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美国诚信研究办公室（ORI，简称“诚信办公室”）都会调查数十起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指控。一旦诚信办公室做出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决定，这些信息最终会出现在网络上。如果用谷歌搜索那些受过惩罚的人的名字，即使他们的禁期早在十年之前被解除，甚至他们签署接受处罚的文件是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然而，网络上留存的这些记录对他们的不利影响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接受惩罚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

 

　　生物学家丹尼尔·佩奇（Daniel Page）曾经面临一次重要的选择，但是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做。他拿着一份清单，上面列举了他的一系列学术不端行为，而其所任职的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他接受惩罚，他只能选择接受。

 

　　这源于佩奇在一项补助金申请中使用了一个公司的数据，尽管佩奇说此事事先已获得该公司的允许，但这个公司却予以否认。经过两次审查佩奇的申请，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剽窃、学历造假、违反保密协定等罪名对他提起了诉讼。

 

　　故事是从佩奇研究的一种胆固醇激素开始的，该激素有望提高人体抗病毒和细菌感染的免疫力。一家名为Vaxeen的创业公司，希望同佩奇合作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用于测试这种激素是否具备提高疫苗的效能。佩奇同意并签订了一份合同，这项合同保证他在两年内获得28万美元的经费支持，该公司同时许诺实际的经费远超出这个数字。为此，佩奇认为应该扩大这个项目的研究范围，决定与该公司的一名科学家（佩奇已经说服他在申请书上签名）联合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资助。这名科学家向佩奇提供了一些公司的基本数据，既然Vaxeen公司的科学家也出现在联合申请者的名单上，佩奇没有注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就列入了申请书之中。

 

　　然而，就在佩奇准备递交申请的前几天，与其合作的科学家称公司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申请书中，佩奇只好把他的名字去掉，但是忘记删除公司的基本数据。佩奇说，“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将会把这些数据作为该申请的背景资料，并且注明该数据属于Vaxeen公司的，然而有近一周的时间里，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佩奇逐渐把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一个曾与Vaxeen公司有过合作的申请书审阅者知道这些数据出于该公司，于是回避了该申请的审查工作。他事后很可能与Vaxeen公司进行过联系（该审阅者已记不清是否与Vaxeen公司有过联系）。

 

　　不管怎样，Vaxeen公司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要求佩奇提供使用这些数据的书面许可证明。佩奇说，他认为他已经从他的合作伙伴那里得到了允许，不需要一个书面的协议，“最终，这一数据成为我学术不端的罪名”。俄亥俄州立大学对佩奇的资料、计算机以及他与这个公司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根据学校在当时发表的一份声明，佩奇“已经做出了违反联邦和学校规章的学术不端行为”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发言人拒绝对这一事件做进一步的评论）。佩奇当时曾经考虑过离开俄亥俄州立大学，但是给予他极大支持的同事劝他留下来，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已经离开这里了，也许我现在已经在另一个学院教学了”。

 

　　在1998年的一次庭审中，格里·利维克（Gerry Levick）需要做出一项决定。作为纽约托罗大学一名研究人类行为和意识的研究人员，利维克需要在一次案件的庭审中作证，即是否相信一名司机在车祸发生时能够保持足够的注意力。

 

　　而就在利维克在庭上准备作证时，律师突然问他是否因为自己曾经做过的学术不端行为而感到有罪，他回答说没有。律师立即向他出示了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显示，1994年，利维克在一次资助申请中因隐瞒自己的资历和专业而同意接受惩罚。利维克当时确实签署过这么一个文件，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罪，并且他认为对他的惩罚早在1997年就已经结束了。

 

　　那次指控缘于1988年利维克向NIH递交的培训申请书上的填写不当。当时他39岁，现在他已经没有申请书的原件，但他断断续续地回忆起当时在申请书上写了什么。首先，他们指控利维克宣称自己拥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医学学士学位，利维克承认在申请书上写了这个东西，但是他真正的学位是药学和外科学学士（MBChB，这在英国代表着本硕连读的学位，也是成为医生的第一步）。利维克说，既然这种类型的学位在美国根本不存在，那么他就想简化一下这个程序（利维克最终在斯里兰卡一个大学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 其次，利维克称他的研究基地是哈佛大学医学院（HMS），然而他真正的合作伙伴是波士顿儿童医院（哈佛大学的一个教学医院）的一个研究所。利维克说他的研究资金来自哈佛大学的科研基金会，并描述其在哈佛大学的角色时称，“我认为我是副教授，我当时写的是副教授或者研究员，但究竟写的什么，我确实不记得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发言人承认有很多团体与哈佛大学有联系，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科研基金会）。最后的指控是针对他宣称自己拥有13项专利，利维克说他确实在其中写了13项专利，这是他在旧的发明基础上进行的创新造。

 

　　“我像魔鬼一样愤怒，但是我对此又感到无能为力 。他们总是试图弄清楚你究竟有没有犯错，哪怕这个错误小的不值一提。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有时候也未必如此”，利维克说，“或许是我真的不够小心，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些内容都毫无意义” 。

 

