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抗气候变化，商业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一直在推动全球范围的植树运动。但是要种下一万亿棵树，做比说难得多。

巴西戈亚斯州北部，“伊甸再造林计划”雇用的村民正在种树

2022年4月一个炎热上午，临近巴西旱季，戈亚斯州北部的恩热纽村外，四个女子和两个男子穿过湿透的田地。他们穿着长袖衣服，戴着宽檐帽，借此抵挡烈日；穿着皮靴，戴着皮手套，防止被蛇咬。他们提着的塑料盆里，装着一整片森林。

这支植树队伍里的男男女女都是卡伦加人，他们的祖先是数百年前逃亡到塞拉多地区——由大片的草地、疏林草原和开阔林地组成，覆盖了巴西南部的许多国土——的奴隶。卡伦加人的村落位于戈亚斯州的高台地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多依然与外部世界相隔绝。最先造访的是人类学家，然后是教师。植树队伍的带头人达米昂 · 桑托斯（Damiāo Santos）是个37岁的苗条男子，他还记得附近瀑布吸引来的第一批游客出现的时候。在村落里，黏土瓦和黏土砖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建筑材料，取代传统的晶石和曲叶矛榈叶片。村落里还通了电。接着，在一年前，一家提供树苗的组织出现在这片地区。

桑托斯在田地的中央停下脚步，指向一处。那儿的草丛中间有三棵树。树只有几英寸高，每棵有两片叶子。桑托斯说，到处都是类似大小和外形的树木，这儿其实并非田地，而是森林。

最后，我们抵达了一片依然是田地的地方。村民们放下背包，开始工作。一位植树人用小锄头在湿润的泥土中挖出一个洞，第二个植树人拿出一棵树苗——部分树苗有树叶和树根，与一根用掉一半的铅笔一般高，其他树苗是与弹珠一般的大小和外形——塞进洞里。每棵树苗与旁边的树苗相隔大约一步远。桑托斯说，在最近三周里，这支团队已经种下大约三万棵树。

达米昂·桑托斯（右）和其他植树人提着树苗

这番努力背后的组织是以加利福尼亚为大本营的“伊甸再造林计划”，他们雇用桑托斯和其他村民植树，因为他们相信，这么做会减少该地区的贫困，同时帮助缓解当地砍伐森林，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的问题。桑托斯身上的T恤衫的背面有一句口号：“种下树苗，拯救生命”。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这家非营利组织付钱给恩热纽村的村民来植树，是因为个体捐助者和企业捐助方——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想要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来植树。他们的理念是植树能有效治愈全球的许多最为紧迫的疾疴，这种观点在近些年已经变得越来越热门。令人难忘的是，新种下一万亿棵树的想法由一名魅力无穷的13岁小孩提出，并得到一系列被广泛引用的科学研究的支持，也得到了鼓舞人心的市场的支持。

植树组织的数量反映出日益庞大的植树需求。去年，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森林生态学家梅雷迪思 · 马丁（Meredith Martin）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生物保育》期刊上发表一项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算起，在热带地区工作的植树组织数量增加了将近3倍，达到170多个，大多数增额出现在最近十年。据那些组织报告，他们种下的树木数量增加了将近50倍，然而关于那些树的更多情报——包括有多少树木依然存活——却知之甚少。

一些植树团队是非营利组织，而另外一些团队则在寻求利润。一些团队亲自种下树苗，而另一些团队则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收集捐款，再分配给其他植树组织。许多国际种树慈善组织或公司以美国或欧洲的一般消费者能负担的价格提供树苗。“一树栽”（One Tree Planted）承诺，每收到一美元捐款，就会种下一棵树。地球日、全国森林基金会、种下洁净空气、一美元一棵树、ReTree、#团队树（#TeamTrees）、树4树（Trees4Trees）也是这么做的。“为了星球而植树”承诺每收到1欧元捐款就种下一棵树。“仅仅一棵树”和“更多树”承诺每收到1英镑捐款就种下一棵树。“树为未来”平均以25美分捐款种下一棵树。“伊甸再造林计划”在大多数地区每收到15美分捐款就会种下一棵树（在恩热纽村种下的每棵树苗成本为33美分）。

