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总统乔 · 拜登与他的选举对手有着截然不同的做事方式

尼尔 · 莱恩（Neal Lane）是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科学技术政策资深研究员，担任过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

按照现在的局面，唐纳德 ·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式，然而他执政所留下的破坏性结果需要持久的努力才能修补。在恢复联邦科研机构的能力与信任方面尤其如此。候任总统乔 · 拜登需要尽快行动，特别是要平息肆虐中的新冠疫情。这场流行病的新增病例数屡创纪录，最终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很可能会超过美国在二战中的阵亡人数。美国无法继续忍受特朗普政府毫无计划、毫无效果、前后不一的应对措施。

亟须采取的行动很多，我们在文中着重讨论拜登政府需要立刻采取的5个步骤。我们并非号召让生活回归如常，而是号召恢复基础行业，适当做出一些反直觉的改变，强化美国政策中对科学的运用，更广泛地依靠科研社群的力量。

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领导应对新冠疫情

特朗普治下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表面上指导政府如何应对流行病，但实际上毫无权力，毫不负责。工作组篡夺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的领导地位，又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坐上冷板凳，损害了社会大众对这两家机构的信任。

在拜登治下，由哪个机构来领导抗击疫情？有一个虽然看上去不太显眼，但其实更好的选择，那便是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这个办公室始建于1976年，旨在为总统提供建议，协调联邦层面的科学机构。尽管OSTP此前的主要任务是决定科研拨款的优先项目，但它的历史与授权使得它在理论上适合协调美国抗击COVID-19的行动。

2020年2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美国传播，政府问责署警告说，美国的生物武器防御战略需要“从传统的任务烽火台朝战略性全局手段转变”。OSTP拥有跨机构工作所必备的视角，过去也协调过科技政策。前总统罗纳德 · 里根曾依靠OSTP来推进“星球大战”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不仅如此，OSTP还会为抗击疫情提供全新的起点。在特朗普治下，OSTP没有发挥可见的作用。它不像联邦层面的其他公共卫生机构，政治色彩没那么浓厚。

最后，OSTP是白宫内设机构，但也对国会负责，办公室主任的任命需要参议院批准。这使得OSTP既与总统保持密切关系，又要接受国会监督，与特朗普治下的冠状病毒工作组全然不同。领导抗击疫情需要政府内跨部门的合作，让OSTP负责会提高合法性，因为民主党人领导的办公室也许要与共和党人领导的参议院共事。OSTP的领导者——白宫科学顾问——也应当被提升为总统内阁成员。这就保证在做出最为重要的决策时，白宫科学顾问是与会者之一，同时向联邦机构、国会和大众表明OSTP的重要性。

让咨询过程更加独立

一个有效运转的咨询机构是由顾问提出建议，决策者做出决定。建议的形式可能是对科学事务的技术指引（比如，某种特定的药物是否能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提供替代政策（让学校重新开学同时又能降低风险的替代做法是什么），或者推荐采取特定行动（是否应该强制在室内佩戴口罩）。特朗普通常都对科学建议不理不睬，或者出于政治利益而加以操纵利用。当抗击疫情的措施由临时组织的团体掌管时，就更容易实现上述目的。譬如，特朗普挑选放射学专家斯科特 · 阿特拉斯（Scott Atlas）为首席流行病顾问，让他对抗政府机构中的科学家，支持总统的政治决策。

白宫还需要摒弃特朗普时期制定的糟糕政策，那些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吸收才能出众的专才。首先应该撤销特朗普2020年10月签署的行政命令。美国政府内一些岗位通常由常任雇员担任，常任雇员不会因政党交替而失去工作，而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移除了那些岗位公务员的保护待遇，使得政府更容易基于政治原因而解雇政府雇员。咨询委员会——譬如领导美国国家气候评估的委员会——应当由独立专家组成，由两党参与的小组遴选人选，不要有政治任命的人选，而且政治任命的官员应当永远不能变更或修改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或建议。

