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转基因、核能、气候变化一再在媒体上成为争议话题的同时，也使得科学媒体的作用备受关注，在这方面，英国科学媒体中心（SMC）的探索及其成效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当科学成为新闻时，有机会向公众发出他们的声音，是科学家之所愿；而获得准确的权威性的材料，则是许多新闻工作者所期盼的。而以“通过媒体促进科学，通过科学家发展媒体”为理念的SMC所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菲奥娜·福克斯和她的科学媒体中心（SMC）决心促进英国新闻媒体变革，如今，其模式正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
对于科学新闻媒体来说，菲奥娜·福克斯（Fiona Fox）是一位拯救者？还是一位破坏者？这要看你问的是谁。今天，她正在向济济一堂的科学家们宣传她的理念：“你们必须让大众听到你们的声音。”福克斯，SMC这位拥有超凡魅力，时而还有些好斗的领头人此时正在对她的70多位听众说道。
听众中的多数人是在英国食品和环境研究机构（FERA）工作，这是建立在约克郡的一个庞大的政府实验室，主要从事农药和转基因（GM）作物等热点问题的研究。FERA一直以与媒体接近而知名。今年五月的一个下午，福克斯试图说服他们向媒体开放。“媒体可能会让一些人避之不及，但持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有你们。”福克斯说道。自2002年在英国伦敦建立了SMC以来，福克斯就一直在酝酿她的这个想法。
SMC的理念是，“通过媒体促进科学，通过科学家发展媒体”，其目标是让科学和科学家的声音进入媒体报道和政策辩论中，以此提高将科学展示给公众的准确度。具体做法包括组织一批精英记者，经常并持续地从大约由3 000名科学家加入的数据库中获取信息，每年组织约百次新闻发布会等。
所有这一切则意味着，当科学在英国成为新闻时，通常是SMC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机会向公众发出他们的声音，是科学家之所愿；能够从一些非赢利组织及时获得准确的权威性的材料，也是许多新闻工作者所期盼的。然而，福克斯和SMC也引起了一些言辞激烈的抨击，一些人批评道，通过填鸭式地为记者提供信息，过于激进地提倡科学，会导致不加批判媒体报道的倾向，SMC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科学公关公司”。
尽管如此，如今SMC模式正在世界各地传播，预计2016年将在美国推行。SMC下属的各中心独立运行，但都得遵守SMC制定的统一章程，这意味着福克斯正准备将她的理论传播到更广泛的群体中。“我认为她的做法会产生一些问题，”批评者之一、伦敦城市大学科学新闻系主任康妮·圣路易斯（Connie St Louis）说道，“但她正在成为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新闻宣传上的“误导”
“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这是福克斯评价自己的第一句话。1985年获得新闻学学位后，她在布鲁克咨询中心从事一份与媒体有关的工作，那是一家位于伦敦的慈善机构，为年轻人提供生育健康咨询建议。就在她参加工作后没几天，一位议会议员提议对堕胎进行更多限制，福克斯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在激动人心的6个月里，在电视上，在全国新闻联播里，我们一直都是举国关注的焦点。”
之后，福克斯还从事了其他一些与媒体有关的工作，如一个为单亲家庭服务的机构，一个促进国际援助的机构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福克斯决定要改变一下自己，她想知道新闻亮点是如何形成的，后来她发现许多吸引眼球的新闻都来自一些科学上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而这正是她要寻找的目标。
1998年8月10日，科学史上最棘手的一场争议在一夜之间爆发，英国人一觉醒来发现新闻上的头版头条报道称：转基因土豆对人们健康构成危害。英国阿伯丁大学罗维特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毒理学家阿帕德·普兹泰（Arpád Pusztai）在电视节目中称，他的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显示，并非用于人类消费的实验性转基因马铃薯有可能损害大鼠的免疫系统。