作为一种针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贫困等威胁的解决办法，植树行动的愿景想象起来很容易，乍一看简直像施魔法一样简单。植树人时而过度夸大了植树工作的简单，但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他们如此宣称的动机似乎并不是因为有不良企图，而是因为他们坚信植树确实是各种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植树事业十分有价值，十分急迫，可以忽略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毛病，比如夸大其词，不恰当描述，频繁地混淆“树”与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种子”和“幼苗”之类的词汇。

对于桑托斯，“伊甸再造林计划”出现在该地区简直就是奇迹。在他孩提时期，恩热纽村仅有150人，如今增长到800多人，村民依靠周围的森林作为建筑物资和燃料，人口的增加使得村民过度利用森林。近些年，在得到拨款资助后，桑托斯等人绘制出39个卡伦加人定居点以及该地区温泉的地图。他曾希望，这张地图最终也会被用来指导再造林，然而那时不太可能有植树的资金。接着在2021年，“伊甸再造林计划”到来了，提出雇用村民来植树。桑托斯说：“这就像做梦一样，我甚至和他们开玩笑，说这听起来过于美好而不像是真的。”

植树长久以来一直是深谋远虑的象征。“有什么比文化和保护如此美好的林场更为迷人、更有益处呢？那便是馈赠给我们子子孙孙的树荫。”英国护林人约翰 · 伊夫林（John Evelyn）在17世纪60年代如此写道。植树公司网站上经常可以见到一句所谓的谚语：“种一棵树的最佳时间是二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随着我们意识到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植树变成更加品德高尚的行为。树木的一项最为平凡的特征——主要由碳构成——变成它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997年《京都议定书》使得碳信用交易首次出现，接着创造出基于天然碳汇的碳信用，而天然碳汇包括部分森林。这些基于森林的碳信用允许商业公司抵消碳排放量，只要碳依然被封存，碳信用的持有者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

然而，从市场角度而言，碳信用有多个缺点：碳信用需要昂贵的第三方验证；碳信用很抽象；碳信用交易的单位往往是吨和公顷，而“公顷”这个词从未在哪句振奋人心的引言中出现过。另一方面，就算见解最浅薄的消费者也能理解一棵棵树的概念。一棵棵树能够迅速相加，成为一个听起来很奇妙的总数，而且至少在理论上，这些树可以提供和碳信用一样的碳封存、修复气候的益处。树木赋予植树人一种睿智、甚至是圣洁的气质。

2004年，肯尼亚兽医解剖学教授、国会议员旺加里 · 马塔伊（Wangari Maathai）作为绿带运动的发起人，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绿带运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过付钱给农村妇女让她们在村庄周围植树。这个教育和环境保护项目被推广到其他东非国家，根据马塔伊的计算，到她获得诺贝尔奖时，已经一共种下3 000多万棵树。2006年，马塔伊与联合国环境署及其他机构合作，发起一项10亿棵树的运动“为了星球而植树”。

马塔伊的成就激励了一个9岁的德国男孩费利克斯 · 芬克拜纳（Felix Finkbeiner）。2007年，他在小学四年级课堂的上台报告中，提出地球上每个国家的儿童应该种下一百万棵树。“那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大数字。”2019年我和芬克拜纳谈话时，他这么告诉我。不久后，他的班级在学校外面种下一棵酸苹果树。芬克拜纳的提议传遍德国，再传到国外，最终形成一个也叫“为了星球而植树”的儿童植树运动。

