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真不轻松！如果相信莎士比亚所说，做人从不轻松。这位剧作家在16世纪写道“生活……就是蠢人说出来的故事，充满喧闹和怒火，却不能揭示任何意义。”
神经科学正日益支持这种观点。科学家对大脑及其运行机制知道得越多，作为人类没什么了不起就越明显。我们只是动物，是根据物理、生物和化学的自然法则而运转的复杂生物系统。很多科学家，如最近过世的史蒂芬·霍金；哲学家，如杜克大学哲学与神经生理学教授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与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克雷格·卡鲁索（Gregg Caruso）在最近一期《哲学家》杂志上争论说：我们没有灵魂、没有固定的自我、没有内在的目的；我们存在纯粹因为我们作为无穷宇宙中小行星表面的颗粒而存在，而不是因为上帝为我们而创造地球。这种观念（称之为“自然主义”）使很多人深感不安（有意或无意）而努力寻找意义。
弗拉纳根和卡鲁索认为：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科学发现的影响，我们人类社会都在遭受“神经存在主义”（neuroexistentialism）的危机。他们写道：“当下正是第三波存在主义浪潮——神经存在主义，这种存在主义代表了人们的担心——即使科学揭示了人性的真相，科学也是令人失望的。”
焦虑的浪潮
卡鲁索和弗拉纳根把存在主义定义为由社会或政治的剧烈动荡引起的人类自我形象的矮化。这些转型激起了普遍的不安情绪，最终促使人们用修复和重构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意义。
第一波这样的存在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是19世纪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在没有神来裁决是非的世界中向道德发出诘难。到了20世纪，纳粹大屠杀和二战使得数千万人死亡，人类的苦难破坏了人们对生命与信仰的共同愿望，作家萨特、加缪和波伏娃出来挑战存在的意义。
然而，21世纪的哲学危机无关乎宗教或政治，却是根源于科学发现导致的变革。弗拉纳根和卡鲁索认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给于神、非物质的灵魂、精神、自我等观念最后一击。他们阐明：“神经存在主义来源于人文学科的科学权威的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的科学形象与人文形象之间的冲突。”
这种当代的焦虑情绪的兴起是因为不断增长的知识体系，即我们体验的存在是神经过程的结果。这些发现表明，内省或自我认识不可能真正阐明心灵是什么，死亡则是我们所有人的终点。如果大脑的过程赋予我们生命的体验，不存在“非物质的精神”或灵魂；那么当大脑停止运转时，就没有什么跟随生命,也没有什么使我们“生存”。我们像动物一样受限于自然法则和物理机制的这种认知，导致另外的损失（主观能动性或自由意志）。
不仅上帝已死，像尼采宣称的那样，而且，如果我们的运作要感谢物理过程，其决定了我们是谁、采用大脑而不是精神来决策；这似乎意味着我们不再能依靠性格、品质来塑造生活。换言之，尼采建议用来克服上帝已死的超人（übermensch）也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生存意志现在要屈服于一整套的物理机制，正如存在主义戏剧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我无法前行，但我仍将前行”（I can't go on,I'll go on）的台词中表达的决心。
科学家把我们看成有机的、生物的机器，这种看法是有依据的。这就造成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焦虑。“随着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我们对于支撑人类行为的底层机制的理解越来越清晰，这就越发表明，我们确实缺乏……‘控制灵魂’的能力，”弗拉纳根和卡鲁索主张，“就不再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一个非物理的自我，说它可以控制行为，游离于自然的确定性法则之外。”
我们并不真的明白为什么我们感到迷茫或责备科学，但对相信科学知识且不信神的很多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去相信自己的生命是重要的了。科学发现正在瓦解许多传统观念，这些传统曾经让人们感觉自己是特殊的、认为自己很重要、自我是真实的。科学家日益发现，自我是大脑制造出的一种必要幻觉，这个自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脆弱得多。
同时，自杀、抑郁、焦虑的人群都在增长。2018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1999年以来，各族裔和年龄群体中自杀死亡人数整体上升了25%。行为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克莱·拉特里奇（Clay Rutledge）说，虽然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精神类疾病，这种趋势并不只是因为精神健康服务不到位，相反，我们面临全新、现代的“无意义危机”（crisis of meaningless）。
他在《达拉斯新闻报》（Dallas News）2018年的一篇文章写到：“为了防止存在焦虑，我们必须发现和保持生活是有意义的认知。我们是这样的物种，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有意义。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是重要的。当人们不能维持生活的意义时，其心理就最脆弱。”
