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认识新冠病毒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然而西方一些政客热衷散布病毒阴谋论，把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和涉及地域污名化，他们诬蔑说“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所人工合成并泄漏的”“中国输出新冠病毒”云云。甚至连比尔•盖茨都成为阴谋论者的攻击对象，不少美国人指责是他在秘密制造病毒，目的是用疫苗操纵人类。

“污名化”会对科学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样的事例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

李森科学派对摩尔根学派的诬蔑和毁誉

对科学研究污名化的著名事例，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斯大林时期，在遗传学研究中李森科学派对摩尔根学派的诬蔑和毁誉。李森科（Т.Д.Лысeнко，1898—1976）是苏联生物学家，他与摩尔根学派在苏联的主要代表者、植物育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1887—1943）就遗传学的基本问题，例如遗传的物质基础、习得性状能否遗传等进行争论。

李森科一伙人带头发难，他们一开始就从政治上定义这场学术争论的性质，指责瓦维洛夫浪费劳动人民大量血汗，只搞一些无用的理论，而不去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李森科认定，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相冲突，是法西斯德国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李森科污蔑瓦维洛夫和他的同行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国际法西斯主义在生物学上的代理人”“布哈林式的基因骑士科学家”。他断言，遗传科学是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尔后，他又把生物科学划分为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与资产阶级的，进行这种划分的价值标准，则是对米丘林-李森科遗传理论的态度。李森科从政治上提出了这样的二难推理：“或者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李森科他们很快得到了苏联党和政府的支持。党和政府试图直接干预科学活动，当时的口号是“为自然科学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反对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科学的内容”。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面展开了反对“屈从西方”的斗争。俄罗斯土地上诞生的一切都被捧上了天，科学论文和教科书中充斥着“俄罗斯第一”的论证。李森科所做的一切，完全适应了这种政治气候。他在一次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上得意忘形地说：“有人写纸条问我，党中央委员会对我的报告采取什么态度。我现在回答，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我的报告，并且批准了它！”

在苏联党和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李森科等人的政治压力和指挥下，苏联整个科学界开始对摩尔根的遗传理论进行系统的政治讨伐。人们纷纷发表文章，无休止地抄引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语录，随心所欲地做出他们需要的解释，肆无忌惮地歪曲反对派的观点，帽子和棍子齐飞。一些顶不住压力的科学家被迫认错，不少人公开宣布，由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所以要放弃原来的观点。

苏联党和政府对摩尔根的遗传理论不仅进行了思想讨伐，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做出决议，撤销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高教部部长号召全国大学迅速彻底消灭“反动的”摩尔根主义和它的书籍；一些政府部门发布了许多威胁性的命令，关闭实验室，开除工作人员，销毁教科书和专业文献，消灭用于遗传学研究的材料——果蝇。瓦维洛夫本人则因“支持资产阶级学说”的罪名，在“消灭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和判刑，之后死于非命。据统计，在这次李森科事件中，有20多名教授被捕入狱，100多名科研工作者被开除公职，还有数百人受到牵连。

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受到毁灭性的摧残，停滞不前达20年之久，这种以意识形态为科学划界的错误做法还波及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为此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德国纳粹势力对爱因斯坦的攻击和迫害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德国一些提出新的革命性理论的科学家也被污名化。

1900年普朗克（M.Planck，1858—1947）提出量子概念，1905年爱因斯坦（A.Einstein，1889—1955）用光量子论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推动了量子论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建立。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16年又创立了广义相对论。

1920年8月，以魏兰德为头目的组织“德国自然研究者保持科学纯洁工作小组”在柏林召开反相对论大会，谴责爱因斯坦“热衷于吹嘘、哗众取宠”“抄袭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甚至对爱因斯坦进行人身攻击，辱骂他是“到处叫卖的小贩”“厚颜无耻的犹太人”。9月，第86届德国自然科学家会议在法兰克福举行，会上，魏兰德再次对爱因斯坦发难，并煽动科学界的一些名流攻击爱因斯坦。其中就有著名的物理学家、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勒纳德 （P.Lenard，1862 —1947） 。

