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专家从19世纪时就知道，信息可能是最好的灵药。那么，哪些新数据流能帮助扑灭未来的流行病大暴发？
COVID-19大流行给我们上了重要一课：缺乏可靠统计数据可能会令情况变得危险，但即便有最确凿的证据，人们也倾向忽略与自己判断不符的事实。
统计学家宠坏了政策制定者？
当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全球蔓延，各国政府的高层都必须迅速就这一或许几十年来都不曾出现过的危情做出关乎千万生命的重要决策。这些决策中有很多都仰赖流行病学家、医学统计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争分夺秒的数据搜集工作。病毒威胁着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也影响着数十亿人的生计。
2020年4月初，全球新冠死亡人数超过6万，世界各国也纷纷采取封城甚至封国的防疫策略（很多都持续了几周），而且无论是当时还是眼下，全球疫情走向都不甚明朗，而科学家们的预估均充满了诸如“二次暴发不可避免”或“某国某省可能面临二次封城”这样的悲观论调，现实也确实正在逐步逼近悲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不久前宣布加拿大正经历第二波疫情。
悲观的另一面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与疫情相伴扩散。当然，这种末日式的恐惧终将模糊于记忆，但现在的我们有必要把已经暴露的问题全部捋清楚，哪怕它们会显得很丑陋且令人类难堪。
美国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约翰·伊奥尼迪斯（John Ioannidis）于3月中旬写道，COVID-19“可能成为百年一遇的惨败”。各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化身“数据侦探”，竭尽所能地为高层决策提供严谨、及时和可靠的统计数据，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依据大量不完整、前后矛盾和严重不足的数据做出很多专业方面的决定。
毫无疑问，伊奥尼迪斯口中的惨败细节将在未来几年才能被我们深度解析，但有些事情现在就能说清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政治对真实信息的伤害。危机开始时，政府似乎阻碍着真实统计数据的自由流通。
以美国政府为例，特朗普于2月下旬宣布：“新冠病毒将消失。有一天，它会神奇地消失。”4周后，1 300名美国人死亡。随着疫情发展，美国确诊病例飞速增加，变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而特朗普仍满怀希望地谈论着“大家在复活节要去教堂”。如果感染者以2～3天翻一番的态势进展，政府对民众的防疫警告就是刻不容缓的。倘若国家领袖不仅不提醒大众做好防护，还以“病毒将消失”这类瞎话胡言盖过真实的疫情威胁来迷惑老百姓，防疫工作会因此错过关键窗口期，遭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最直观的呈现就是飙升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
在美国，大流行初期的几个月内，由于病毒检测能力不足，大量感染者没被纳入官方统计；而检测过程也存在偏颇，测试对象除了集中于医务人员和重症患者，那些富人和名流也占据了更多医疗资源。死亡人数在3月份呈指数级增长（英国每2天翻一番），人们没时间好好观察和分析疫情。领导人调度不及，应对乏术，经济也随之陷入低迷。3月下旬的一周内，超过300万美国人提出失业申请，是此前记录的5倍；这周之后的一周甚至更糟——失业者合计提出了超过650万份索赔。为了应对疫情而或被动或主动地做出如此大的经济牺牲，任由这么多人丢掉营生是否合理？“似乎合理”是流行病学家们根据极其有限的信息做出的最理想的猜测。
很难想象举出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说明系统地收集多少数据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结论。数年来，勤奋的统计学家辛苦收集了关于许多重要问题的海量统计数据，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免费下载这些数据。我们习惯于用数据说话，照数据办事，靠数据决策……在某种程度，我们已经被统计学家的辛劳成果宠坏了。但COVID-19可不会预先告知。疫情暴发前，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也正因为没有统计数据，我们一时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在理解周围世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往往会扮演着比专业知识更重要的角色。我们冲动购买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或投票支持不值得相信的政客，皆源于此弱点——我们对统计数据狂热到盲目的追捧，也是情感压过专业知识的体现。
