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年近30岁的斯洛文尼亚车手博鲁特·博齐克（Borut Bozic）在环瑞士自行车比赛中击败了来自世界上最顶级的选手而夺得冠军。在到达终点时他热泪盈眶，难以置信自己的成功。在长达一周的环瑞士赛中，他的阶段性胜利为他赢得参赛环法自行车赛（去年7月）增加了砝码。要知道环法自行车赛是世界最著名的自行车赛事之一。

 

　　环瑞士赛的成功也让博齐克来到了现场狭窄的药检拖车中：他和另外三名运动员每个人都提供了两瓶尿样，瓶子被密封后匿名送往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IOC）药检实验室进行分析，最后通过这些尿样来检测是否存在类固醇、红细胞生成素（EPO，一种有效促进红细胞生成的药物）等违禁药物。

 

　　受药物问题的干扰，这样的检测如今已成为了环自行车赛事的一部分。几十年的药物丑闻已无法保证竞技体育的纯洁性，尤其是近年来环法自行车赛最终很难确定胜利者是谁。2010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得主阿尔贝托·康塔多（Alberto Contador）尿检呈阳性，被检测出使用了克伦特罗（瘦肉精）。同年，七次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得主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成了美国司法部违规使用兴奋剂的调查重点――虽然他从来没有违规使用药物的纪录。面对竞技体育中不断出现的“高级瘾君子”以及如何精确检测出违禁药物，洛桑IOC药检实验室主任马索·索吉（Martial Saugy）说：“这是一个无止境的漩涡。”

 

　　为了摆脱药物丑闻的困扰，索吉团队率先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生物护照”药检方法：与运动员尿检（例如，博齐克的例子）方法不同，生物护照则通过长时间积累每一位运动员的数据资料，以此检测是否有明显使用药物的生物化学转变。

 

　　自2008年以来，索吉团队和国际自行车联盟（UCI）已经建立了数以百计的职业自行车选手的生物护照，其中所包含的数据来自于几十次血液抽检。在过去的20年里，EPO一直困扰着药检员们，而生物护照的建立在免去许多麻烦的同时，还可检测出进行中或准备阶段的类固醇和兴奋剂增长因子。在今年的伦敦奥运会期间，这项检测技术将初次扩大到其他竞技项目中。

 

　　尽管有批评家认为这项技术无法对抗那些巧妙使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如2006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弗洛伊德·兰迪斯（Floyd Landis）于2010年承认其在职业生涯中使用过违禁药物，但他声称，真正的职业车手知道如何去击败所谓的生物护照。

 

　　药物检测的努力始于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期间，一个年仅23岁的丹麦自行车选手在比赛中跌倒造成颅骨骨折而意外身亡，而尸检报告发现他的体内含有安非他明以及血管扩张现象。虽然药物并非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但该事件迫使人们近距离地看待兴奋剂使用问题。1967年，IOC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检测竞技体育中违禁药物的使用问题。

 

　　真正引进兴奋剂检测是在1972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针对此前运动员们滥用合成类固醇，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开始对类固醇进行检测。然而四年以后的莫斯科奥运会，运动员们开始使用无法探测的、性激素中自然而然存在的睾丸酮。现在，药检官员们开始测量血液中的睾丸酮同表睾酮的比率。作为回应，一些运动员们宣称已经找到了一些规避检查的办法。

 

　　对于自行车和其他耐力比赛，人类重组体EPO促进了兴奋剂的生成。EPO是一种促进携带氧气的血红细胞成生的天然激素。安进生物科技公司是第一个人工合成或者说重组EPO的公司。1989年，EPO在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贫血的同时，也为自行车选手提供了更好的耐力并帮助他们赢得比赛。该药物几乎同性激素一样被肾脏制造出来，因此很难检测到它。

 

　　缺乏针对EPO的直接检验，自行车赛的监管者们便转向了一个叫做分血器（由血红细胞构成的血容量百分比）的间接测量。例如，血红细胞占据血容量的40%～45%，然而如果选手们服用了EPO，那么从起跑线开始分血器就会显示出大约60%的血红细胞。IOC药检实验室主持研发生物护照检测手段的尼尔·罗宾逊（Neil Robinson）说，如果检测到如此高的血红细胞比率，赛前就可以取消该运动员的参赛资格。UCI为此设置了“无起跑”规则：如果分血器检测出男性50%以上、女性47%以上的血红细胞，就直接取消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与此同时，EPO生产商会同IOC药检实验室研发出能够直接区分人工合成分子与体内自然携带分子差别的检测方法。这些方法最先在2000年奥运会被批准使用。然而，运动员们慢慢地获得了产自亚洲的模仿体内自然分子的EPO。于是，便出现了生物护照的概念。”