勒纳德对爱因斯坦心怀敌意。他认为爱因斯坦是个半路出家的无名鼠辈， 靠杜撰虚妄的理论哗众取宠，关于相对论的经验证据漏洞百出。他甚至鼓动一些人对爱因斯坦大肆谩骂、对其污名化，他对相对论的攻击超出了科学争论的范围。勒纳德对相对论一直耿耿于怀，他说相对论“纯属犹太佬的骗人把戏，我们只要稍有种族知识，就可以把它一眼看穿。然而物理学界绝大多数头面人物居然都赞同这套犹太人的理论伎俩， 我失望至深莫过于此。”

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J.Stark，1874—1957）与勒纳德同流合污，他对量子论和量子力学始终持否定态度，“我不敢把它当作一个确定的结论来接受。除了我不能相信该理论的某些假设外，它与我们的经验也不一致。”他攻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害于德国的实验物理的工作、导致了德国物理学的危机”。

爱因斯坦在1922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瑞典科学院把他获奖的原因谨慎地说成是用光量子说解释了“光电效应”，并未提及相对论，这与德国的反相对论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勒纳德和斯塔克曾经威胁：相对论是不配得诺贝尔奖奖金的。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颁发诺贝尔奖，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奖金。尽管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但勒纳德还心存不甘、指责对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嘉奖是“太轻率”了。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纳粹势力对犹太人实施疯狂的迫害，犹太人科学家也不能幸免，希特勒叫嚷：即使是爱因斯坦那样的犹太人，也要滚出德国。同年3月，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赴美的爱因斯坦公开表示不准备再回德国，并义正辞严地谴责希特勒法西斯的暴政，引起了法西斯分子对他的极端仇视。他在柏林近郊的避暑寓所遭到了洗劫，他在卡普特的别墅受到了查封。同时，纳粹政府教育部看到爱因斯坦不回德国的声明后恼羞成怒，下令普鲁士科学院给爱因斯坦以严厉惩罚。

令人不齿的是勒纳德和斯塔克两人紧随纳粹势力，竭力鼓吹日耳曼物理学，扬言要从物理学和科学中清除“犹太”精神。斯塔克从科学史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了日耳曼血统的高尚和犹太种族的低劣，他认为：伟大科学发现者，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最常见于日耳曼人。而现代教条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和宣传家，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后裔，他们经常显出天生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

在爱因斯坦赴美避难之后，斯塔克穷追不舍，继续用十分恶毒的语言攻击爱因斯坦，说他已经销声匿迹了，整个物理学界再也不会把相对论当成神奇的发现了。他恶狠狠地叫嚣，把爱因斯坦这个犹太佬当作是优秀的德国人是个错误！让相对论在德国存在也是个错误!

勒纳德和斯塔克组织起一支在纳粹恶潮中兴风作浪、迫害犹太人科学家的特别行动队， 他们随意地把一门学科定义为犹太人的物理学、犹太人的生物学等等加以取缔，肆意否定犹太人所创造的优秀科研成果，他们给德国科学事业造成的损害，是别的破坏力量所无法替代的。据统计，从1933年到1945年间，就有1 268位科学家由于人种的不同被开除公职，其中50％以上的被逮捕、被杀害。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优秀的科学家逃离德国，其中有19位先后获得诺贝尔奖，“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在德国不保而转移到美国。

美国“麦卡锡时期”对奥本海默的审判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麦卡锡时期”发生的“奥本海默间谍案”令人震惊。奥本海默（J.R.Oppenheimer，1904—1967）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说服了美国政府实施“曼哈顿工程”、赶在希特勒的前面造出原子弹。1942年他受命组建“曼哈顿计划”中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1943年被任命为该实验室主任，成为原子弹研制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有效地组织了15 0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了该计划的实施。1945年7月，原子弹试爆成功。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曼哈顿计划”宣告结束。