2010年时，该运动声称已经种下一百万棵树。2011年，芬克拜纳13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作为国际森林年活动的一部分。他在那时提出了一条植树的终点线。他说：“现在到了我们齐心协力的时候。我们无论老幼，无论富裕或贫困，团结一致，就能种下一万亿棵树。”马塔伊在那年的9月过世，该年12月，联合国将10亿棵树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芬克拜纳的“为了星球而植树”运动。数年后，该运动变成了“一万亿棵树”运动。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地球是否能容纳新增的一万亿棵树——甚至不知道地球上已经有多少棵树。“关于那些问题的信息十分匮乏。”芬克拜纳在2019年告诉我。碰巧的是，“为了星球而植树”的一名创始成员格雷戈尔 · 欣特勒（Gregor Hintler）的室友是托马斯 · 克劳瑟（Thomas Crowther），后者那时正在耶鲁大学林学院做博士后工作。欣特勒说服克劳瑟帮助调研这些问题。2015年，克劳瑟、欣特勒与同事们在《自然》上发表了他们的回答。他们利用卫星图像、人工智能和外推法，估计地球上大约有三万亿棵树，而一万年前左右人类首次开始从事农业耕作时，地球上有六万亿棵树。他们进一步推断，每年有大约150亿棵树遭到砍伐，每年净损失大约100亿棵树。这篇论文激起大量媒体报道。这篇《自然》上的论文没有讨论地球能否多容纳一万亿棵树，但它的暗示很明白。正如欣特勒在那时告诉我的：“我们现在能说，地球有足够的空间。”

恩热纽村的一位村民在准备用曲叶矛榈叶片来搭建屋顶

2019年，克劳瑟在《科学》上发表的第二项研究，使得植树运动进一步加速。该研究估计，地球表面还有9亿公顷的土地能供养森林。假如那9亿公顷土地上的树木长成，一共能封存大约2 050亿吨的二氧化碳——按照克劳瑟的估计，那是人类迄今为止排放到大气层中的碳的1/3。在论文摘要中，作者们写道，他们的研究“强调全球树林恢复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都称这篇《科学》论文是个转折点。克劳瑟的实验室雇用的市场调研公司“温室传播”在网站上报告，这篇论文引来超过700个媒体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台采用标题“研究声称，种植一万亿棵树可能是气候变化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英国《卫报》的新闻标题为“植树有克服气候灾难的惊人潜力”。美联社的新闻标题是“对抗气候变化的最佳方法？种植一万亿棵树”。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许诺美国会支持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万亿棵树倡议”，到2030年时保护和恢复一万亿棵树。切莫把它与“为了星球而植树”运作的“一万亿棵树”运动相混淆，也不要将它与“一万亿棵树”项目搞混，后者是2016年由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和国际鸟盟联合发起的项目。许多国家都做出保证，森林茂密的加拿大许诺种下20亿棵树，树木稀少的沙特阿拉伯承诺要种下100亿棵树。包括珍 · 古道尔、吉赛尔 · 邦辰和埃隆 · 马斯克在内的名人也纷纷支持植树大计，马斯克在2019年还一度将他的推特显示名改为Treelon。

在苦苦寻求资金多年之后，许多植树组织发觉时来运转。马克西姆 · 勒诺丹（Maxime Renaudin）在2006年创立“树邦”。他告诉我：“我刚开始植树时，我得要向每个人解释植树为何有意义。多年之后，解释变得完全多余。假如我开口解释为何要植树，别人只会打断我，说他们都懂。”

许多科学家不安地旁观植树活动的日益流行。问题不在于理论中的植树，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植树能成为一项有益有用的活动。问题在于，植树实际上比听上去的更为复杂。马丁说：“植树被视为灵丹妙药，能刺激经济发展，能对抗气候变化，可以为野生生物栖息地做出贡献，甚至对健康有益处，能够保护水源等等。当然，依靠植树，你能在所有那些领域获得一些好处，但根据你所采用的树种，在有效程度上需要权衡。”

马丁和同事从174家从事热带植树的组织的网站和年度报告中收集数据，其中一共提到682个不同树木品种。“貌似很多，但在热带地区，也许有5万个树木品种。”马丁说。大多数的树木品种只被提到一次。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树木品种都是常见的木本作物，譬如可可树、咖啡树和芒果树。这些树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对于碳封存或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不大。

