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佛·杜德娜（左二）
亨利 · 基辛格、本杰明 · 富兰克林、史蒂夫 · 乔布斯、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这些男性不仅都是他们所属领域和时代的巨擘，而且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都从沃尔特 · 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那里获得了完整的生平记述，后者是美国最多产的创造性天才的人生记录者。在艾萨克森那时间跨度长达数百年的“万神殿”中，珍妮佛 · 杜德娜（Jennifer Doudna）是第一位加入的女性，尽管她并不认为自己的名字值得登上任何宣传横幅的第一行，但她毫无疑问是艾萨克森的最新著作《解码者：珍妮佛 · 杜德娜、基因编辑与人类的未来》（The Code Breaker：Jennifer Doudna，Gene Editing，and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的主人公。这本书详细记述了科学侦查、突破性发现和声名之争。
在艾萨克森之前的作品中，他笔下的男主角们是通过各自的超凡个性塑造了自己的成果，使它们具有了永恒的地位，史蒂夫 · 乔布斯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他以歪曲他人现实的能力而闻名。但对于杜德娜，艾萨克森更多地将她描述为一个由自身成果塑造的女性，这一点可以从书名《解码者》中窥得一斑。在艾萨克森的叙事中，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阐明这样一个惊人的观点：杜德娜围绕RNA的化学成分所进行的“解码”是重塑“人类未来”的关键。她利用基于RNA的CRISPR技术发现了基因编辑的秘密，这对艾萨克森来说是仅次于詹姆斯 · 沃森和弗朗西斯 · 克里克于1953年破解基因密码的一项壮举，他希望我们相信，比起后者，杜德娜的成果会更为深刻、彻底地改变我们对于人类存在意义的认知。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世界各地有少数研究细菌和其他微生物DNA的科学家首次发现了CRISPR这个生物学谜题。他们在这些生物的基因组中发现了神秘的DNA重复序列（也就是“CRISPR”这一缩写中的“重复”）。在这些断断续续的重复之间有一些更为熟悉的DNA序列，他们称之为间隔序列。在大多数细菌中，CRISPR序列的两侧都有一段和CRISPR关联的基因（Cas基因），它编码了一种Cas酶。科学家们最终发现，CRISPR-Cas系统是这些细菌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入侵病毒侵害的适应性免疫反应。这些间隔序列被宿主细胞转录成短小的CRISPR-RNA，通过与Cas酶关联来引导它们找到包含特定间隔序列的新入侵病毒。这些病毒随后会被引导酶复合物灭活，后者会切断前者的目标基因物质。
2012年，公众对CRISPR的认识急剧增加，那一年，杜德娜和埃玛纽埃勒 · 沙尔庞捷（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详细解释了涉及Cas9酶的一种特定细菌的CRISPR-Cas系统的潜在机制（她们最终共同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奖）。这篇文章还表明，Cas9酶可以与合成引导RNA分子结合，然后输送到细胞中，在特定的目标位点上找到并剪切——或者说“编辑”——任何生物体的DNA链。
CRISPR基因编辑功能经常被比作文字处理器的拼写检查功能，它很快就被视作比传统基因工程更快、更廉价、更高效的替代品。RNA引导的分子机制的多功能性和精确性预示着生物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斯坦福大学的律师、生物伦理学家亨利 · 格里利（Henry Greely）著有《CRISPR人：编辑人类的科学和伦理学》（CRISPR People：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Editing Humans）一书，据他说，CRISPR“远远超越了现有的工具，也许没有从石斧跨越到链锯那么远，但也差不离”。
像许多科学写作者一样，艾萨克森和格里利都是科学领域里喜欢多管闲事的旁观者，他们有着紧挨着科学大发现中心的前排座位，也有能力打开实验室的神秘世界，让那些不如自己有特权的人一窥其真貌，还以此为乐。在打乱了时序的一段段有趣叙事中，艾萨克森把自己描绘成一位置身于科学家群体中的科学家，在传记主角们的工作场所里时就和主角们一样极为自在。他的书里有着满满当当、形形色色的人物，还给大大小小每一位科学家都配了图，他们都在将CRISPR从一个想法转变成一种可运用技术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为了让杜德娜在这个万花筒般的阵列中脱颖而出，他有时会在她的竞争对手身上少费些笔墨。沙尔庞捷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例。艾萨克森把她描述成一个害羞、时髦、法国味十足的人，与他笔下的杜德娜所具有的勇敢、关注性别议题、具备市场洞察力、道德意识显著、拥有战略眼光的人格大相径庭。如果说沙尔庞捷也有自己的科学远见和学术热情，艾萨克森并没有对我们多提。
