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关于他的那部电影赢得了四项奥斯卡奖，但数学家约翰·纳什几乎无法从荧幕上认出自己。对于精神疾病尚未痊愈的纳什(他的儿子也患有这种疾病)来说，电影的圆满结局似乎还有欠成熟的考虑。不管怎样，纳什已经重新回到了数学的世界。不久前，英国《新科学家》杂志记者迈克尔·布鲁克斯在意大利利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学中心对他进行了采访。
布鲁克斯：我想以这样的话题开始今天的采访：疯狂行为与天才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
纳什：精神疾病与“思维发散”是有某种联系的。任何一类天才都是思维发散的。这就是说天才不可能完全循规蹈矩，但我也不能说它们之间有何密切的联系。
数学家是一个相对心智健全的群体，是一群研究逻辑而又不那么符合逻辑的人。逻辑学大师库尔特·戈德尔显然不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布鲁克斯：您又回到了数学领域，投入到相对性的研究并在各种会议上展示您的工作。您对现在的研究工作满意吗？
纳什：这些课题的选择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的处理手段还很业余。是的，我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工作。
布鲁克斯：一些数学家，包括约翰·冯·诺依曼，曾说过一位数学家所有最杰出的工作都是在30岁之前完成的。您这样的年龄还有可能做出一流的工作吗？
纳什：我可没说过这话。有人专门统计过数学家做出伟大贡献时的年龄。的确，年龄越大的数学家做出的成绩越少，但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存在的。这也许部分是因为数学家不需要实验室。其他科学家需要花很多时间维持实验室的运作。如果说他们在这上面耽误了时间，他们就必定会在年龄较大时才完成工作，而数学家则完成得较早。
布鲁克斯：作为一个通过好莱坞电影为世人所知的数学家，您有什么感想？大多数人不知道您的工作却熟知您的私生活，您是否感到尴尬？
纳什：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我有了一定知名度，但又不是最好的那种名声。被同行认可为杰出的数学家和被公众认可为杰出的数学家是截然不同的。电影中一些虚构的成分是好的，它是以我的生活为原型，对某些地方进行了改变——电影中的其他人物也多多少少经过了类似的处理。
布鲁克斯：您在《美丽心灵》中认出自己了吗？
纳什：那不是我，但罗素·克罗演得很到位。在他们拍电影之前我和他没见过面，只是他的语言教练来见过我几次。他们想让克罗先生模仿我的口音和语言的风格。电影拍摄的过程中我见过他，还有一次就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布鲁克斯：导演没有请您更多地参与电影的拍摄吗？
纳什：罗恩·霍华德并不想让人物原型与电影中的角色混为一谈。他拍摄《阿波罗13》的时候，与他合作的人中就有真正的宇航员，当时他就感到这样做反而会产生矛盾。他想让《美丽心灵》的情节顺畅，不想涉及过多细节。
布鲁克斯：您有没有参与剧本的修改呢？
纳什：没有。我们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剧本作者有充分的艺术自由。当然，剧本写得十分出色，最后赢得了奥斯卡奖。
布鲁克斯：在电影的最后，我们看到了您从精神疾病中彻底恢复的场景。这是否真的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纳什：与其说这是第二次生命，不如说是从前那个我的归来。我有个儿子正在经受精神疾病的折磨。他也是个数学家，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得病了。如果他能恢复，那并不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而是回归原来的状态。
布鲁克斯：精神疾病困扰着您的一生。请问您是否参与过与此相关的公益活动？
纳什：我曾经参与过几次这样的活动，也作为嘉宾参加过有关的科学会议，但我并没有抓住所有的机会，有些活动并不适合我。一些人致力于消除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但在消除这种疾病之前，歧视必然是存在的。把人分为生病的和健康的两类是很正常的，要想消除这种歧视就必须使每个人都看不到疾病的存在。
布鲁克斯：因此这个烙印是无法磨灭的？
纳什：我的意思是，人们自然形成的态度是无可厚非的，毕竟精神错乱并不是件好事。精神病学家当然不希望他们的病人受到歧视。精神病学家和医药公司都认为那些服用精神病药物的人不该遭受歧视，但这里面有利益的驱使。有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很懒惰，通过装疯卖傻骗取社会的同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事实。如果要让人们不这么认为，就等于让他们认同当前的精神病治疗方式。
