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解决细菌耐药性难题，可能要指望被我们冷落了几十年的噬菌体。

噬菌体疗法可助力酒精性肝病治疗

噬菌体由法国籍加拿大裔生物学家费利克斯·德赫雷尔（Félix d’Hérelle）于1917年发现。在许多国家，噬菌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抗生素取代，但在东欧继续使用了几十年。

现在，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细菌耐药性增加和超级细菌的出现，一些科学家将噬菌体视为抗生素的补充或替代。

噬菌体有深度，抗生素有广度，合体后实现85%的完美度

来自加州的生物医学工程师托比·内格尔（Tobi Nagel）于2014年成立了一个机构——全球卫生噬菌体（Phages for Global Health，PGH），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微生物的耐药性（AMR）。

从业15年的她对同行冷落噬菌体研究的情况感到失望，因为在她看来，喜欢吃细菌的病毒能快速突破抗生素的耐药性瓶颈：“距离这场危机的最坏情况，我们还有30年时间；而噬菌体可以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被制成药物。而令我沮丧的是，在美国研发这些噬菌体药物通常需要10亿美元的投入，显然，这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民众。”

内格尔表示：“从理论上说，噬菌体应比常规药物更便宜，开发速度更快，也更有希望最小化细菌耐药性，且无副作用。此外，它们可以在相对简单的设备中生产，较低的设备要求显然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开展研发工作。”

过去10年，欧洲和美国重启噬菌体疗法研究；但这些研究在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起步阶段。PGH希望促进技能和知识的转让。

噬菌体的缺点是比抗生素慢。它们不是现成的，不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通常需要时间来找到合适的噬菌细胞来瞄准相关的细菌。它们光谱狭窄，比化学药物更不稳定。过去十年，PGH希望促进技能和知识的转让。

噬菌疗法往往以个性化的方式使用，这使得比较变得困难，而且它们可能更有效对抗某些细菌，而抗生素对另一些细菌则更有效，因此新的研究表明，最好同时结合两种细菌。噬菌激素治疗中心（如波兰和格鲁吉亚的噬菌治疗中心）成功率为75%~85%。

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了解噬菌体的使用是否对人体有任何负面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报道。

PGH在行动

莱斯特大学微生物学教授、PGH培训师玛莎·克洛基（Martha Clokie）说：“发展中国家有特定的需要。即使是常见的细菌感染也会与特定国家相关。例如，沙门氏菌食物中毒是全世界的问题，但每个非洲国家都可能有不同的菌株，因此需要特定的噬菌体。”自2017年以来，PGH在非洲举办了4个为期2周的讲习班，培训了约100名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又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了1 000多名学生。

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的微生物学家杰斯卡·纳卡乌玛（Jesca Nakavuma）于2017年主持了第一次PGH培训。纳卡乌玛说：“乌干达农民使用抗生素的量是巨大的，这对耐药细菌而言，它们便有了更多适应人类的进化机会。”在非洲联盟的资助下，她正在生产针对水产养殖鱼类病原体的噬菌体鸡尾酒，现在她希望将这种鸡尾酒推向市场。

PGH的讲习班结束时，受训人员学会了如何从自然界获取噬菌体，如何分离出针对目标细菌的特定噬菌体并对其进行表征，以及如何利用DNA测序技术筛选出无不良遗传特性的噬菌体。

类似的活动也即将开赴东南亚推进知识传播，某位来自马来西亚高校的大学讲师曾发出这样的期待：“在马来西亚开展的培训将使更多东南亚国家的研究人员对噬菌体的应用产生兴趣。它们不仅能为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还可以服务于农业、畜牧业和食品领域。”

不过由于COVID-19大流行，PGH原计划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5次讲习班被推迟到2021年。

噬菌体的临床应用困难重重

此外，PGH也在协调两个由来自欧洲、北美和非洲的多个科研机构参与的跨国研究计划。内格尔表示：“在肯尼亚，与我合作的两个团队正在研究针对大肠弯曲杆菌和沙门氏菌的噬菌体鸡尾酒。这是第一个计划，其最终目的是以此净化禽肉——许多食源性感染都由这两种细菌引起。第二个项目旨在测试孟加拉国的霍乱噬菌体能否在临床上发挥效用，如若可行，就把它用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霍乱治疗。”

一些国家已经有能力生产用于食品净化的噬菌体药物，但要想开发出可以针对人类的噬菌体疗法，还存在许多困难。

缺乏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试验意味着：获得的噬菌体或不存在或仅限于同情性使用。许多国家缺乏适当的监管框架。在西方国家，药品生产在进入市场之前必须遵守严格的标准。GMP 标准可将药物的生产成本提高 10 倍，这是主要障碍。

WHO尚未在其应对耐药性的计划中正式纳入噬菌体疗法，但内格尔表示，如果新的临床试验带来好消息，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