专家们也难以避免“动机推理”
心理学家齐瓦·昆达（Ziva Kunda）通过实验证明了这种心理。她向实验对象展示了一篇文章，文章提供了关于咖啡因可能增加女性罹患乳腺囊肿风险的证据，结果大多数人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但那些喜欢喝咖啡的女性则不这么想。
人们往往倾向于无视自己不喜欢的证据，反之亦然——当证据看起来支持我们的先入之见时，我们不太可能过于仔细地寻找其中漏洞。在评估对我们很重要的信息时，克服此类弱点并不容易，而如果主观倾向引发判断偏差，我们有可能误入歧途。
我们没必要成为冷酷的信息处理机器，只需注意自己的情绪并将其作为一项决策前的考虑因素，就足以优化最终判断。不妨这样问自己：这些信息使我感觉如何？我有否感到自己的先入之见被它证明了，从而自鸣得意？ 我因为它焦虑、愤怒或恐惧了吗？我是否在否认它，然后极力地寻找资料组织观点以反驳它？
在新冠疫情初期，一些错误信息传播得比病毒还快。美国的社交媒体上曾流传着一篇介绍如何区分COVID-19和流感的爆款文章。作者以相当自信的口吻表示新冠病毒会被温暖的天气杀灭，并错误地建议大家多使用温水而非冰水，因为前者可以杀死任何病毒。该帖子时而给出来自“我朋友的叔叔”的理由，时而搬出“斯坦福医院委员会”或一些不相关的儿科医生来说事，部分内容准确无误，但总的说来，含混不清，充满误导性。而人们（很多都是比较理智的读者）却一次又一次地分享它。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通过传播有用信息帮助别人的冲动。他们感到困惑，看到了有用的建议，感到有必要分享。可这种善意的冲动并不明智。
英国爱丁堡的抗议者示威，以反对针对COVID-19的防护措施
1997年，经济学家琳达·巴布科克（Linda Babcock）和乔治·洛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向实验参与者提供了来自一桩摩托车事故案件的证据。接着，参与者被随机分配成为原告的辩护律师（辩称受伤的摩托车手应获得10万美元的赔偿）或被告的辩护律师（辩称案件应予驳回或赔偿应较低）。
律师们得到承诺：只要能有说服力地为己方辩护，且与对方达成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可以得到给经济上的奖励；如果他们准确猜出了实际案件中法官判定的赔偿金，还将获得额外的经济奖励。对赔偿金的预测本应与他们扮演的角色无关，但在实际情况里，参与者的辩护立场严重影响了他们的预判。
心理学家称此现象为“动机推理”：就某一主题，带着自觉或不自觉的主观目的进行思考，最终得出特定结论。在一场橄榄球比赛中，球员们往往只看到对方球队犯规，却忽略自己的违规操作。人更有可能注意到自己想要注意的事情，连专家也无法避免动机推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专业知识甚至可能起着负面作用。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曾写道：“学识渊博的傻瓜比愚昧的傻瓜更愚蠢。”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有如此评论：“善于对事物进行合理化的人总能给自己想做的事情找出恰当理由。”
现代社会科学同意莫里哀和富兰克林的观点：拥有更深厚专业知识的人更有能力发现欺骗行为，但如果陷入动机推理的陷阱，他们会找寻更多理由以支撑自己的信念。
近期有研究者回顾了大量关于动机推理的证据，最后得出结论：这种以偏向于自己的先入之见的态度来评估证据和检验论点的倾向非常普遍——在聪明或受过教育的人群中也同样普遍。高智商或接受教育不仅不会有助于规避动机推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会起促进作用。
一个很好的例证来自2006年由两位政治学家，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和米尔顿·洛奇（Milton Lodge）发表的研究。泰伯和洛奇想研究美国人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合理化方式，他们选择了枪支管制和平权行动这两个问题。
两位社会学家要求他们的实验对象阅读大量正反双方的论据，评估每种论据的优缺点。我们可能会觉得通过回顾利弊来以全面了解两边阵营的观点，应该有助于原本有自己立场的阅读者以更包容和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对立观点——但实际上，随着阅读深入，正反方的隔阂越来越大。