或许，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一万亿棵树能种在哪里。我访问恩热纽村那天的次日，我在韦阿代鲁斯高地国家公园里和一群科学家见面。这个国家公园位于一片高地上，以观星视野良好而闻名。在公园里，我们见到了克洛多米罗 · 科尔特斯（Claudomiro Cortes），他过去和桑托斯是同一支野外灭火队的成员。科尔特斯一边说话，一边手里摆弄一块草穗，将草籽收集在掌心里。他在野外灭火队工作时对塞拉多地区的植物群产生兴趣。2017年，他建立了非营利组织“脚下塞拉多”，致力于恢复韦阿代鲁斯高地内部及周围的草地和其他退化了的生态系统。在科尔特斯的背后，就是一片被恢复的区域。和周围绿油油的草地不同，这儿的植被呈现斑驳的暗褐色，质地多样化，植物长得低矮细瘦。塞拉多地区的植物根系扎得很深，向下直抵地下水面。科尔特斯说：“这是一片上下颠倒的森林。”“脚下塞拉多”的种植者已经播种下将近200种原生草、莎草、灯芯草、香草和灌木，囊括了各种尺寸与外形的植物。科学家估计，塞拉多地区是大约12 000种植物的家园，其中许多植物从未在其他地区发现过。

当“伊甸再造林计划”出现在戈亚斯州北部，宣布植树计划后，当地的一些保育分子开始忧心忡忡。2021年6月，生态学家拉斐尔 · 奥利韦拉（Rafael Oliveira）和娜塔西 · 皮隆（Natashi Pilon）参加地方官员会议，评估环境项目提案，其中就包括“伊甸再造林计划”的一份报告。奥利韦拉说：“他们说，他们会创造工作机会。”很多塞拉多地区已经变成牧场或农田，被道路和人类定居点割裂，但在戈亚斯州北部，塞拉多地区大部分完好无损。皮隆说：“他们选择塞拉多地区中保护得最好的一块区域来种树。”奥利韦拉说，他那时告诉伊甸方面的代表，“你们来错了地方”。

“伊甸再造林计划”的创始人斯蒂芬 · 菲奇（Stephen Fitch）告诉我，恰恰相反，戈亚斯北部的塞拉多生态系统不像大家假定的那么原始纯洁，卡伦加人也已经确认，他们领地内的大片退化森林会从植树中获益。菲奇说：“我无意辩护，但我们时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端坐在学术圈里的人士批评那些在实际做事的人。”

“伊甸再造林计划”从植物中分离出种子，再在戈亚斯州种植

这种争端司空见惯。世界上有大片地区，那儿的气候能让森林成长，但却不存在森林。有些地方过去拥有森林，其他地方过去没有森林。研究草地的科学家说，在植树提倡者看来，所有那些地区都一样适宜再造林。那样的地区并非退化森林，而是相当古老、生物多样化的富碳生态系统，本身就值得保护。南非开普敦大学的生态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 · 邦德（William Bond）说：“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森林崇拜和迷恋，我认为要追溯到欧洲，也许是德国。我认为，世人对自然世界存在巨大的误解。”

当世界资源研究所在2011年发布《森林和景观恢复机会的地图集》后，草地科学家们气馁不已。这份《地图集》的意图是显示出人类能在哪儿恢复森林和退化的土地。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生态学家约瑟夫 · 费尔德曼（Joseph Veldman）说：“它大体上就像一幅全球疏林草原和草地地图。”在2015年的一个研究中，他与合作作者写道，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地图错误地将900万平方公里的“草地、疏林草原和开阔林冠林地”识别为“遭砍伐或退化的森林”。他认为，这份地图将植树运动的关注引向那些草地，可能威胁到无数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存亡。

随着植树运动的高涨，研究草地的科学家发出抗议。之后在2019年，让 - 弗朗索瓦 · 巴斯坦（Jean-Fran?ois Bastin）和克劳瑟实验室在《科学》上发表了论文，费尔德曼说该研究犯了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地图一样的错误，把林地当作退化的森林。他说：“更糟糕的是，该研究过高地估计植树的气候修复作用。他们做碳核算的方式，就好比你或我用10万美元买入一座房子，花5万美元修缮，再以20万美元价格卖出去，然后吹嘘自己净赚20万美元。”

费尔德曼带领将近50名科学家撰文回应，推断巴斯坦等人对潜在碳封存的估算量“大约夸大了五倍”。巴斯坦、克劳瑟和同事最终提供了多处修正，其中包括他们对于树林恢复是缓和气候变化的最佳工具的主张。他们将原先的表述修改为“树林恢复是抗击气候变化的最有效战略之一”。然而，克劳瑟坚持声称他们没有认为草地是退化的森林，主张他们碳估算正确无误。

