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就已经察觉到了“反常天气”的影响，但在普罗大众眼中，那些将气候变化同化石燃料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家无异于末日预言者，因而没有人理会他们的意见。
1962年，纽约州的一场暴风雨令无数美国公民流离失所
197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开展了一项“与情报问题相关的气候学研究”，结果令人震惊。该研究认为，在不远的未来，反常天气将会频繁出现，从而导致政治动荡和大规模移民（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更严重的动荡）。在CIA的想象中，这个属于反常天气的新时代并不一定意味着全球变暖。实际上，在他们此前从科学家那儿得到的信息中，有关全球变冷的和有关全球变暖的一样多。不过，温度计究竟是朝上走还是朝下走，并非CIA关心的重点。这所机构真正在乎的，是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所谓的“小冰期”——大致介于1350到1850年之间，地球在这一时期内经历了一系列寒潮气候——带来的不仅是干旱和饥荒，而且还有战争。毫无疑问，新的气候变化也同样可能造成这些后果。
“气候变化始于1960年，”CIA的这份报告在第一页就这么告诉读者，“然而，包括气候学家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和印度粮食歉收。人们认为，这只是正常天灾导致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美国向印度出口了大量谷物，苏联则杀牲畜作为食物，“领导人尼基塔 · 赫鲁晓夫则黯然下台”。
然而，该报告认为，在当时全球人口持续增长，世界各国在能源、技术和医药领域的投入越发庞大的背景下，全世界都无视了这一次标志着气候变化的警告。
与此同时，反常天气并没有停下肆虐的脚步，转而侵袭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诸多西非国家。CIA的这份报告称，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等国人民“成了这一次气候变化的第一批受害者”，但他们的苦难为其他方面的困境所掩盖——或者说，相对富裕的西方世界并不关心这些第三世界人民的死活。接着，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向其他国家传播，20世纪70年代初见证了无数干旱、粮食歉收和洪涝灾害，波及国家包括缅甸、巴基斯坦、朝鲜、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日本、菲律宾、厄瓜多尔、苏联、中国、印度和美国。然而，即便是这个时候，也几乎没人看到背后隐藏的重大问题。“隐藏在世界各国媒体头条新闻背后的危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又或者，我们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该报告称。
1970年前后，印度贝拿勒斯发生大洪水
严格来说，这个“没人注意到潜藏危机”的论断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此前已经有科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相关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报纸和电视都出现过这方面的报导，甚至，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 · 约翰逊也在1965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就在CIA发布这份报告的前几个月，美国国务卿亨利 · 基辛格还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号称要用科学的手段解决“科学带来的问题”。他直言，自己担心那些最为贫困的国家很有可能会受到“季风带地区气候变化，甚至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
饶是如此，CIA这份报告的作者们仍旧认为，气候变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讨论也完全没有体现问题的紧迫性。气候变化问题没有引发大规模公众抗议，并且，似乎也没有人想要这么做。
虽然CIA的这项报告最初是按照机密文件的要求撰写的，但最终却在几年后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那个时候，也就是1977年2月，美国人更多地从国内石油危机的角度看待化石燃料问题，对国外的饥荒问题则远没有那么关心。《纽约时报》似有深意地写道，气候危机似乎仍然遥远，但随着美国人切身感受到了反常天气以及石油短缺造成的影响，或许我们会迎来一些改变？这篇文章提到，能源专家和气候专家都希望：“当前这场足够严重且并不遥远的危机，能够在问题进一步恶化前勾起大家对这类长期问题的重视，并促使相关机构早做规划。”