拉特里奇认为，人们之所以追寻意义，是因为“帮助我们生存的神经机制也使我们能够具备独特的反思能力。”他相信人类大脑的进化就是寻找意义；但是，使人们比以往更难感受到生活意义的是如下原因：日益的疏离、家庭越来越小、宗教信仰衰退等。“今天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很难找到宗教归属感，很少去教堂或参与其他宗教活动。而我的研究表明，宗教所提供的意义感在非宗教场景中不容易获得。”拉特里奇说。
卡鲁索和弗拉纳根认为：“大众心理学的态度”，即认可人的意义性的态度还会持续很久，因为科学圈外的人们还不能理解神经存在主义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讨论“作为幻觉的自我”的相关知识。旧观念并不容易舍弃，它已陪伴我们几千年了。这种关于人性的全新和另类的观点使一些人很不舒服，让他们得出结论：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一切都好
请不要绝望。拥抱自然主义并不意味着道德不存在，也不意味着我们被彻底困住，沦为无法通过自我反思来理解神秘神经过程的俘虏。正像昔日的存在主义者找到了探索作为人类的问题的新方式，发现了为什么我们会努力变好和有目的生活的新答案。今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也会如此。
卡鲁索和弗拉纳根是《神经存在主义：神经科学时代的意义、道德和目的》（Neuroexistentialism:Meaning,Morals and Purpose in the Age of Neuroscience）这本书的编辑，该书描绘了当“心灵不再从世界中隔离出来成为意义的基石”时导致的“基本焦虑”。在书中，不同领域的思想家探寻当代的焦虑，并且提出把循证科学融进社会心理学，同时不失去对人类的希望。
比如，加州理工学院的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Sean Carroll）写了一篇文章，评述了经典力学、量子物理、时间和涌现现象的性质，认为宇宙因其广大和随机而没有实质“意义”，但他仍然认为：生活在个人与人类的尺度上是重要的，即使“现代科学已彻底摧毁了对宇宙本身的更高目的或意义的任何期望。”
卡罗尔认为，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我们存在、与他人共存和认可意义。即使我们不是宇宙宏伟蓝图的一部分，我们依然有目的地行动。他区分了人类决定的工程和宇宙似乎缺乏的东西（目的等）。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圣吉心智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专家迈克·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也认为：人性的自然主义视角没什么问题。我们负责且有道德，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这样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这么做。
认知机制赋予我们推理、记忆、感知、判断的能力。因为我们有了这些能力，所以我们形成了要思考和互相负责的社会实践。宇宙可能是随机的，在机械层面上，原因和结果可能并不总是有关；但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内部，我们拥有某些责任和满足这些责任的能力。
布兰迪斯大学行为健康研究所的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在《神经存在主义评论》中说，我们并不需要善良的神，道德行为本身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写到：“首先一点就是，科学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是有道德的动物，这种道德达到这样的程度，再多的科学都不可能破除我们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觉。”
有证据表明，利他主义、合作、同情他人和对人的爱意都是“生物配置而成”，因此并不需要更高的力量来强迫我们去考虑他人的需求。他说到：“对道德基础的担忧恰恰证明我们具有道德的天性，所以说，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天性是由卑微（或崇高）的化学物质（催产素、垂体后叶加压素等）调配而成，并不会减损我们的道德能力。
重塑人性项目
关于人的意识的科学发现没有让卡鲁索、弗拉纳根或其他撰稿人沮丧，他们反而相当乐观。他们倡议了一项旨在修复人类自我形象的“建设性项目”，像之前的存在主义者那样，思考困难的问题和没那么简单的答案。
这些哲学家在他们的文章中主张，我们应该“利用行为科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与洞见来满足我们的存在主义渴求，完成某种程度的成果与成就。”对科学证据视而不见并不能使上帝、灵魂、自我或关于人类特殊性的陈词滥调死而复生，也不会使生活有意义。相反，我们必须在个人和社会层面转换我们的焦虑。因为此时此刻，正如这些哲学家说的：“自然主义是世上唯一的游戏。”
资料来源 q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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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埃弗拉特·立芙妮（Ephrat Livniis）是一位在世界各地工作的作家和律师，现居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她热爱文化、语言、文学和法律，曾为《耶路撒冷报道》、美国广播新闻网和找法网撰稿，参加塞内加尔维和部队，去日本教过英语，曾担任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公共辩护人和谷歌的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