英国公众和媒体本已对转基因食品高度怀疑，加之普兹泰在媒体上的宣布，更是对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关于转基因作物问题的争论频频出现于报纸头版头条，部分英国媒体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对此采取了充耳不闻的“驼鸟策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愤怒情绪会渐渐淡化甚至消失；也有一些科学家指责媒体对复杂科学问题的孤陋寡闻，妄下推断。尤其后者对媒体夸大其词误导公众的做法极为不满，称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和恐慌是毫无根据的。1996年对疯牛病的报道曾引起公众的恐慌；1998年对疫苗与孤独症之间关联性的错误报道，甚至对公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尽管之后这类观点都被驳斥和揭穿。“这有点像是发生在媒体上的一场战争。”福克斯说道。
1999年，英国上议院科学与技术特别委员会作出回应，对科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进行了调查，认为“英国的科学文化需要一个重大改变，以支持与媒体之间的开放型的、积极的沟通，”并提议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媒体的第一线机构。正是这个提议，最终导致诞生了SMC这一机构。
毛遂自荐创建SMC
福克斯知道这个计划后，认为这是一个建立媒体与科学关系的机会，并申请由她来筹建这个机构。在与包括《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时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的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等筹备组成员磋商后的第二天，福克斯就获得了她期待的这份工作。“我知道这个位置必须由强硬之人来担任，”格林菲尔德回忆道，“我们必须有她的加入。”
2002年3月，SMC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上福克斯提出，SMC将“旗帜鲜明地支持科学”。同时，为了确保科学媒体中心的独立性，SMC规定，单个捐赠者提供的捐赠额不可超过SMC运营预算的5%。这一原则一直坚持至今，除了少数例外，如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和英国威康基金会，去年捐赠的额度分别为6.6%和6.3%。包括宝洁公司、先正达农业科技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公司，占SMC预算约三分之一。在过去两年里，《自然》出版集团捐助总额为1万英镑。
2002年初，SMC得知BBC将播放一部叫做《金色田野》的影片，主要剧情为转基因作物实验与被某个企业试图掩饰的神秘死亡之间的关系。福克斯提前获得了电影拷贝，并组织邀请了一些著名科学家观看，然后将他们的评论提供给记者。“结果引起了一大堆的麻烦。”福克斯说道。
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罗伯特·梅（Robert May）称这部电影为“错误百出的宣传”，随后一些报纸包括对梅在内的其他科学家的批评纷纷做出回应。其中参与这部电影的剧作家之一是《卫报》编辑，他指责SMC因获得某些公司的资助而成为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喉舌。自那以后，这类批评纷至沓来，认为SMC为一些支持转基因作物，或赞成将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应用的科学家提供发表其观点的机会，尽管福克斯撇清SMC与捐款之间无任何关系。
一段时期，SMC与传媒记者发展关系时遇到了麻烦。SMC认为，记者进行科学报道需要更多的帮助。他们为此制作了一些上面印有“如果您需要一位科学家，请给我们打电话”的卡片，在送给各个编辑部并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需要时，一些人会说，‘滚开，我忙着呢。’”福克斯说道。在转而与一些报道科学和健康栏目的记者接触后，SMC发现这些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做法。“每当有大的科学题材出现时，我们会尽力帮助科学记者后续的跟踪报道。”福克斯说道。
与此同时，SMC也在推荐科学家介入其中，给媒体提供具有可信度的信息来源。SMC向科学家保证的一个“卖点”是，“如果你进入我们的数据库，我们永远不会把你的电话号码透露给记者。”福克斯对FERA的科学家说道。如今，福克斯和她的7位员工致力于物色有能力对一些科学专题进行评说，同时也能提高新闻记者对科学问题认识的科学家。
2006年12月，英国政府表示计划禁止科学家进行含有人类或其他动物细胞的人兽混合胚胎研究。根据一项公众咨询调查发现，这一研究含有令人不安的不确定因素。而媒体报道集中于关注的是该研究可能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
科学家、资助者和科学协会为此发起了一个试图改变上述观念的活动，SMC从中进行了媒体报道的协调，组织了5次情况通报会，通过科学家发出的声音，以消除公众在伦理道德上存有的一些疑虑的同时，使之认识到这项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工具，有可能导致产生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