 

　　生物护照的想法成形于1999年，当时罗宾逊和索吉针对一些自愿者开展了EPO药物使用的临床研究。举个例子，在一个自愿者中，网织红细胞水平随着性激素的增加而迅速增加；而另一个自愿者，网织红细胞的水平几乎不增加。于是，罗宾逊和索吉意识到无需将血液指标同大范围的一般值进行比较，仅是对比运动员自身的数值即可。如果该数值远远超出该运动员生物护照中搜集的通常值，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EPO。

 

　　今天，生物护照是一份包含了红细胞几个不同特性的电子记录：血红细胞容量、血红蛋白浓度、网织红细胞百分比以及其他指标。这些记录的搜集定期地来自于每个运动员比赛前后的检测结果。一个统计模型可以说明运动员的性激素水平或者通过电子纪录估计出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一些不正常值出现的可能性。罗宾逊说：“这个模型还不能显示出运动员是否服用了兴奋剂，但它能告诉其反常的程度是多少。”

 

　　2011年3月份，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支持这项提议（生物护照）并进一步使其合法化。一份报告向法国体育报《队报》揭露了由UCI编制的一份清单：通过运动员的生物护照，显示了2010年198位环法自行车赛的选手中有42名车手有用药的嫌疑。虽然并没有最终的证据，但这份清单可以用于决定未来哪位车手应当作进一步的检查。

 

　　但仍然有百密一疏的地方。一个由迈克尔·埃森顿（Michael Ashenden）领导的团队在十名自愿者中模拟了EPO显示的“微剂量用药”，自愿者每周两次接受静脉注射。12周后，自愿者的血红蛋白质量提高了10%，相当于输入两袋血，然而生物护照却并不能将此事列为嫌疑对象。

 

　　在另一项研究中，苏黎世大学的心脏生理学家卡斯滕·洛伦比（Carten Lundby）团队将自愿者分成三组，每一组都有不同的EPO服药方案并持续了10周。一个同生物护照相类似的检测方法仅能识别出其中58%的服药者。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统计学家克利福德·施皮格尔曼（Clifford Spiegelman）抱怨称，模型错误地假设了生物学变异遵从统计学的正态分布。正态分布类似于钟型曲线并带有很少的异常值。施皮格尔曼说，问题是生物学测量中充满了异常值――远非正态分布所预计的那样。生物护照的支持者们“将他们自己看成是能够精确计算的个体，却疏忽了生命个体中存在的复杂性。”他估计生物护照的误判率很大，可能是10倍甚至100倍。

 

　　开发用于生物护照中统计模型的科学家皮埃尔·E·索达斯（Pierre·E.Sottas）说，在对数以千计的没有用药的运动员检测的结果表明，这些血液特性的确是遵从正态分布。然而，他注意到没有使用他的统计模型的那些专家会误判结果。

 

　　罗宾逊承认生物护照并不适用每一个人，但它对那些服药的运动员产生了威慑作用。UCI指出了一项来自于科学家们的研究，该研究表明通过血液指标来暗示是否服药的发生率自生物护照引入后开始有所减少。

 

　　药检科学家们认为，通过使用诸如监视血液指标异常的策略的检测方法，或许显示了不同于强化训练的一些东西。罗宾逊团队欲将警方收集的信息以及海关等纪录放在生物护照的预测模型中，其可疑行为和血液数据能用来对那些潜在用药的运动员进行更密切的追踪。他说：“我们不得不采用对待罪犯一样的手段。”

 

　　与此同时，针对运动员中存在违规使用类固醇或滥用生长激素的现象，罗宾逊团队正在加紧研发能提高检测精准度的生物护照。例如，根据IOC药检实验室的一个尚未发表的研究表明，当运动员服用了EPO后，将加速其体内的一个称做miR-144的微小核糖核酸的循环。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反兴奋剂专家约克·O·舒马赫（Yorck O.Schumacher）说，他的实验室已经找到了由患者给自己输血时所产生的基因表达变化，而常规方法是无法检测到这种变化的。罗宾逊说，这些新的检测方法问世还需要几年。“我们必须验证所有的方法，以确定它的可靠性。”

 

　　在去年环法自行车赛开始之前，博齐克和其他197名车手提供了用于生物护照的血液样本。随后，罗宾逊团队用匿名数据估算了车手用药的普遍程度。罗宾逊希望，生物护照的推广将抑制运动员的违规用药。但是，在反兴奋剂实验室开展工作25年后，卡特林相信，无论出现多么尖端的检测技术，都会有以身试法的运动员。“对于每一个向右的举措，总有一些人选择向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