然而，如果说CIA的这份报告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在这场发生于20世纪最后30多年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讨论中，与担忧情绪出现频率相当的，还有拖延的态度，尤其是因为CIA的政治分析师们似乎忽略了某些问题：来自化石燃料行业的反击。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拖延？宣传专家在科学圈自身内部就能找到现成的黑材料。1976年，一位名叫斯蒂芬 · 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的青年气候模型专家决定，是时候让气候科研圈的某些人出名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生时，施耐德就希望能找到一项与众不同的研究项目。在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交流学习时，施耐德偶然间同别人聊起了气候模型的问题。他由此受到启发：“要是能真的模拟像地球这样疯狂的东西，然后再污染模型，看看会出现什么结果——最好还能以积极的方式影响政府政策——那该多么令人兴奋啊！”施耐德多年后回忆当年的心态时说。
在与干旱与饥荒相关的新闻标题霸占媒体头条多年之后，施耐德认为，是时候写本科普书，向公众介绍气候变化的危害了。之后，这本名为《创世纪策略》（Genesis Strategy）的作品便在1976年问世了。虽然施耐德竭力想让自己保持中立客观，与“末日预言者”和“盲目乐观者”这两派都划清界线，但他认为，必须充分体现气候变化的危害并勾起人们的注意。
施耐德也的确抓住了人们的眼球：物理学家卡尔 · 萨根（Carl Sagan）为他站台，《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纷纷发表评论，约翰尼 · 卡森（Johnny Carson）主持的《今夜秀》还邀请他上节目。不过，施耐德的这一举动也惹怒了一些老派的人，后者认为这绝不是科学研究者该做的事。时任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学办公室主任的赫尔穆特 · 兰兹伯格（Helmut Landsberg）——他现在是马里兰大学的知名教授——尤为严厉地抨击了施耐德的这部作品。
兰兹伯格为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评论了这本《创世纪策略》，称其为“科学、自然和政治的大杂烩”，“虽然的确如宣传的那样横跨了多个领域，但完全没有条理可言”。兰兹伯格不喜欢他在施耐德身上看到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在他眼里，气候学科学家应该远离公众的聚光灯，在涉及气候模型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兰兹伯格认为，施耐德这么做是拿公众对气候学家的信赖开玩笑，更好（而且好得多）的做法是：退居幕后安心收集数据，尽可能地消除不确定性，仅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谨慎地私下向政客们汇报情况。举一个最能体现老派科学家吹毛求疵的典型例子，兰兹伯格在总结这篇评论时特别强调，施耐德这么做是在呼吁科学家参与政治事务，他最好自己试试就算了——不过，如果他还想当个严谨的科学家，“那他就不该像现在这样，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色彩浓重的会议和讨论会”，而是应该安心回到图书馆里。
1974年，位于撒哈拉沙漠南侧的萨赫勒地区大旱，图为当地的游牧民捡拾法国空军投下的麸皮棒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实际上反映了科学家之间的代际冲突。施耐德当然是更年轻、更反叛的一派，他们乐于将科学带给大众。相较之下，兰兹伯格整个科研生涯都在小心翼翼地与政府以及军方打交道，这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这些老派科学家通常甘于退居幕后，并且很担心公众的介入会破坏科学界与军政界之间的这种微妙平衡。此外，科学界的传统文化规范要求保卫“优秀”科学家。恪守这种规范的老派科学家根深蒂固地认为，应当规避一切可能带来骂名的行为——哪怕这种规范本身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就与其他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规范一样）。施耐德的这部作品吸引了大量关注气候变化议题的目光。与此同时，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大众关注感到愠怒的知名气候学家远不止兰兹伯格一人。其中一部分是对这样的状况感到不安，还有一部分则是对施耐德在研究中用到的新技术、新流程和新方法持怀疑态度。
在英国，气象办公室领导约翰 · 梅森（John Mason）称有关气候变化的担忧是一种“潮流”，并且开始着手“揭穿美国某些危言耸听的观点”。1977年，他在皇家艺术学会上发表公共演说，强调从历史角度看，地球气候始终存在波动，近期发生的旱灾并非没有前例。
不过，梅森也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以当时那种速率使用化石燃料，那么在接下去的50到100年中，全球气温或许会上升1℃。他认为，虽然这个数字的确“很高”了，但总体上说，地球大气是一种能够承受任何人类活动的系统。此外，与他那代人一样，梅森也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最终使用核能源。约翰 · 格里宾（John Gribbin）在为《自然》撰写的文章中称，总的来说，我们现在“不必恐慌”。他宽慰读者说，不必听信“那些末日预言”。
