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已到了耄耋之年，回顾一生，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和科学结缘，而科普则是一头一尾两段时间里，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科普书触发了我青少年时代对科学的憧憬，我在中学时代，课余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科普读物。2004年退休后的这十几年是我自以为做得比较好的年头，其原因无他，是因为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写作、翻译与脑科学有关的科普作品，并乐在其中。

熔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于一炉的脑科学故事

科学性是科普读物的灵魂，虽然不能要求科普作品中所讲的内容一点错儿都没有（事实上，一些前沿的开放问题，科学界本身就还没有共识，其中的某些观点有可能在将来被证实是错的），但是科普读物的内容应该都有根据，而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猎奇，更不能容忍伪科学，不仅应该让读者长知识，更应该让读者领悟大师们的治学之道，学会以理性思维独立思考，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一本书如果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读者就会“我要读”，而不是“要我读”。科普书应该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热爱科学，让读者从阅读中找到乐趣。科普书不是教科书，不是应试参考书，也不是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专著，如果没有趣味，一般读者为什么要读？这就要求科普作品不仅要求行文流畅，而且尽量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讲道理，具体、生动，寓教于乐。这要求科普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尽量向文理融合努力。

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在飞速更新，所以一本好的科普书应该与时俱进，跟上科学的发展，向读者介绍当前的科学认识和新发展，而不是已经过时了的陈词滥调。一本好的科普书还应该图文并茂，有时一张好的插图能说明的问题比一页纸的文字叙述更有效，有趣的插图也能增加趣味性。

以上可以说是我始终坚持的科普理念。我想也是所有优秀的科普作品都要有的元素。在我开始科普写作时，我的定位是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讲有关脑和心智的有趣故事。此类书的主要目的是引起读者对脑和心智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最新进展。内容不求其全，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每一篇都从神经科学家曲折的发现故事，或者一件令人不解的奇事，或者当前的某个热点说起，最后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这就像在浩瀚的脑海边上拾取一个个美丽的贝壳，汇集起来按类排列展示，让观众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产生对大自然的热爱。这类书包括下面4本：《脑科学的故事》《脑科学的新故事——关于心智的故事》《好玩的大脑》和《心智探秘101》。

讲清楚脑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知其所以然

在写完《脑科学的故事》之后，回忆自己读过的神经科学教科书，里面有那么多的知识，就向自己提了些问题：这些知识是怎么得来的，怎么知道这些知识是对的？还可能有其他解释吗？对这些问题我很好奇，我想这也许是许多读者也会问的问题，何不就这个主题学点东西，再写一本科普书呢？于是自己就去找了些神经科学史的书来读，当感到其中一些重要发现讲得不够详细和生动的时候，就再找相关的科学家传记或回忆录来读。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主编的神经科学家自传系列和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得主撰写的自传都提供了第一手、生动及时的材料，这些材料在这方面非常有帮助。

由于神经科学史不可能谈及当代的最新进展，所以还得读最新进展的有关报道，诺奖得主的演讲。此外考虑到读者不一定熟悉有关背景知识，需要把这些材料也综合进去一起回答上面的问题，这样写成一本书也许是个好主意。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陈宜张院士的支持和指导。这时我又恰恰读到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坎德尔的一段话，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说道：“在想深入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通过了解以前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从而逐渐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不但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取得了成功，而且也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失败了，并且是为什么失败的。”这一切不正像是一部谜团重重的悬疑小说吗？你还能想出有比揭开脑和心智之谜更难的谜题吗？另外，这部小说到结尾还没有真相大白，还有许许多多疑问有待澄清，有许多地方有好几种可能的不同解释。即使是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也想不出这样的作品。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写出了《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和《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这两本书。诺奖得主冯?贝凯希说过：“事实并不十分重要，教师真正应该做的只不过是指出某些方向。我们可以由此开动自己的大脑。所以老师教不了我们太多东西。他真正应该教给我们的是对工作的热爱，并引导我们对某些领域始终保持兴趣。我总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我的老师，我并不想向他们学习事实，只是想找出他们工作的方法。要是一位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不能教给学生研究方法，那么他就给不了学生什么有用的思想，这是因为，学生将来在工作中要用到的事实一般来说总和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事实有所不同。但是，真正重要并对一生都有用的是工作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对方法感兴趣。”我想不但教师，科普作家也应该这样，不仅介绍知识，还要介绍思想方法，不单是抽象地介绍原则，而是通过具体故事介绍，使读者有所感悟。