事后经分析，如此产生的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家的观点。有关“人兽杂交胚胎的报道”由此急转直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SMC的努力（最终出台的法案允许进行人兽混合胚胎研究）。英国卡迪夫大学安迪·威廉姆斯（Andy Williams）说道。但他现在担心的是，SMC努力引导记者更多倾向于科学家的观点，有可能抑制其他不同意见的辩论。
通过SMC的努力，科学家的声音更多地出现在英国的媒体报道中，左图为关于人兽混合胚胎研究的报道
科学界中许多人显然乐意支持SMC，英国提供实验动物的哈伦实验室的瓦尔·萨默斯（Val Summers）就是其中之一。哈伦实验室是动物权利活动者针对的一个目标，其员工长期被要求对媒体三缄其口。然而在2011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就该实验室计划兴建的养狗设施有虐待动物之嫌与他们进行接触，在福克斯的协调之下，该实验室接待了这家媒体的一记者，“她给了我信心将事实说出来。”萨默斯说道。这个“她”指的就是福克斯。
SMC或已融入新闻业
对于许多英国记者来说，福克斯和SMC已经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些记者经常参加由穿着入时的福克斯主持的新闻发布会或情况通报会，300多名记者――包括《自然》杂志――几乎每天都会收到SMC发来的电子邮件。
例如，5月21日，一场龙卷风造成俄克拉荷马城24人死亡，《卫报》记者伊恩·桑普尔（Ian Sample）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就在当天，SMC给他发送三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龙卷风的一些具体数据信息，以及11位科学家对这场龙卷风的不同评论意见，从极端天气到全球变暖影响等。“获得这些信息的途径真的是太便捷了。”他说。
如果遇到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桑普尔可能就会觉得不那么轻松了。采访谁，提出哪些问题等，都需要做出选择。如果只依赖于SMC的建议，可能会容易些，但也有可能隐含着真正的风险。
在最近的一次口水仗中，一篇登载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站上的文章中，圣路易斯指责SMC“推行‘搅拌新闻学’（churnalism）文化”（意指“扭曲的讯息”）。如果记者一味选择参加SMC的情况通报会，而不是去挖掘现场信息，“受损害的是提供给公众科学报道的质量和信息的完整性。”
福克斯毫不置疑SMC对推广科学所起的作用，她强调：“SMC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发出科学辩论中的声音。”对于SMC为偷懒的记者提供加工处理信息的说法让她感到愤慨。“我不明白一个记者打电话联系苏塞克斯大学就比给联系SMC更清白一些吗？”
SMC目前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日本打开了局面，正在计划进军德国、丹麦和法国。但如果在美国建立SMC的分支机构，以美国庞大而分散的媒体特色，以及诸多引起争议的科学问题，也许可为福克斯模式提供一个最有力的测试点。
去年，在福克斯的敦促下，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资深学者朱莉娅·摩尔（Julia Moore）在华盛顿特区为SMC分支机构设立了一个试探性的委员会，摩尔已开始资金筹措工作，SMC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将更多关注于协助记者与科学家建立联系。“在撰写许多科学报道时，如关于干细胞、气候变化的最新研究，或关于进化理论的最新争议等，他们都需要帮助。”摩尔说道。
路透社驻纽约负责人伊凡·奥兰斯基（Ivan Oransky）认为，有着广泛渠道的科学记者可能并不需要这样的帮助，但缺乏这类专业信息渠道的地方性报纸和网站可能需要SMC的帮助。不过，他担心SMC这样的中心最终有可能对新闻报道产生不良影响。
福克斯说道，每天都有人向她咨询如何建立和运行一个科学媒体中心。她认为，说服曾经对媒体避之不及的科学家加入SMC数据库，是她最引以为豪的工作之一。“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争取到一位已做了30年有争议的研究、从未与媒体打过任何交道的科学家。”
然而，要说服FERA的科学家，看来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即使半天的讨论会和红酒招待，愿意加入SMC数据库的科学家也只有寥寥5人。福克斯对此并不气馁，她说：“十年前SMC刚成立时，很多人害怕与媒体接触，担心惹上麻烦，如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了。”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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