饶是如此，变革也在迫近，而最后启动这场变革的是一位权威科学家和一位社会活动家。1978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撰写的一份有关煤炭的报告出现在了拉菲 · 波梅兰斯（Rafe Pomerance，他当时是环境保护组织“地球之友”在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活动方案审议员）的办公桌上。这份鲜为人知的报告提到了“温室效应”，并且特意强调，化石燃料会在未来几十年中给地球大气造成显著破坏。
看到报告后，拉菲在办公室里四处打听这方面的情况。有同事给了他一篇一位名叫戈登 · 麦克唐纳德（Gordon MacDonald）的地质物理学家撰写的报纸文章。后者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美国科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还作为约翰逊总统的顾问从事人工影响天气方面的研究。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名为“如何破坏环境”的文章，设想未来有一天，我们解决了核战争的威胁，但转而将天气作为一种武器。自那之后，麦克唐纳德就察觉到真的有这种趋势——当然不是故意把地球气候当作战争手段，而是通过持续消耗化石燃料的方式在“不经意间”破坏气候。
更为重要的是，麦克唐纳德还是一位“Jason”——这是一个由精英科学家构成的秘密组织，他们会定期碰面讨论问题并且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政府提供建议，其成员也称为“Jason”。1977年和1978年夏天，Jason成员会面讨论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方面的议题。麦克唐纳德甚至还出现在美国电视上，公开宣称地球正在升温。
2008年，斯蒂芬·施耐德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讲话时的照片
一位是地球之友的活动方案审议员，另一位是秘密为军方工作的科学家，你或许会觉得波梅兰斯和麦克唐纳德之间可能存在一些观点差异，但实际上，这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强大有力的团队。他们同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 · 普莱斯（Frank Press）会面，而后者则带去了美国科学技术办公室的全部高级员工。会上，在麦克唐纳德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普莱斯表示，他会请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系前主任朱尔 · 查尼（Jule Charney）调查此事。如果查尼在调查后认为，气候灾难的确在迫近，那么总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接到任务的查尼召集了一支由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并且带上了自己的家人，驻扎到了一幢位于科德角西南侧伍兹霍尔的大别墅里。查尼工作的重点是组织大气科学家核验Jason的报告。为此，他邀请两名顶尖气候模型专家各自提交包含更多要素、更为细致的气候模型。这两名专家分别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太空研究所的詹姆斯 · 汉森（James Hansen）和普林斯顿地球流体动力学研究所的真锅淑郎。
科学会议在这座大别墅的旧马车房里举行。开会的时候，科学家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张长方形桌子周围，政府官员则坐在两边旁听。他们首先回顾了大气科学领域的各项原理，然后拨通了汉森和真锅淑郎的电话。这两名专家的模型对未来的预测有些许不同，查尼小组最后决定综合考虑这两个模型，取折中方案。最后，他们颇有信心地得到结论：在未来100年中，地球温度大约会上升3℃，波动范围为±50%（也就是说，地球在下一个100年中会升温1.5℃~4.5℃）。1979年11月，他们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相关报告。该期刊还评论说：预测得悲观一点总没有错。
20世纪70年代中叶，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开始担心，气候变化最终是不是仍会登上政府的事务日程，从而搅乱自己的商业模式。或许，基辛格的讲话、施耐德在《今夜秀》上的亮相就是预兆。哪怕政府要到2000年之后再采取行动——按照科学家当时的普遍观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正是要在新世纪开始后才显现——那也似乎并不是太遥远。
1977年夏天，埃克森石油公司顶级科学顾问之一詹姆斯 · 布莱克（James Black）在公司大部分高级员工面前做了一场有关温室效应的报告。这件事意义重大：要知道，那个级别的高管们只关心事关底线的科学问题。同年，这家公司又聘任小爱德华 · 大卫（Edward David Jr.）担任研究实验室领导，后者在担任尼克松总统的顾问时就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所了解了。在大卫的领导下，埃克森石油公司开始构建一个针对二氧化碳的小型研究项目。这里的“小”是按照埃克森的标准来说的——这个项目每年耗资100万美元，其实也是很大一笔钱了，只是相对于埃克森每年3亿美元的研究总花费来说，确实九牛一毛。
