软科学？这里面可以讲的问题很多，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管理，不能仅仅限于纯粹的科学领域。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社会的门类，它跟社会其他的门类，文化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仅仅就科学技术内部来谈科学技术，这样是谈不清楚的。
除了科学技术内部的关系，还有科学技术跟其他社会门类的关系，这个尤为重要。我们研究软科学有一个传统，就是一上来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广泛的概念，科学作为一个社会门类与其他部门和门类的关系，从这个着眼点来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关注科学技术自身是不行的，首先要有一个大环境，没有大环境怎么解决小环境呢？这一思想和观点是科学学所应该继承的。
建所时我们放开搞研究，视野可以放的很宽，这个就奠定了良好的学术研究基础。但是作为一个面向社会的科学学所，当然要完成上级政府部门交办的课题，但不能限于此，要有根据现实情况自选的研究课题，否则原来的研究多样性没有了，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小。尽管经费可以得到保证，但是社会影响度越来越小，地位逐减下降。言重一点，这个是科学学所现在面临的一个“致命”的难题。
科学技术要成为第一生产力，就必须实现其经济功能。科学技术的主力应该是企业，基础科学则在科研院所、大学，但应用研究一直到实践主要靠企业。问题是怎么让企业成为科学技术研究的主力，这里面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不研究企业发展的具体需求，总是限于本部门的课题中，是很难解决现实问题的。
从客观上讲，上海的科技创新工作不怎么强。按照上海现有的人力资源、市场环境等，科技创新应该做的更好；然而目前的现状与上海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是上海的一个软肋。面对这样的现状，科学学所如果能够从科技自身以外的其他方面展开研究，指出具体问题在哪里，这实际上是在替政府部门分忧；反之，上级部门可利用科学学所的研究成果，寻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便于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有利于把上海的工作做好。
我觉得在科学学所建所30周年的活动中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即科学学所是科技系统中面向社会、发挥智囊作用和替上级部门分忧的机构。而这恰恰是科学学所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工作所做的实事。这个道理一定要讲清楚。
机遇：科学学所应有所作为
现在为什么说上海科技创新不够好？科技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有资本的支持与金融关系密切。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风险投资这些条件比其他什么地方都好，现在股票市场又开了创业板。科技首先要有钱，美国之所以科技创新搞的好，就是他的风险投资搞的好；欧洲之所以落后，就是欧洲风险投资始终比美国差的多。现在外国都重视风险投资，已经把资本投到中国来了，上海怎么发挥自身的金融优势条件来促进科技发展，这是一个大课题。
还有上海的中小企业问题。与国有垄断型企业相比，尽管这些中小企业太小不值一提；但也不能因此小看它们，这些企业中不少是和技术创新联系起来的高新技术型企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美国三分之二的创新是中小企业搞起来的。我到美国访问期间去过一些企业，他们的科研项目有一个比例，有的是马上能派上用场的，有的是5年以后用，有的则是20年以后用，这样的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而我们现在的企业呢，不要说20年了，能看5年就已经不错了。这方面我们比国外差多了。
上海的技术型中小企业怎么发展、怎么搞创新、怎么通过风险投资把上海的科技创新事业发展起来？科学学所在这些方面大有可为。科学研究要允许失败，要采取一个保护的态度。当看到科学学所发表一个新观点有道理，学术界、企业界就觉得有价值了，这样社会影响就有了。
采访结束后，夏禹龙研究员与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刘伟（左）合影
我对当前的科技教育意见很大。中国的知识教育是不错的，中国的中学生知识水平比美国高，但是创新能力不行，没有什么新鲜的观念。最有好奇心和创新冲动的是小孩，创新能力要从小培养，这样我们的创新人才才能出来。现在我们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扼杀创新能力，这个问题科学学所要考虑。当然要改变现状确实也很困难，讲问题很容易，改变是相当难的。
到底怎么样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包括金融界、企业界、教育界，要从这些方面来加强研究，科学学所要提出一些真知灼见，哪怕是提出一两个切实可行的观点。同时要注重广泛利用社会科研资源，在科学学所创建初期，我们在社会上编织了一张有知识分子和科技专家参与的科研网络。只要你在科研领域中有了足够的号召力，人家就愿意跟你合作。
那个时候我们科学学所跟外部合作开展研究。有的以课题为纽带，有的没有课题也没有经费，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可以把大家吸引到一起来讨论，这是一种沙龙形式。我觉得原来我们的那一套科研方法是符合实际的，现在还是要提倡科研部门和社会其他部门共同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进步。
我觉得目前上海科技创新问题的关键在外部，而不是内部。我们眼光要拓展一点，不要仅限于科学技术领域内部，要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来研究外部问题。这样的搭配，不仅有一个比较好的内外人才资源综合利用机制，再加上一个内外结合的科研指导思想，我觉得软科学研究就有新气象。这个就是我的基本的思路。
最后谈谈《世界科学》杂志。《世界科学》是1978年创办的，也即“十年动乱”结束后的两年。当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加之10年对外封闭的大门一旦开放，人们对追求科学知识的热情便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就琢磨着如何把国外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介绍给国内读者，于是与科技情报所的同志合作编了一本《世界科学》杂志，我是主编。后来科学学所成立，杂志就归到所里了。建议《世界科学》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与人文学科结合之类的内容，这样能够起到更宽泛的作用。
口述者：夏禹龙，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建者之一,曾任科学学所副所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等职，现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雪莹整理
夏禹龙简介
知名学者夏禹龙研究员，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历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主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夏禹龙同志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研究方向为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区域经济等，主要著述有《领导科学基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等，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荣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