布鲁克斯：您认为当前的精神病治疗方式不值得认同吗？您曾说人们过高估计了精神病药物的作用，因为药物并不能使病情得到好转。这是真的吗？
纳什：嗯，我不会这样表述我的观点。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领域的进步：我们所能获得的药物在种类上有了改善。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一些非治疗手段，比如对于精神疾病来说，一个依赖药物并且一直得到精神病专家关注的病人就被认为是状况良好的。我认为这个标准还不够高，这些病人常常无法达到他们生病前的状态，因此达到一个次优的状态就被认为是成功的治疗。但依靠药物达到的健康状态并非真正的健康，也就是并没有达到理智的状态。
布鲁克斯：那您的情况如何呢？还听见奇怪的声音吗？
纳什：在我能听见奇怪的声音之前，我其实早已经患上精神疾病了。终于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意识发出的声音：这是做梦，而不是交流。这声音来自我自己，而非宇宙。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意味着大体上摆脱了它的困扰，这种声音就逐渐消失了。我的儿子还听见这种奇怪的声音，而我早就听不见了。
图为纳什在北京召开的2002 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
布鲁克斯：那您对这些症状的克服是不是有理智决策的成分呢？
纳什：我想我有很多选择。我也知道这并不是标准的观点。标准观点是，我们应该把精神病患者和普通人一样看待：他们是天生的、不可避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我认为，这里面有个人选择的因素。一个人不会好端端地就精神错乱，生活幸福的人不会突然变成疯子；而当生活不是那么幸福时，人就有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精神分裂症。富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比穷人小。
布鲁克斯：您是说有些人为了逃避艰难的生活而选择成为精神病患者？
纳什：这的确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也有的人可能选择修道院式的生活，去做修道士或修女。人类社会中有许多逃避的方式，人们能选择过另一种生活从而不用面对相同的挑战或负担。
布鲁克斯：那么您重操旧业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
纳什：做一个明智的人就像一台编程合理的计算机做着有用的事；而一个不明智的人就像一台编错了程序什么有用的事也干不了的计算机。你必须回到你应该工作的岗位。就以我儿子为例，他不爱干活，我们不能强迫他干任何家务活。如果你给他布置了一些家务活，他宁愿选择用任何方式逃避。我现在不知道他的精神分裂症能否痊愈。他已经是深度的精神分裂了，因为患病已经很久了。
布鲁克斯：您对博弈论的贡献——纳什平衡仍有广泛的影响。例如，它被应用于最近的微波光谱带宽的拍卖。您对自己工作的影响力之大感到意外吗？
纳什：它能被正确应用于拍卖是一件好事。我一开始就看到了它的应用前景：我最初的一些论著就发表在计量经济学刊物上。
布鲁克斯：纳什平衡诞生的时候联合国刚刚成立，有一些人鼓吹要成立世界政府。您的同事当时只考虑了双方参与的乐观博弈情况。您找到了一方不愿合作的情况下的博弈方案。
这是否使您的理论显得有些叛逆——因为它违背了时代精神，说明了不需要双方合作也能解决问题的事实？
纳什：当时我的观点的确是反传统或者说是激进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经典的。毕竟，经济学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我知道冯·诺依曼和爱因斯坦认为可以存在一种相互协作的世界政府，谁都会说世界上不应该有战争。当教皇谈到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你不用听就知道他会怎么说。战争不存在于理想世界，它存在于现实世界。这是事实。
布鲁克斯：您是否把世界政治舞台看作博弈论数学的试验场？
纳什：可以这么看。但如果你更宏观地考虑博弈论的话，博弈论并不局限于数学。我个人认为，马基雅佛里十分精通博弈论，但他对数学根本不在行。
布鲁克斯：诺贝尔奖有没有使您产生任何变化？
纳什：它改变了我的一切，在获奖之前我默默无闻。我在经济学和博弈论领域有一定影响，但在其他领域完全不为人知，并且没有这个诺贝尔奖的话也就不会有这部电影了。
布鲁克斯：那这部电影的成功有没有改变了什么？
纳什：批准一部电影上映能得到一些钱。我仍住在普林斯顿这幢房子里，仍然没有钱去购买豪宅。
[材料来源：New Scientist，2004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