1978年12月，埃克森石油公司二氧化碳项目科学负责人亨利 · 肖（Henry Shaw）写信向大卫报告说，埃克森“必须建立一支值得信赖的科学团队”，以批判性地评估与该主题相关的科学问题，并且要敢于“把坏消息（如果有的话）传递给公司”。
1978年，毛里塔尼亚，骨瘦如柴的牛群在干裂的土地上四处寻找水
为了开展相关海洋研究，埃克森在旗下最大（之一）的一艘超级油轮上安装了特制仪器。埃克森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自己严肃、认真、可靠的形象，因而邀请诸多顶尖科学家上了船，并且向他们保证了做科学研究的自由。实际上，他们同海洋学家高桥太郎一道开展的部分研究后来出现在了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而那篇论文的观点是：海洋只能吸收20%人类活动释放的二氧化碳。这项工作也为高桥太郎赢得了联合国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1982年10月，大卫在埃克森公司资助的一次议题为全球变暖的气候大会上公开宣称：“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世界已经进入了能源转型期，我们会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转而使用更多不会造成二氧化碳累积问题的可再生能源。”
他表示，唯一的问题是这个进程需要多少时间。或许，大卫真的认为，埃克森石油公司将以他的研发实验室为核心领导零碳燃料的创新之路。又或许，人们其实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无论如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有关二氧化碳的研究已经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滞状态。
1980年11月，罗纳德 ·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随后，他便任命律师詹姆斯 · 瓦特（James G. Watt）担任内政部部长。瓦特此前是一家法律公司的领导，这家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就是通过法律手段迫使政府开放公共土地的钻探和开采权。早在进入里根政府内阁前，瓦特就因为政策和信仰方面的原因，成了著名的反环境保护人士。他曾评论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旨在推翻我所信任的那类政府的左翼邪教”，这个说法让他“声名远扬”。美国国家煤炭协会的负责人在得知里根对瓦特的任命后宣称自己“极其开心”。站在传统能源企业这一边的说客则开起了玩笑：“阻止100万环境保护主义者需要多大功率？一瓦特就够了。”
很多人起初都担心瓦特上任后会关闭美国环境保护署，好在他没有这么做。不过，瓦特的确任用了狂热的反监管分子安妮 · 戈萨奇（Anne Gorsuch），后者削减了环境保护署1/4的人员。波梅兰斯和他在环保运动中的战友们马上就会忙碌起来。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处理气候变化这个仍旧相当抽象且挥之不去的问题。还要过一段时间，波梅兰斯才能看到为气候变化而呼号的公众运动。
就在1980年11月大选前夕，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建立了一个新的二氧化碳评估委员会以继续审议查尼报告。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比尔 · 尼伦贝格（Bill Nierenberg），他和赫尔穆特 · 兰兹伯格是一代人。他们这代科学家都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也见证过战后各国科学投入的大幅增长。尼伦贝格很擅长同政府及军方打交道，并且也是一位“Jason”。他强烈反对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夺走了他的几名同事——并且始终对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校园里的一些左翼抗议活动耿耿于怀（这些活动导致军方资助的科学项目受到抵制）。此外，尼伦贝格厌恶环保运动，在涉及核能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在他看来，所谓的环保主义者只是一群卢德派分子（反对新科技的人）。从很多角度上看，尼伦伯格都是领导这个日后需要向里根总统汇报的评议项目的最佳人选。
2012年，智利百内国家公园内，消防员们正在扑灭野火
接到任务后，尼伦伯格决定将经济学和科学结合起来，从这两方面入手撰写报告。理论上说，这个决定很聪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济学家和科学家这两派人的意见始终难以调和。他们并没有一道执笔撰写报告，而是科学家坐在房间这一边，经济学家坐在另一边。于是，等到报告正式问世之后，大家都觉得它包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科学家撰写的5章内容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而经济学家撰写的2章多内容则强调，全球变暖的物理学影响仍旧存在不确定性，进入新世纪前尤其如此，至于全球变暖对经济方面的影响，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实际上构成了整篇报告的框架，因为他们撰写的是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并且相关分析主导了全篇内容。尼伦伯格似乎主张采取观望态度。他在报告开头便提出，全球变暖问题目前尚没有特定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早晚得正面应对这项挑战：“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更有效地应对这个现象带来的诸多困难。”