巴西的韦阿代鲁斯高地国家公园

克劳瑟说，他对于论文得到的广泛反应大吃一惊，论文只是想要凸显“生态系统自然再生”的潜在范围，却被视为在给大规模植树提供理由，他为此感到沮丧。他指出，全世界继续丧失树木的速度比新增树木的速度快得多，植树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恢复工具。但他说，种植一万亿棵树就过犹不及了。

虽然论文作者抱着这种想法，但许多植树组织热情地欢迎这篇论文。生态学家罗宾 · 查兹登（Robin Chazdon）告诉我：“许多人早已为论文做好准备。我的意思是说，许多人早已准备好抓住这种论文，说 ‘哦，科学报告在这儿，我们可以配合它。它对我们的议程很有帮助’ 。”

就算没有意愿，美国的普通消费者也很可能已经通过购物行为对全球植树运动做出贡献。许多商品和服务都附带赠送“树”作为奖励，包括扁桃仁奶、普锐斯悬挂套件、平面圣诞树、威士忌、雾化器、羊毛猫窝、借记卡等等。亚马逊、壳牌、惠普、万事达、雀巢、百事公司、联合利华、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UPS）等大公司都在支持或承诺要支持植树事业。

在植树组织的网站上，树木显示为一个不断上涨的数字。“一树栽”宣称已经种下4 000多万棵树；“树为未来”宣称种下2.5亿棵树。联名植树产品、机构赞助和快速上涨的数字给人留下印象，植树运动正在接近一万亿棵树的目标。但是，要说清目前的真实进度还有难度。

因为不同植树组织和运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网，将各方发布的植树数字简单相加没有用。让情况更加混乱的因素是，植树组织渴望获得植树的功劳，有时可能虚报植树数字。

我们尝试判断全球植树运动的总成绩时，一个更大的挑战源自一项事实——人们种下的其实并非树木，而是种子或树苗。一方面，树木能提供许多好处，能存活数百年，有时是数千年，能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损伤。另一方面，种子或树苗提供的好处极少，而且一点都不坚韧。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恢复专家拉利沙 · 杜古玛（Lalisa Duguma）说：“树苗就像婴儿期的植物。假如我们不照顾好婴儿，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20世纪90年代初，杜古玛当时在埃塞俄比亚西部上中学，他所在班级每年都会参加植树活动。他回忆说：“每年政府都向班级提供植栽的树苗，而种下的树苗每次都死掉。每年我们都要去同一个地方做同样的事，但是那片土地毫无变化。”

树苗会因为干旱、山火和洪水而死掉。树苗可能被吃掉，被遮蔽，被踩踏。树苗常常死于疏忽照料。变化的气候使得任何一棵树的长期命运更加吉凶难测。尽管有许多成功植树造林的例子，但科学文献中也记录了不计其数的反面结果。

在一家植树组织TIST的网站上，可以从各种不同的电子表格中获取大约2 510万棵树的年龄、品种、地点、树干周长等信息。TIST在过去30年里定期进行树木稽核，假如树木死去，就会从总数中移除。TIST的共同创立人本 · 亨内基（Ben Henneke）说：“我们选择关注有多少棵树活下来。”但是，如此一丝不苟的植树组织少之又少。马丁和同事发现，他们调查的174家植树组织中，只有不到1/5的组织提到植树后的监督工作，仅有8家公司提到植树存活率。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生态学家凯伦 · 霍尔（Karen Holl）建议要有观念上的转变：“我们应当种植树，而不是将树栽下了事。我们需要考虑那些树随着时间推移是否存活，因为要过上一二十年，乃至一百年后，我们才能真正获得想要的好处。”

