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医学带来的新变化
微处理器先驱之一的英特尔公司前董事长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认为，健康产业应该向芯片业学习。格鲁夫患有前列腺癌和帕金森氏症，曾在医院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然而，他体验到的是不规则的护理、医疗差错和技术革新的缓慢。因此，他深信医疗保健事业的改革势在必行。
数字化医学网络建设
尽管医疗保健工作比芯片制造要复杂得多，但格鲁夫博士认为，推进医疗保健事业的改革过程不会花费很长时间。如他的公司新设计的芯片常常会留存一小部分，这么做虽然减少了部分可供出售的商品，但公司却可以从中吸取可能的失败教训。相形之下，医疗保健业缺乏实时信息系统，并且信息反馈率很低。不像联邦快递，倒像慢车和班点稀疏的列车，时断时续。
“过去医院很少设计一些试验来测定替代干预的相对效果，甚至在药物试验中，也并不努力设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格鲁夫说，“如全球生物制药巨头安进公司在试验中得出某药物无效的结论，但实际这种药物对有些人却是有效的，只是算不上真正成功而已。”
那么，怎样才能使药物对所有人都有效呢？格鲁夫说，有些有物理学背景的人会认为，问题出在药物在体内的定向传输偏差上，我们得明白这不是药物本身的问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医疗保健业和药物制造业应该像丰田公司那样，通过持续不断地改进而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结合临床实践和药物研究必将成为规范。斯坦福大学生物设计实验室负责人保罗·约克(Paul Yock)相信，对于数字化医学网络的建设可使医生的诊断更科学更有根据。目前，各公共卫生机构乃至其内部所进行的保健工作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而先进的技术可以开发出准确的个人健康信息设别系统，给医生们提供最佳的实践指导，以规避诊断的误差率。
然而，仅靠购置昂贵的设备就能解决问题？哈佛医学院首席信息官约翰·哈拉姆卡(John Halamka)博士指出：“指望自动化技术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根据医学院专家估计，把精力花费在数字化而不与其他结合起来，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专家们认为，凡是新建的健康信息系统都应该包括“识别支持”软件，后者有助于医生和患者处理海量信息。
“识别支持”软件的开发，有助于医生遇到大量类似的疾病时得到实时指导。如美国凯泽永久医疗集团采用的系统可以平衡药物和护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需要会及时提示护士：某某患者该注射流感疫苗、某某患者该伤口护理等等。
有助于降低医疗差错
无论是私营保险公司还是政府部门都深信，健康信息系统的建立不仅可改善医疗实践，而且还能节省费用。美国保险业巨子――安泰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罗纳德·威廉斯(Ronald Williams)表示，他的公司为此已经投资了10亿美元，便于医生能及时从数据库中提取患者的信息。
健康信息系统还能降低医疗差错。《英国医学杂志》200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荷兰每年有30000住院病人由于医疗差错而受到伤害，其中有1700人死亡；而一份来自美国医学研究会的报告更触目惊心，由于手术差错、错误用药和在医院内感染等意外事故，每年有高达10万的美国人死于非命――超过因乳腺癌和艾滋病死亡的人数。
医疗差错本无需先进的技术即可防止。如对病人右腿进行手术，只需术前在患者左腿写上“不是这条腿”即可；而凯泽永久医疗集团实验室在调查用药剂量差错时，发现其中不少是受到了干扰所致。自从护士系上带有“请勿打扰”字样的腰带后，差错率明显减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报道表明，如果医生在手术前后仔细核对清单，手术差错和并发症即可降低三分之一。
另一种减少医疗差错的方法，就是利用电子技术跟踪带有识别标志的患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医院首先必须选择适宜的健康信息系统。目前，医疗保健业已开始向成功的企业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用来降低生产流程中多变因素的六希格玛管理法等。
在推进数字化医学造福患者的过程中，有些医生依然持怀疑态度。对此，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Bill Gates)意识到，在其他企业起作用的技术是否同样也适用于医学行业？医生的特殊职业一时可能难以“定型化”，如果不作进一步的思索……尽管盖茨认为这有待进一步商榷，然而他依然看好数字化医学的前景：“在这个行业，还大有可为。只要我们坚持，美国一定会成为开拓者。”
推进药物研究的进步
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克莱格·史密斯(Craig Smith)医生自称是技术怀疑论者，他称：“医学是一门行为艺术，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其变异。”以前，他通常把医疗信息技术看成是讨厌、无益的东西。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医院建立了患者个人电子档案、临床支持系统和分析软件后，受到了用户的欢迎。现在，史密斯改变了以前的观点：“只要拥有医疗健康信息系统，医生就不会再受个人经验的束缚了。”
推广电子档案必须保护好患者个人健康信息
健康信息系统给药物管理和新药开发也带来了便利。目前，关于实际用药和不同药物间的相互作用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有些专家看来，药物剂量和用药频次发生的差错，大概占到全部药物的一半；而健康信息系统可改变上述情况。
服务于英国国民医疗保健体制(NHS)的埃克尔斯(Eccles)博士深信，如果这样的系统合适，则Vioxx(在出现患者死亡后被召回的默克公司制造的止痛药)引起的麻烦就会被立即发觉。进一步的是，如果把电子健康档案与研究结合起来，就可对患者进行“综合与搜寻”，以找出类似的相关性。
如果做得适当，健康信息系统甚至可满足格鲁夫提出的更迅捷的“信息周转”要求――信息周转可促进更迅速地开发新药物。瑞士药业巨头诺华制药公司董事长魏思乐认为，未来的健康信息系统必须能估量药物标准化制式的效果，捕捉到药物的副作用，并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药物研究者。
为了让研究者获取患者的信息，这涉及到患者的隐私，即使在有保障的情况下这一问题至今还存有争议。今年早些时候，发生在荷兰的一起由于患者的隐私被泄而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事件；在英国，当司法部提出要获取个人医疗信息的计划后，愤怒的医疗团体提出了抗议。显然，政府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药物研究等医疗目的，同时也在寻找谁有资格享受学校提供的免费膳食者。
为了保证个人电子健康档案掌控在患者手里，而不是医生或医院手里，更不用说政府了，上述事件的发生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就连埃克尔斯也表示赞同：“在英国，政府处理这一问题采用了家长式的做法。”法定患者的档案看似归政府所有，但在实践中似乎为医院所支配，他希望患者本人也同样有支配的权利：“如果能做到这一步，数字化可让患者回过头来自己照顾自己，”甚至通过患者的智慧来推动医学研究的进步。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