原因就在于人们挖掘了更多更全的信息以支持他们现有的观点，因为他们更愿意基于自己先入为主的想法，选择性地吸收对己方有利的数据，而筛去反面的论据，也更愿意思考怎样驳倒异己者。
泰伯和洛奇的研究方向上不乏同行者和类似的调研结果，但他们的实验对“专业知识会明显放大动机推理的程度与后果”做了充分论证：实验中那些更专业的参与者找到了更多支持他们的材料，却搜到更少与自己观点矛盾的材料——看起来他们在积极利用专业知识回避对立信息；他们还更善于摆出己方的论据，并发现对方论点中的缺陷。总而言之，这群人具备更强大的“损人利己”的能力。
政治立场与“动机推理”
在政治方面，党派关系与动机推理的关系最为密切。具有明显政治立场的人更倾向于站队，并让自己这队看起来更加正确与合理。
不妨探讨一下有关气候变化的一个说法：人类活动正在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对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中许多人对这样的主张有情感上的不同反应。不同的情绪和想法非常正常。相信气候危机的严重性，或是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都是我们不同三观的呈现——它体现了我们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与生活，显露了我们的性格、兴趣爱好、交际圈、成长环境……
美国民众对气候问题态度的两极分化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加剧。据调查，在没有大学学历的人中，45％的民主党人和23％的共和党人对气候变化感到“非常担忧”，而这两个数字在那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分别变为50％和8％。
就气候问题而言，即使我们难辨其中的对错曲直，也必须先承认它的确客观存在——而另一个客观现实是由于大多数人都只把自己当作地球居民中平庸散漫的80亿分之一，因此除了少数像国家领导层或环保先锋这样的特殊群体，很少人愿意为全球气候变暖而感到焦虑——毕竟，无论你怎样心潮激荡或分秒必争，气候变化的大态势都不会因为某个个体的说和做而受一丝影响，那大伙儿又何必操这份苦心？但如果你坚定的个人立场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对抗，在气候问题上费劲折腾对个人来说弊远大于利。
不妨想象一个场景，你是一个在蒙大拿州种大麦的美国人，夏季的炎热干燥会毁坏你的农作物；而随着气候变暖，夏天越来越热，你的大麦收成也就越来越糟。在这种情景下，气候问题给你的生活造成了直接的损失。然而，蒙大拿州的乡村是保守派观点的领地，对“气候变化”的讨论简直要触犯政治禁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你一个种大麦的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澳大利亚反对碳税的抗议者，照片拍摄于2011年
记者阿里·勒沃克斯（Ari LeVaux）用另一个农民的故事回答了上述问题：“在田野里，农民埃里克·萨默菲尔德（Erik Somerfeld）看着自己枯萎的庄稼，心里也非常明白庄稼为什么枯萎——都是因为那该死的‘气候变化’！但在回到酒吧并与朋友谈起自己惨淡的收成后，这位农民非常巧妙地避开了有关气候问题的所有禁忌词汇，转而用诸如‘不稳定的天气’或‘更干燥也更热的夏季’这样的短语来隐藏内心深处那些政治不正确的咒骂。”
可如果萨默菲尔德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或东萨塞克斯郡的布莱顿市，他在小酒馆里的隐喻式妙语便可完全铺展成直抒胸臆——甚至他的朋友们会发出比他更激烈的批判；另外，如果这帮朋友里冒出个表示“气候变化就是一骗局”的异端，此人必然会遭到众人声讨。
当我们看多了这类景象，就不会再疑惑于“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在气候问题上显示出与教育背景不符的常态”。人类进化了数十万年，也完善了数十万年适应环境的能力——我们极度在乎自己是否与周围人和谐融洽，自己的言行是否为社会所接纳。
前文提到泰伯和洛奇的一个重大发现，即信息储备更多更全的人实际上更倾向于做动机推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出于人类适应环境的诉求——如果我可以更有说服力地证明我朋友相信的理论，我朋友就会更尊重我。
当错误观点本身几乎不造成个人损失，而坚持并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却会给自己招致社会方面的压力，人们就很容易误入歧途。许多党派分歧都源于此。
人们倾向认为“动机推理”发生在别人身上