内奥米 · 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 · 康韦（Eric Conway）在2010年的作品《充满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中提到，他们从美国国家科学院档案里找到了当年对尼伦伯格报告的同行评议摘要。其中一位评议人是物理学家阿尔文 · 温伯格（Alvin Weinberg），他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始终关注着气候变化问题。从评议内容看，温伯格对尼伦伯格报告很是失望，实际上，更好的表述或许是，他对尼伦伯格的立场感到震惊。这份报告甚至在某个地方暗示，人们很可能可以通过大范围迁移适应气候变化。报告认为，人类过去就曾因为气候变化而大范围迁移，那么未来也同样能成功做到这一点。“人类的适应性无与伦比。”尼伦伯格报告这样写道。
温伯格尖锐地批评说：“等到气候变化真的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那些降水模式剧烈变化的贫困国家必然会产生大量难民。这个调查委员会真的相信美国、西欧、加拿大会接收他们吗？”奥利斯克斯和康韦深入研究了这些评议内容，并且特别注意到，温伯格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这份报告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其他反对者的措辞要温和一些）。然而，这些批评意见并没有得到回应，这令奥利斯克斯和康韦困惑不已，后来有资深科学家向他们解释说：“那个时候的学术评议要比现在宽松得多。”
1983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天主教教堂般的大厅里举办了鸡尾酒会和晚宴，尼伦伯格报告的最终版在这个场合下正式发表了。皮博迪煤炭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都在宴会邀请名单上——波梅兰斯则在新闻发布会期间偷偷溜了进来。白宫方面在宴会伊始就给科学院定了调子，明确政府不赞同缺少实据、危言耸听的“狼来了”式结论，并且认为技术可以找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白宫方面只打算给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然后观望事态发展，不会采取任何强制政策。美国国家科学院方面很清楚这些人会在未来几年中掌权，因而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或许是：在白宫方面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宣布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科学方案。当然，这也有可能只是尼伦伯格个人的观点。无论如何，我们如今回溯这段历史、这份报告，很难不把它视作一次重大失误。
尼伦伯格报告在一开始就明确了结论和态度：“我们决定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保守态度。我们认为这是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但还不至于恐慌。”在新闻发布会上，罗杰 · 雷维尔（Roger Revelle），这位早在1957年就率先向国会报告气候危机问题的科学家，告诉记者，现在是黄灯在闪烁，而非红灯。于是，《华尔街日报》报导称：一个由顶级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有话要对那些因全球变暖问题的过度报导而担忧不已的人说，我们应付得来。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那些环保积极分子在哪里？面对气候变化这个不争的事实，像波梅兰斯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所渴望的大规模公众抗议运动在哪里？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主流的非政府组织中，还是在更为激进的社会团体中，环保主义组织一直在蓬勃发展，但它们更多地把重点放在了其他环境问题上，比如拯救鲸、拯救雨林，又或者抗议政府无休止修筑道路。直到21世纪开始后，完全以气候变化为议题的环保小组才真正诞生，气候问题也才成为大型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重点。
如果说发生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这些事件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内容的话，那就是第一批真正针对气候问题采取实际行动的活动家恰恰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气候变化怀疑论的历史和气候科学本身一样悠久。实际上，在这门学科诞生之初，持怀疑态度是一种完全明智的立场。科学家在看到全新事物或现象时，疑惑地皱起眉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石油产业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种自然的科学怀疑论。