奥本海默被誉为“原子弹之父”。1946年杜鲁门总统授予他美国功勋奖章，并委以重任，自1946至1952年，他被任命为战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为政府和国会制定有关原子能的国内国际政策提供咨询。战后，他一直对原子弹投放日本所造成的灾难深感内疚，对自己完成的工作“惊惶失措”。在一次他和杜鲁门总统的谈话中说：“我觉着，我们手上粘着血污。”他热心致力于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与和平利用。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局面。美国政府计划发展超级弹（氢弹），奥本海默对此十分消极，原子能委员会不支持这一计划，这使得军方大为恼火。1950年美国政府还是决定试制氢弹。

1953年，美国右翼分子麦卡锡掀起了反共高潮。奥本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并参加左派组织的外围活动。自1939年以后，他了解到斯大林在国内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了左派组织。但是麦卡锡怀疑奥本海默同共产党仍有联系，栽他以“苏联间谍”的污名，提出了审查奥本海默的动议。政府下令对奥本海默进行安全审查，这便是当时引起舆论轰动的“奥本海默案件”。在起诉他的24条罪状中，前23项都与他早期左翼活动有关，最后一条是，他不但在总统决定之前、甚至在总统决定之后还“强烈反对”制造氢弹。1954年4月，奥本海默案件的听审会持续将近四周的时间，由于缺少有力的证据，最终宣布奥本海默“是一个忠诚的公民，但是政治上不可靠”；撤销他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一职并收回他的安全许可证，解除他所有的政府公职，剥夺了他接近国家机密文件的权利。

奥本海默的遭遇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同情，并担忧他的命运对自己带来的影响。奥本海默是科学家队伍中的一员，科学家们费尽心思使总统认识到法西斯的核威胁，为对抗法西斯他们无私地献出了宝贵的年华和心血，他们对自己呼唤出来的妖魔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始料未及，然而当他们试图把妖魔重新装入笼子里，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做出的判断往往是有价值的，有权发表自己的反对意见，不应为此遭受污名化，受到政治迫害。

“麦卡锡时期”过后，美国政界对奥本海默案件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奥本海默的遭遇是不公正的，如此伤害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将消解美国科技主体的探索激情、对美国的科学事业和国家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1963年，美国政府为奥本海默颁发费米奖，以恢复他的名誉、减少麦卡锡主义给科技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警惕把科学污名化和科学政治化

上述案例给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污名化，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可以说是不恰当地把科学政治化造成的后果。国家和政府即政治系统直接干预科学系统，强制科学系统接受政治系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从政治上去定义科学研究的形式和内容，以政治态度与需要作为评判科学成果和科学争论的标准，会破坏科学系统的自我运行和控制机制，损害其知识生产的功能、政治功能和其他社会功能，科学沦为独裁者的仆人，就会异化和解体。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权力需要科学时，他们会提倡科学；当他们需要一部分真理时，他们就会提倡不完备的科学；需要自我欺骗，就会提倡伪科学；需要欺骗别人，就会提倡操作社会心理学的半真理。当科学结构为不同的利害所分割，科学研究也会大不一样。”污名化贬损科学家和科学事业的形象，否定专家在专业问题上的话语权，否认科技在社会发展的正面价值，传播极端的反科学错误思想。误导民众，煽动公众情绪，把社会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原则阻碍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正直的科学家都反对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污名化、把科学政治化。2020年5月1日，世卫组织（WHO）在数次听取多位仔细研究过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和病毒本身的专家的意见后郑重宣布：所有证据及目前所有约15 000个完整的病毒基因序列，都显示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这是对病毒阴谋论的当头棒喝！5月21日，美国77位诺奖得主联名写信，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在4月24日宣布取消对与中国互助的冠状病毒研究项目的拨款提出质疑，要求彻底审查这一决议并迅速纠正错误。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等31个科学组织也发了公开信，直指NIH没有正当理由取消拨款、做出的决议不行思议，并且使科学政治化——“在这场盛大流行病的危机中，连续的科学政治化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趋势，不仅危及科学的完整性，而且危及公民的生命。”

本文作者陈敬全是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