另一方面，人们往往相信动机推理只会发生于别人身上，而自己是绝对清澈明朗的：“我有政治原则，你所相信的却是偏见，而他则是一个边缘的阴谋论者。”
伦敦国王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德迈耶（Kris De Meyer）向他的学生展示了一条关于环保主义者质疑否认气候变化的群体的信息：他们的活动具有侵略性，而我们的则是防御性的；否认者的活动相当有序——好像他们事先布置过计划一样；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群体是充满斗志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行动迅速，似乎会毫无道德感地利用各种信息攻击科学界。但我们（环保主义者）却一直难以向新闻媒体和公众宣传我们的观点。
德迈耶的学生们都坚定认为气候问题刻不容缓，他们在阅罢信息后点头赞同。接着，德迈耶揭示了文本的来源——这不是一封最近发送的电子邮件，而是某香烟营销主管于1968年撰写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的摘录；备忘录的抨击对象并非“气候否认者”，而是“反香烟势力”。摘录内容除了对立阵营的身份，几乎无须任何修改便可用于气候问题的观点交锋。
无论你是（正确地）认为气候变暖问题真实存在，还是（错误地）表示吸烟与癌症的关联并非事实，你都可以运用一套通用的语言模板、论证结构甚至自我说服方式。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部分科学家会刻意歪曲（甚至编造数据），因为他们希望用科学结论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或是借此从政府处谋取科研经费。具体到气候问题，那“部分科学家”就成了气候科学家——他们有非常坚定的立场，那就是气候危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而为了立场去动机推理，去选择甚至篡改数据，并非不切实际。当然，很多关心环境问题，也持与气候科学家相同立场的人士都对此类指控提出了严正指斥，认为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上面的故事读起来让人难免不觉得：正直的气候科学家警醒世人气候问题相当严峻，却反遭小人恶意污蔑，科学家的支持者们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然而，当我们带着更多问题去探寻故事全貌，会发现那群力挺气候科学家的仗义执言者在对待经济学家时却毫无敬意，非常乐于接受甚至宣传“经济学家为了个人立场或研究经费编数据”的说法。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双重标准。当然，这个短语听起来有失公允，因为它意味着蓄意，可实际上那群双标者的行为出于一种无意识的偏见。
重视统计或科学主张的情感反应
我们对统计或科学主张的情感反应需要引起重视。我们的情感已被大量事实证明比任何逻辑更能塑造我们的信念。我们有能力说服自己去相信奇怪的事情，去质疑确凿的证据，以维护我们的政治党派关系，保留我们继续喝咖啡的愿望，或是避免我们在被诊断出感染艾滋病毒后可能承受的精神苦痛。
但我们不应该绝望。我们可以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第一步很简单，那就是先注意有这些情绪：当你看到某份统计声明，请注意自己的反应——如果感到了愤怒、喜悦或否定的情绪，停顿片刻，然后反思。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冷酷的机器人，但你应该学会在感受的同时自觉地思考。
大多数人都不愿自欺欺人，即使这样做可能对社会有利。我们常通过动机推理得出某些结论，但事实毕竟还是事实。很多人想成为电影明星、亿万富翁或顶尖智者，但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真的做得到。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存在局限的，我们越习惯于在出现下意识反应后冷静片刻，然后回顾刚刚的情绪并克制地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就越有可能接近真相。当养成在情绪中停顿与思考的习惯后，我们就不容易再被虚假信息的洪流裹挟。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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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于2020年9月出版的《如何理解这世界》（How to Make the World Add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