2011年，位于哥伦比亚波哥大北部郊区的一处农场被洪水淹没
然而，20世纪80年代，就在各方对温室效应问题逐渐达成坚定共识且怀疑论者开始逐渐减少时，一股有目的、有组织的势力刻意放大、延伸这种自然产生的怀疑观点，并且以此削弱、遏止那些呼吁大众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很明显，这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范畴——哪怕这股势力偶尔也会借助科学家的言论、研究——这其实就是一种公关行为。公关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伪科学的诞生。（实际上，公关行为也能产生某些效用，但也就只能那样了。）在公关宣传的影响下，虽然我们仍会资助真正的科学家，但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被某些观点混淆视听。这也不是这股势力第一次大规模行动。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就在空气污染问题上采取过类似的措施。此外，他们的公关公司还在烟草与癌症之间联系的问题上误导公众，并且从中积累了大量经验。
后来，各大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气候变化事宜会面并同意拨出资金——起初只有10万美元，但承诺后续会追加——应对政府可能颁布的气候政策，并且建立了听上去很是正义的国际气候联盟。没过多久，此类组织数量就开始激增——比如环境信息委员会、冷酷智慧联盟、全球气候信息项目——此外，任何听上去科学的怀疑论观点都会经其中一些组织的渲染而放大，比尔 · 尼伦伯格的观点尤其受到他们的欢迎。这些意在拖延气候问题的人士明白自己的最佳策略是，参与到科学和政策争论中去——那里正是他们夸大不确定性、质疑气候监管的最佳舞台。有的时候，化石燃料公司及其支持者会被描绘成“反科学”分子，但实际上，他们的运转十分科学，并且总是按照科学方法做事——他们只是会在战略上刻意选择支持自己的那部分科学结论。
撰写气候危机史题材作品时，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气候危机警示串在一起后，如何引导读者深思：如果所有人都对化石燃料无动于衷，那么在进入新世纪一段时间后，事态会变得有多么糟糕。彼时的人们还对气候问题怀揣着天真的希望。这种希望，在今天读来，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
如今，我们生活在先辈的梦魇之中，并且，事情本不一定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现在要追究责任的话，那么那些故意兜售怀疑气候变化危害性的势力显然首当其冲。不过，延续并发展了数个世纪的科学工作文化也值得我们审视和反思，其中有一部分应该需要更新了。那些兜售怀疑论的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操弄着科学中的正面力量，比如怀疑主义，但他们同样还会借助其他各种资源、夸大代际冲突、利用科学界爱惜羽毛的特点，并且非常明确哪方是正当的政治伙伴（比如政府），哪方不是（比如环保积极分子）。
如今在气候变化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处境异常艰难。他们本该得到充裕时间、专业支持、充足预算以应对将科学界中的一些尚有争议的问题拿到公众面前时可能出现的诸多挑战和变革。他们本该从政府那里得到这些支持，他们也需要科学圈内部看护人的帮助。然而，这一切都缺失了，如果说他们得到了什么回应的话，那就是许多在气候变化领域耕耘的科学家因为在媒体面前动情地讲述气候变化的危害——或者宣布自己放弃了原有观点——而受到同行的嘲笑。
身为21世纪公民，我们继承了一个大大的烂摊子，但我们也同样继承了许多可以帮助大家生存下来的有用工具。其中最有价值、最受关注的一个或许就是现代气候科学（当然还有太阳能电池板、热泵、政策系统和活跃环保组织等）。想想不久之前，我们的祖先还对空气怀揣着朴素观点，认为它们不过就是一些稀薄的玩意，而不是一系列迥然不同的化学物质，更想不到其中包括了我们吸入或呼出的化学物质，包括了点火或助长火势所需的化学物质，包括了在使用数个世纪化石燃料后会引起地球温室效应的化学物质。
当对气候变化的恐惧开始席卷全球时，有必要提醒自己：我们拥有足以开展积极行动的知识。单纯地坐在那里，想着“今天的天气又有点反常”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难的是真正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危机。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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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艾利斯·贝尔（Alice Bell）是气候变化慈善机构“可能”（Possible）的副主任，著有《我们最大的实验：气候危机史》（Our Biggest Experiment: A History of the Climate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