开放问题，合理质疑，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

在上述思考的过程中，我又给自己提出新的问题：书上讲的现在有关脑和心智的认识都一定正确吗？即使是上了教科书的被认为是“定论”的知识是否真的那么确凿无疑？当然如果不仔细审视得出那些“定论”的研究过程，就没有理由无端怀疑。正是在我第二步的过程中，在力图搞清楚现在的认识是怎么来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些立论根据不足。把自己放在一个学生甚至是孩子的视角去读、去想是有好处的，也许倒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看清“皇帝的新衣”。我自己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有一个感悟，就是在报告人报告后，有许多人能立即对报告内容提出许多问题甚至质疑，而我却很少能提出问题，这也正是许多国外教授认为中国学生的不足之处。这除了语言障碍之外，科学文化的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李政道说过:“要开创新路子,最关键的是你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提出问题，就是创新的第一步。”提出疑问和讨论一些难于下结论的开放问题，在科普文章中一般最多也只是在文章的最后简单地提一下，但是要以此为主题写成一本具有可读性的科普作品则少有先例。当然，现在国外开始出现的一些有关脑科学“迷思”的书就属于这类书。

对我说来，碰巧的是，2012年当欧盟人类脑计划将启未启之时，由于我本人对脑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领域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所以对该计划的前身——2005年启动的蓝脑计划就一直在跟踪关注，从其业绩中我对新计划所提的目标——十年内造出人工全人脑深表怀疑。我曾经和一位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这些人都是些聪明人，他们不会想不到连我们也能想到的问题。”这似乎是一条强有力的理由，但是这并不能令我信服，因为我知道皇帝的大臣们也是些聪明人，但是利害关系使他们假装“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于是我开始和国内外的一些同行讨论这个问题，巧的是，一位对脑科学有强烈兴趣的德国IT工程师卡尔?施拉根霍夫（Karl Schlagenhauf）博士，也和我一样对这些问题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也已退休。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而是通过共同的朋友的介绍而开始网上通信。先是关于对欧盟人类脑计划的评价，进而讨论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种种开放问题。难得的是，他不仅每问必答，而且为了我的问题，专门订购我讲到的某本书，在读了之后再和我讨论。在这样讨论了三年之后，他把我们的来往通信邮件重新发给我（因为我把早先的都删去了），建议在此基础上写成一本书。重读旧信，觉得还有点意思，卡尔建议的书信形式也比较适合这样未有定论的讨论和争论的主题。这样就有了我们三本一套的书系——《脑与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就脑科学中的一些开放问题、人工智能的进展与前景、意识问题、脑科学大计划以至科学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当然我们并不奢望我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事实上甚至我们两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分歧，有些问题我们也拿不准应该如何认识。我们只是力图以理性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引起读者的思考，让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孰是孰非。希望读者也能对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上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自己进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我想好的科普最后必定要走到这一步，而不只是普及知识。

“信、达、雅”，兼谈科普翻译

对于翻译作品，我只选取那些国外的经典科普作品和我自己确实非常喜欢的书，翻译的标准当然不脱“信、达、雅”，我对自己翻译的要求“信”是第一位的，因为是翻译，就是要把作者的意思用中文来讲，而不是自己的创作，决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作者。即使对作者的某些论点不同意，还得照作者原来的意思翻译，但是可以加注说明自己的见解。有的译文虽然忠实于原文，但是句子过于欧化，读者看起来非常吃力，所以要尽可能用中国读者习惯的表达方法把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当然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不过我坚持不能为了读起来通顺而曲解作者的原意。我认为对科普作品来说，“雅”是锦上添花之举，不一定做过高的要求。当然，即使译文信和达了，也还有一个文字是否有文采的问题，也许这也可以算在“雅”的范畴里面。总之，我以为“信”是第一位的，“达”虽然是第二位的，但是也非常重要，对科普文章来说，“雅”固然好，但是不能做过高的要求。

