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楼梯上有人叫我名字“麦希特”时，我人在地下实验室里。

但我俯身于一台古老的显微镜上，对于他人的打搅感到不太高兴，于是我没有当即应声。他再次叫了我的名字，以为我没有听见。

我不情愿地将眼睛从蠕动的微生物上挪开。

“我有点忙，安胡尔。”我一走到楼梯底端，就扔下这句话。我的这位同事高大宽阔的身形被朦胧的光辉勾勒出轮廓。有害的热气和紫外线从我这间地下实验室敞开的入口蠕行潜入，让我的肠胃难受得要命。

这年头，我们需要比百叶帘更强的东西来挡住阳光。

冷却系统统统都迅速失灵了。极端气候变化已经得出自然而然的可怕结论。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我们还差31天4小时15分钟就会到达灭绝关头。

我发觉报告的精确性很招人憎。建模预测部门吹毛求疵，难以取悦，我可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生命研究实验被无限期推迟了。”他直接公布了消息。

“什么？”我追问道。到现在为止，我几周来一直在对抗楼上的那帮官僚。拨款在数月前已经匮竭，当时政府决定告诉整个世界，研究项目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

然而，“最后机会”任务组的生命研究部门不适合成为裁减的对象。每天，来自替代行星的大气、矿物和细菌样本仍然继续涌入实验室。我们的研究让人看到希望，但我们的研究开始得太晚，应急计划制定得也太迟了，差不多在500年前我们就应该行动起来。随着气温稳定上升，在一周内两次达到45℃的临界指标……

“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即将跳船？”

我有点过于激动地答道：“我想，我们中没人会欣赏鲁莽跳船吧，我们都无法确定我们会不会在这次跳船中幸存下来。”

“现在无关紧要了。”我说话时，安胡尔已经从楼梯上头走下来。他小心翼翼地坐在一级台阶上，目光与我齐平。“今天的室外气温超过了49℃。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现在就得离开。”

“离开？”我慌乱地说，“我们还不能离开。我们还没有确认新的行星上有没有根据计划播种，引进的物种是否适应。3个月前，我们与那边失去了联络——”

“我知道。”安胡尔的口吻过于镇定。

“上一次太阳穗摧毁了我们的一半物资。记得吗？”我问道，“假如我们现在出发，我们的幸存概率微乎其微——”

“麦希特……”

“况且基础设施一点也没弄好。就算我们安全地抵达那边，我们也会回到石器时代。在数千年的进步之后，我们又要从头开始！你明白吗？”

安胡尔等到我咆哮完毕才说道：“现在这无关紧要了。”

“这对我来说很紧要！”

他带着一丝同情注视着我，我可不想看到他的这种眼神。他到底明不明白，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怎么能说这无关紧要？因为有这样的消息，她的工作才比以往更加紧要。

你不明白吗？在我们的所有筹划，所有的图标、报告、计划和预测之后……我们玩完了，麦希特。

“最初的预测错了。”我嘟囔道，逐渐明白过来。

“差了几周。”安胡尔确认道，同时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们得走了，穿梭机会在一小时后离开。”

“我们不能……”我直摇头。

我们会把一切都留在这颗星球上。我今生永远不会再见到另一间这样的实验室。我们在新星球上的头几年会努力求生。我会变成一个老女人，我们会住在洞穴和泥巴屋里。桌上的那台古老的显微镜在这个世界只是一件不寻常的古董，在新世界里会是个奇迹。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活下来。”安胡尔试图让我放心。

他过于乐观了。我可不那么认为。我们的家园即将被太阳煮沸。

“也许这颗新行星会给我们惊喜。”他一边说，一边给我打气。在他离开前，他补充了一句：“也许从头来过是一次将事情做对的机会。”

安胡尔走上楼梯时，我发觉自己的双脚仿佛扎根于实验室的地面，我慌乱又渴望地环顾实验室，目光最终落在桌上的显微镜上。

我能将它塞进包里。我能将它一起带走。

你要拿它做什么？在你为了生存下去而收集柴火、吃干枯的野草和带骨生肉时，研究看不见的世界的内部工作机理吗？

在冲动的一刻，我走向显微镜，将它扔到房间另一头。显微镜撞上沿着后墙放置的一排凌乱的烧杯，我听到了令人满意的玻璃碎裂声。

我的左手在剧烈地抽搐。握成拳头后，抽搐停下了。我咬住下唇，眨眼控制住液体的流动，其他人可能错误地以为那是眼泪。其实那是因为疲惫，因为恐惧而流下的液体。

我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在最后一次的犹豫之后，我冲上楼梯，与安胡尔会合。

一小时之内——按此刻来算甚至更短——我的最后一批同胞会坐飞行器离开我们位于太阳系第二行星上的家园，迁居到旁边的行星上。1000年前，我们的一位天文学家在星图上标记它为“地球”。

在我们走向穿梭机的路上，我得要快步而行才赶得上安胡尔的大步子。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寻思，建模预测部门眼下是否觉得自己愚不可及，一边揣想，“地球”这个名字会不会一直流传下去。

资料来源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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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格蕾琴·特斯默（Gretchen Tessmer）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作家，生活在纽约州北部圣罗伦斯县的小镇加弗努尔。她过去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被吞入黑洞的飞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