格里利与他笔下的角色保持了更远的职业距离，但他也煞费苦心地和自己故事中的角色熟络了起来。在他的叙述中，不时会插入一些有关CRISPR科学家的文字框，内容简短又八卦。在这些文字框中，他解释了他是如何了解到每一个人物的，更有趣的是，他描述了自己个人对他们的态度。（例如，他“起初并没有立刻喜欢上”大卫 · 巴尔的摩，但是“如今已渐渐变得很喜欢、很尊重他了”。）
在CRISPR的众多用途中，艾萨克森和格里利最着迷于它治愈基因缺陷、完善甚至改进自然的潜力。他们认为CRISPR第一次把我们的遗传控制权交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中，而且他们似乎接受了基因决定人类未来的观点，而并非更强有力的、持相反立场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观点。因此，这两位作者提出了类似的核心主张：CRISPR是地球上生命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它将被用来深刻地改变人类这一物种。唯一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对它的使用加以限制。格里利和艾萨克森都没有表现得太过谨慎，只要掌控着这项技术的人在他们看来心怀责任感即可。
读者是否应该轻易地认同这些自信的断言呢？需要重新评估。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艾萨克森还在书中介绍了生物黑客乔西亚 · 扎伊纳（Josiah Zayner）的事迹（从“生物黑客”这个名头就能看出，此人的研究超出了科学的常规道德准则），提出当胚胎的基因组被有意编辑时，“我们的人性”就“永远改变了”。艾萨克森将扎伊纳与史蒂夫 · 乔布斯相比，引用了苹果“非同凡响”系列广告中的台词，提及“不适应环境的人、叛逆者和麻烦制造者”“推动人类向前发展”。但是如果相关科研人员只是简单地吸纳了这个非常美国式的、通过破坏性创新来达到进步的图景，并依此行事，那么他到底犯了哪些罪呢？
这个问题要求我们认真反思人类遗传学领域中的“改善”和“进步”意味着什么。然而，艾萨克森和格里利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编辑基因编码序列应该被视为等同于推动人类前进。两人都没有提及基因决定论的科学和伦理局限，也不曾谈起私人资金和私人权力在美国科学界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略带自满地认为科学家应该自己制定规则来指导自身研究的方向和应用，即使这项研究涉及对人类遗传动手脚。
对于艾萨克森来说，事情很简单。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最好。艾萨克森笔下的女主人公杜德娜在自己组织的会议上进行了一次“道德之旅”，她在早期曾对人类胚系基因编辑心怀厌恶，认为这是违逆自然的，但父母们拼命为孩子寻找治疗方法的样子帮助她克服了这种心理。艾萨克森认为，她有能力引导我们，因为她现在能够自在地兼顾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身份。艾萨克森隐晦地承认，我们的集体选择可能会让我们“像我们的西红柿那样，变得寡淡无味”。没有迹象表明，父母对身高、眼睛颜色甚至智力的偏好可能是由于对种族、阶级或性别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态度而产生的偏见。
格里利知道事情要复杂得多。正如他的著作所记载的那样，法律很重要，但法律主要是作为一个神秘的系统发挥其重要性，它必须由像他这样的专家担任知识渊博的向导来使用。的确，科学发现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有各式各样的背景规定，比如在美国有禁止植入转基因胚胎的禁令，迄今为止还未有人破戒，但是这些还不够。格里利主张在国家层面对编辑人类胚系基因立法，主要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他更喜欢清晰的规则，并煞费苦心地教育读者了解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管辖权上的变幻莫测——它的局限性、它的模糊性以及它在问责能力上的失败。这是一幅形式上正确但没有灵魂的图画，格里利以此说明了管制CRISPR使用的原因，但对反对其使用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论点却不甚公正。我怀疑格里利的说法只会鼓励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科学——格里利说到这个词时用了首字母大写——应该自行规划其发展道路。
这些轻松随意的书读起来很容易，但它们几乎没有触及技术科学革命的表面——它们更多地在关注我们如何利用新技术，而非我们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利用新技术。这恰说明了过分沉湎于科学写作这种视角和方式本身的危险。为了探究CRISPR对人类的威胁和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探索勇敢新世界高声欢呼的故事，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两个问题：“谁的知识最重要？”以及“这些知识该指引我们走向何方？”
资料来源American Scient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