　　利维克估计他已经向上百家单位发出了求职申请，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愿意聘用他。尽管他已经发表了３００多篇学术论文，但随之而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索要欠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１３名博士研究生的学费、澳大利亚凯瑞克学院向他索回一个为期１２年总价值６５万美元的合同，同时他所在的州和联邦机构也索要这些年里发放的资助金。去年冬天，他获得了以色列一所大学提供的一个教授职位，并提供出差和建立一个实验室的资金，但他拒绝在合同上签名。“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故事，因为我不想到那里后再出现问题，他们说‘我们会对此进行调查’，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尽管该校的教工代表会议解除了对他的怀疑，但校长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利维克说，“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

 

　　ORT调查监督部的负责人约翰·达尔伯格（John Dahlberg）对这一特殊案倒不想发表任何看法，但是承认有这么一个学术不端的官方记录，对于当事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达尔伯格强调，这些信息通常会出现在网络的搜索中，所以惩罚期限到期后，ORT就会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中删掉。他补充说，之所以将学术不端行为公开化，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于ORT处理的每一个学术不端案件，他们事先做过周密的考虑，之后才宣布结果并通知当事人。“这将产生一种威慑性的效果，当我们公布对学术不端处理结果的时候，将使人们更加清楚违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对于那些犯了错又想继续自己职业生涯的科学家来说，为了公共利益，他们的感受只能被忽略掉，尽管“我承认，这种处理具有附带性伤害”。

 

　　在妻子逝世3年之后，67岁的约翰·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又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在第一次约会中，这个女人向他问起谷歌上搜索到的有关他的问题。直到今年春天，如果你把富兰克林的名字输入搜索引擎，有8个条目显示的是1990年的一则新闻标题，大意是富兰克林发明的通过验血来验证癌症的方法完全不像他宣称的那样，接下来的6个条目是NIH的指南中有关富兰克林的“链接”。这些链接中写道，富兰克林在一项资助金的申请书中捏造数据，这些数据使得他的测试项目比实际情形更加精确、敏感和准确，由此他被禁止3年内获得联邦经费的资助。

 

　　富兰克林没有仔细考虑这个案件的详细内容，或者说没有正确认识到对他作出的这项决定。尽管大部分内容他已经不再记得。然而，在他认识到他的案件将会醒目而永久地挂在网络上之后，曾与ORT进行过联系。“我给NIH打电话，告诉他们原以为3年之后我的名字就会被删除掉”，他说，“如果他们说这个记录将会在3年内删除掉，那么这应该是合理的”。

 

　　这个问题是从富兰克林在哈佛医学院做副教授时开始的，当时他正忙于一项通过检验血浆来诊断癌症的新技术。他发现，利用核磁共振扫描血脂似乎比用X光技术能更早发现肿瘤，比患者出现临床症状早几个月甚至几年。富兰克林将这一发现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之后不久，该杂志发表了一篇与之观点不同的文章，称该研究不能确定富兰克林的研究成果是有效的。

 

　　富兰克林说，血脂水平的提高，或处理不当，或样品制备过程中的疏忽，都会影响核磁共振扫描，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富兰克林坚持认为通过他的这一技术可以完成诊断工作，他否认捏造数据以提高这一技术的可行性。但是，一家公司在这一初始数据的基础上应用该技术，却没有取得富兰克林所称的实验结果。

 

　　当否定的结果出来后，该公司面临倒闭的风险。于是他们起诉富兰克林和贝丝·以色列医院。一位当地官员向他下达了应诉通知，而他所在的哈佛医学院也开始介入调查，主要是由行政官员和教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来完成，召开了两次1小时的非正式会议。

 

　　就在哈佛医学院做出处罚之前，富兰克林主动离开了学校，同时他也失去了那个公司的经费支持。哈佛医学院的官方声明强调，学院调查了这一诉讼案件，但富兰克林在“履行完相关程序之前”辞职了；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既没有纠正或者收回论文，也没有对富兰克林的论文发表看法。

 

　　最终，富兰克林收到了ORT的一封信，信中说将会为他的核磁共振数据举行一个听证会，邀请他出席并为自己辩护。富兰克林说他的这些数据没有带在身边，而与此案件有关的贝丝·以色列医院拥有这些数据，据此，他放弃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不久，他收到ORT的另一封信，是关于核磁共振研究资助申请的问题，他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接受了该机构对他的处理结果和惩罚。“我确实认为这个公共记录将会在3年内删除掉”，他说，“如果我知道它们在10年以后还会出现在互联网上，当初很可能不会在上面签名”。

 

　　学术不端事件似乎集中发生在各类著名的学术机构中。1992——2001年间，排名前75位的机构（由NIH排名，它们申请使用的经费总量超过2600万美元）的学术不端事件占整个调查数量的29%。其中，排名前50位的仅有一个没有出现学术不端事件。

 

　　今年春天，在富兰克林的新办公室里，他坐在一个闪亮的樱桃色桌子上，交叉着双腿，讲述了他自从接受ORT惩罚以来的生活。这天正在举行波士顿马拉松赛，所以这个办公室窗户外的剑桥街上并不像往常那样平静。在他的后面挂着4个专利证书，都与他发明的技术有关。至于他的新公司，他还没有命名，现在主要是销售“加热冰激凌”和其他用于局部输送氨基酸的药物，每年赢利100万美元以上。他计划研制出100种以上的药物，所依赖的经费来自“有钱的私人投资者”（至于是谁，他不想透露）。他正在与4家公司商谈技术授权事宜，眼下他正忙于一种治疗膝盖疼痛的新药物的应用研究，准备今年夏天把这项技术提交给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审查，他说，“我从来不认为我真的有一天会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