我询问了三家一万亿棵树组织的领导，有没有人记录全球植树总数，种下的树有多少还活着，而等到我们实现种下一万亿棵树的目标后，我们实际上是否会知道。他们的回答都是“不”，而且种植一万亿棵树根本不是目标。为万亿棵树搭建的平台1t.org的负责人妮科尔 · 施瓦布（Nicole Schwab）说，将无数组织和个人的成绩归纳为一串数字，这件事既复杂得不可能做到，也会误导他人。“一万亿棵树”项目的负责人约翰 · 洛特施派希（John Lotspeich）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保护现有的森林，找到森林采伐的根本原因，恢复退化的景观。

“为星球而植树”依然在芬克拜纳的领导下。芬克拜纳目前在克劳瑟位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攻读土壤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依然对全球植树运动满腔热情，但相比于年轻时的率直，如今他的言语间充满了告诫和微妙之处。他告诉我：“我们大概会更喜欢将自身的事业视为一场森林恢复运动，而不是植树运动。我认为，一万亿棵树的框架依然完全有意义，因为它让公众理解恢复潜力的规模。显然，它清楚简单又容易记住。”

韦阿代鲁斯高地国家公园内，阿德莉丝·达席尔瓦（Adelice da Silva）收集食虫谷精草的种子，用于草地恢复项目

一万亿棵树的竞赛能够继续激励捐款人，但芬克拜纳说，他的组织将不再聚焦于清点树木数量。他相信，恢复全球森林的运动的成功或失败不是由植树数量来评判，而是要通过长期观察的卫星图像来决定。

当植树队伍在继续将恩热纽村的土地改造为未来的森林时，桑托斯开车带我和两名到访的“伊甸再造林计划”员工去看他心目中那片森林未来的模样。从村子往南行驶几英里后，汽车停靠在一条红色土路的边上，我们穿过一大片灌木丛，沿着泥泞的轮胎辙印往前走。在那片土地的边沿，开阔的风景突然变成高耸的森林，既有硬木林，也有曲叶矛榈，还有茂密的矮树丛和垂下的藤本植物。树根之间有水聚成泊，原来是附近的泉水涓涓流来。桑托斯弯下腰，捡起一颗刚长出的种子。他说，当科学家说人类不该在巴西的塞拉多地区植树时，他们谈起草地和疏林草原，却忽视了像此地一样的一片片分散的稠密森林区。这些地方也需要恢复。那便意味着要种植树木。不管怎样，外部科学家的意见是次要的——卡伦加人想要树木，而且这儿是卡伦加人的土地。

那天晚些时候，在恩热纽村里，我看到“伊甸再造林计划”的员工仔细地清点一堆堆树苗，他们提供的原始数字最终会加到“伊甸再造林计划”网站上不断攀升的植树总数上。这些树苗早已实现植树运动的一项承诺，也就是给缺少经济机遇的地域内的民众提供工作。我们需要更久时间才能看到这些种子和树苗是否会长成桑托斯想象的森林，能否为地方政府提供期望中的好处，植树组织种下的数十亿或数百亿棵树能否存活得足够久，给生物多样性或全球碳循环带来有益的影响。作为全球最迫在眉睫的一个难题的解决方案，植树看起来既明显有用，又充满不确定性。随着各国、公司和个人花费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全球各地的植树项目，树木本身有许多东西必须要人们无条件地予以信任。

我采访过的植树梦想家、公司创立人和员工都坚称，他们已经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收回最大胆的断言，他们明白植树仅仅是所需的诸多解决方案之一。“树邦”的创立人勒诺丹说，植树运动在朝着更明确的责任归属、更好的透明性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比起什么都不做，我们只是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讨论的是一个火烧眉毛的问题，因此重点不该放在完美不完美上”。

当然，植树运动的任何缺点都不能归因于参与的成员不够真诚。“一树栽”的一名员工告诉我：“种一棵树的最佳时间是二十年前，对吧？仅次于它的最佳时间就是越早越好。”“伊甸再造林计划”的创始人菲奇说他对于植树运动的最大担忧是进展不够快。他说：“我们真的需要有一百家 ‘伊甸再造林计划’ 这样的组织，每一家都去种下数千棵、数百万棵、数十亿棵树。”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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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扎克·圣乔治（Zach St. George）是一位以巴尔的摩为基地的记者，著有《树之旅》（The Journeys of Trees），讲述一名妇女如何努力拯救她最爱的树种免受气候变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