这些改革受到的主要批评可能是会给独立专家授予比政府官员更大的权力。确实如此，我们将这视为特征，而非缺陷。另外，获得独立建议并不意味着决策者永远会听之任之；2011年，前总统巴拉克 · 奥巴马政府与专家顾问的建议背道而驰，决定限制紧急避孕药的散发；2016年，奥巴马政府同样拒绝专家加强保护臭氧层规章的建议。然而，正如拜登说的，决策者有义务去“聆听科学家的声音”。

加速科研诚信方面的立法

奥巴马政府发起在联邦机构中实施科研诚信政策的尝试；作为回应，大约有24家机构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

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是美国国立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治下冠状病毒工作组的成员。他与特朗普在如何应对疫情上发生冲突

但是随后的多份评估（包括政府问责署的评估报告）发现，这些科研诚信政策受到不一致的解读和应用。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劳工部在内的其他机构没有制定相关政策，已经制定政策的机构对“科研诚信”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对于如何处理媒体关系、如何处理迥然不同的科学观点等问题给出的指导方针相互矛盾。然而，特朗普政府无情地凌驾于这些规则之上，譬如禁止国务院的一名分析师在他交给国会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纳入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

开展一致性立法，允许国会监督，这样就使得科研诚信问题越发难以忽视或回避。现有好几份提案都涉及要增进科研诚信，保护科研机构官员，加强国会节制行政分支的能力。总统极少会提倡限制自身权力，但拜登总统应该迈出这一步。2019年，众议院提出了一个相关议案，得到了200多名众议员的联署。

大力支持公立大学

在疫情期间，美国公立大学系统遭受了大幅的预算削减，很可能在相当长时期都得不到缓解。过去几十年中，各州政府已经在不断削减对公立大学的资助。根据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资料，从2000年到2014年，各州对每个大学生的拨款平均削减了30%。此举导致学杂费暴涨，大学更加依赖本州以外学生缴纳的学费，借此取代减少的州政府拨款，同时学生负债也急剧增加。部分学生的损失尤其严重：教育基金会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最顶尖的101所大学中有75%在黑人学生可及性方面不及格，有大约50%的学校在拉丁裔学生可及性方面不及格。

联邦政府应当帮助那些长远来看财政可维持的公立大学，甚至提供暂时资金帮助大学恢复。此外，还应该包括提高学生、教职员工和科研人员多元化的方案。

批评人士也许会争论说，这些问题不是联邦政府该关切的事。然而，数据表明，美国公立大学面临的问题是系统性、全国性的问题。联邦政府本就应该在高等教育政策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方面有许多先例，最早可追溯至《1965年高等教育法》。

重新调整科研拨款

尽管特朗普政府努力削减投入，美国国会还是确保2017年至2020年间联邦政府研发投入的增长超过20%。然而，在各国研发投入（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比较）排名上，美国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名列第10位，最近几十年里，联邦政府中的研发投入份额不断下跌。

拜登团队给出的政策建议，以及国会的几份两党合作议案都提出，联邦政府的研发拨款会大幅增加。增加拨款的同时，必须要调整重点。科研拨款应该不再基于对上一任总统所留下预算的提高改进上，而是必须将重心更多放在实现全国政策目标和基础科学知识的超越上。

譬如，让发电业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就需要联邦政府与产业界合作，共同支持可持续能源技术创新。其他重心应当包括以科技研发帮助美国人民从新冠疫情、经济灾难、“信疫”（infodemic）和蹂躏中恢复元气。

学术研究群体传统上强调基础科学研究，而不是旨在解决社会挑战的科学，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主要由学术界承担，而后者由联邦实验室承担。为了获取研究人员对于“任务科学”的支持，拜登政府未来需要向学术界保证，政府会继续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拜登政府面对的挑战让人不由地担心。然而，这些挑战也创造机遇，拜登政府有机会使“重建得更好”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保险杠贴纸而已。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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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小罗杰·皮尔克（Roger Pielke Jr.）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环境研究教授。他的著作包括《诚实的代理人：科学在政策与政治中的意义》，中译本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