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爆炸与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重读经典，往往能带来超越具体技术层面的启发。
《诚如所思》一文首页截图
1945年7月，范内瓦 · 布什（Vannevar Bush）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著名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系统反思了战时科研动员的经验，并对战后科研活动的组织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设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什以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主任的身份，统筹协调雷达、火控系统、近炸引信等关键科研项目，并深度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启动与早期组织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1945年7月），他又提交了《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为战后美国科学政策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一从战时科研组织到战后制度建构的连贯实践，使布什逐渐意识到：《诚如所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未来科学知识基础设施和科研工作方式所作出的前瞻性思考。
正因如此，布什关注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科学知识如何被保存、检索、共享与利用，即科学作为一种集体事业，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运作。今天重读《诚如所思》，已非单纯回顾一则技术设想，而是在技术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之后，重新审视一个根本问题：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究竟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为什么今天要重读这本经典
在学术史与技术史的叙述中，《诚如所思》常被视为一篇关于未来信息技术的预言性文本，其中提出的Memex也被反复解读为超链接、搜索引擎乃至互联网的思想先驱。然而，如果仅从技术预测的角度理解这篇文章，反而容易遮蔽其真正试图回应的问题。
布什在战争时期主持跨机构、跨学科的科研协作，从中深刻体会到：科学活动的效率，关键不在个别天才或单项发明，而在于不同主体之间能否形成顺畅的协同关系，使分散的研究能够相互衔接、持续扩展并不断深化。正是在这种经验背景下，他开始反思一个当时尚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当科学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人类应当如何保存、组织并使用这些知识，使科学能够持续作为一种集体事业而运转？
《诚如所思》与同年发表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形成互补关系。《科学，无尽的前沿》回答的是“国家为何以及如何支持科学”，而《诚如所思》则进一步追问：在知识规模急剧扩张的条件下，科学究竟应当如何被“做出来”。二者共同构成了关于现代科学制度的完整思考框架——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政策与资助安排，也包括微观层面的科研实践方式与认知支持机制。
因此，今天重读《诚如所思》，并非为了检验布什的技术预测是否准确，而是为了反思：在技术能力显著增强之后，科学实践中那些更为根本的组织与认知问题，是否已经得到真正解决？
技术预测在解决什么问题：来自Memex的早期回答
《诚如所思》中最引人注目的，并非布什对某种具体未来技术的精准预测，而是他借助一系列设想，对科研工作应当如何被组织、支持与延续所做的整体性思考。在这些设想中，最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他提出的假想装置——Memex。
在文章中，Memex被描述为一种“个人化的机械化工作台”，能够以高度压缩的方式存储个人接触的全部书籍、记录与通信内容，并支持使用者按照接近人类思维方式的路径进行检索与联想。乍看之下，这一描述容易被理解为对未来信息技术形态的预言，但布什真正关心的，并不在于装置本身的物理实现，而在于科研活动在知识爆炸条件下是否还能保持连续性与可追溯性。
与当时依赖分类与层级索引的主流文献体系不同，Memex的核心并非预先设定的知识结构，而是联想式路径的建立、保存与重用。研究者可以将不同文献、笔记与图像通过“联想链”连接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修改和共享自己的思考轨迹。这里被保存的，不只是信息本身，更是研究过程中形成判断与理解的路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Memex并非被设想为一台替代人类思考的机器，而是一种增强人的记忆、判断与创造能力的认知工具。在布什的构想中，机器负责承担存储、检索与路径维护等可形式化的工作，而研究者始终处于联想、选择与判断的中心位置。通过Memex这一具体设想，《诚如所思》将“在知识急剧增长的条件下，科研工作应当如何有效延续与推进”这一根本问题，转化为一个关于科研实践组织方式的思想原型。
当技术成为现实：科研实践的问题是否因此消失
从整体上看，布什在《诚如所思》中关于信息处理与科研支持的诸多设想，已经在当代信息技术体系中得到高度兑现。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技术能力的实现，并不等同于科研实践中关键问题的解决。恰恰相反，正是在技术不断成熟之后，那些原本因技术匮乏被掩盖的组织与认知问题，才变得更加清晰。
从布什的主要设想与当代信息技术实现的对照可以看到，布什设想中的大多数功能——存储、检索、联想、记录、自动化处理乃至初步生成——都已经在不同阶段成为现实。从技术层面看，人类社会已经具备支撑大规模科研活动的信息基础设施。
然而，仍存在一个关键缺口：判断路径的保存与可追溯，至今仍未形成成熟、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现实中的科研实践往往更重视保存“结果”和“结论”，而较少系统性记录判断如何形成、证据如何被筛选、推理路径如何展开。这种对判断过程的忽视，正是布什在《诚如所思》中试图提醒大家重视的问题。
因此，这张对照表并非用来证明布什“技术预言的成功”，而是用来显示：即便在技术条件高度成熟之后，科研实践中那些更为根本的组织与认知问题，仍然没有自然消失。
再思“科学的作用”
从Memex的思想原型到当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科学工作的组织、记录与联想方式已发生深刻变化。科研人员可以更高效地访问、整理与生成知识，重复性任务不断被机器分担，联想式路径的构建也不再受制于传统索引体系。
然而，《诚如所思》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始终提醒我们：科学不仅是知识与技术的积累过程，更是一种为人类判断与创造性思考保留空间的制度安排。技术手段再强大，也无法替代人的判断与责任；Memex以及当代大模型所提供的，是对科学工作的增强，而非科学本身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做科研”，更在于通过技术、组织与制度的协同，保证知识能够长期积累，科研活动能够系统运作，并在知识爆炸的条件下维持思考的连续性与可追溯性。
因此，重读《诚如所思》的意义，不仅在于回顾布什的技术预言，更在于重新思考一个始终未被解决的问题：在机器日益智能的时代，科学究竟应当把什么保留给人来思考？科研工作又如何在技术与制度的辅助下，始终保持人类在判断决策中的中心地位？
———————
本文作者徐宏宇是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图情学研究中心《竞争情报》编辑部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科技决策与竞争情报研究；任晓波是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信息咨询研究中心战略咨询部副主任，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全球价值链与科技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