在翻译问题上我非常同意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教授为我们翻译的他的作品《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作中文版序时所说的话：“翻译任何文字都是一件极耗心力的工作，它需要译者首先理解纸面上文字背后的含义，然后才能将其组织润色成另一种语言。在一份成功的译著里，你应该感觉不到有译者介身其中——原作者与读者就像在直接进行交流一样。”所以对于翻译，我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是必须读懂书中的每一句话，而且是放到整书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去读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误译。如果读不懂或是对自己的译文心存疑虑，那就必须对句子中的关键词，哪怕是自己认为很熟的词，还得找好的词典，包括网上词典，弄确切这个词在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些可能不是词的问题，而是背景知识的问题，那么就得查有关的书或百科全书。实际上，作者有个知识库，译者也有自己的知识库，如果两人的知识库完全一样，那么翻译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译者的知识库中可能缺乏作者知识库中的某些内容，因此在翻译时就要努力补足。对于译者尽了各种努力之后依然有疑问的难句，则只有请教原作者自己，我们译的《意识探秘》就曾经问了原作者科赫教授70多个问题。我翻译的《脑中魅影》一书有十多处问题作者没有回答，于是请教了沃尔特 ? 弗里曼（Walter Freeman）教授而得到了解答。还有两本书也都请教了原作者。这些书，译前我都通读一遍，这样翻译之前对全书的概貌已经有了印象，使以后的翻译都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理解，然后逐句翻译。翻译完后通读译文数遍。《意识探秘》和《脑中魅影》两本书我对自己的译文前后都读了10遍以上，在此过程中如果读到拗口的句子，就千方百计换种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在自己认为对整个译文基本满意之后最后再逐句对照原文校读一遍。看看在多次加工之后有没有脱离了作者原意的地方。事实证明每读一遍，都会发现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

在一些“小”地方也不要马虎，例如科学术语，由于我翻译的书都牵涉到许多不同学科，对不同学科的术语一定要按照本学科通用的译名翻译，如果自己吃不准，一定请教相关学科的专家而不自己杜撰。如果确是新词而在同行之间还没有通用的译名而不得不自己造一个译名时，一定在译名后加注原文。对于外国人名，为了保持译名在全书中的统一，在初稿中只给原文，最后定稿时在第一次出现时按照新华社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和此人的祖籍翻译并在其后加注原文，然后用word替换功能把以后出现的原文都用此译名统一翻译。当有些人名在同行中已经有和词典不同的约定俗成的译名时，则按照约定俗成的译名翻译，以免读者误认为是另一个人。

这十几年来完成的翻译作品包括科赫著的《意识探秘》、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的《脑中魅影——探索心智之谜》、埃德尔曼（Gerald Maurice Edelman）和托诺尼（Giulio Tononi）的《意识的宇宙》（重译本）等。

以上是自己在这十几年来从事科普著译所追求的一些理念和体会，囿于自己的水平，虽然把理念定得比较高，但是未必都能做到，不过“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对自己要求提高一点，尽努力去做就是了。我的科普著作多数其实属于编著性质，只是搜集了许多他人的工作，消化吸收后重新组织，而比较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写不出像克里克、拉马钱德兰、萨克斯这些科学大师基于自己工作之上，既富文采又有自己创意的科普作品。希望国内在一线从事研究的一流科学家写出有关他们自己研究的科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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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顾凡及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退休后从事脑科学的科普著译，已发表著作9 本，译作3 本，曾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17 年中国好书、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等多个奖项和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