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无法十分肯定，但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杀了更多的人。也有一些可疑的科学成就使成千上万的人生命缩短：炸药、毒气、原子弹，但李森科这位苏联生物学家毫不犹豫地通过虚假的农业研究导致数百万人饿死。几个世纪以来，只有枪炮和火药――许多研究人员的共同产物――才能与这种屠杀相匹敌。

 

　　20世纪初，李森科在极度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他完全相信苏联革命的承诺。因此，当科学理论和革命学说发生冲突时，他总是选择后者――确信生物学最终会符合意识形态。如今，李森科对意识形态的忠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帮助他在俄罗斯重获青睐。而今的俄罗斯反美情绪高涨，由于他对西方的敌意以及对西方科学的不信任使得俄罗斯现在对他推崇备至。

 

　　李森科以不同寻常的速度一跃登上了苏联科学界的顶峰。最近，《当代生物学》上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介绍，李森科于189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直到13岁才上学。不过，他赶上了俄国革命的好时机并获得了几所农业学校的入学许可。在苏联漫长而艰难的冬季，他开始试验种植豌豆的新方法。尽管他设计的实验进行得很糟糕，而且他很可能伪造了一些成果――他的研究在1927年获得了一家官方报纸的赞扬。他出身贫寒的背景――人们称他为“赤脚科学家”――也使他在苏联共产党内颇受欢迎。

 

　　20世纪30年代，官员们开始让李森科负责苏联的农业。唯一的问题是：对于科学，他有着非常古怪的想法。特别是，他讨厌遗传学。虽然遗传学当时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在20世纪前20年，该领域得到了迅速发展――遗传学领域的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于1933年。在那个时代，遗传学强调了固定的性状：植物和动物具有稳定的特征，编码成基因，遗传给它们的后代。尽管李森科名义上是一位生物学家，但他认为这些想法是反动而邪恶的，是在固化现状并否认所有的改变能力。（事实上，李森科否认基因的存在。）

 

　　正如记者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饥饿的幽灵》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李森科认为环境本身塑造了植物和动物。他宣称，把它们放在适当的环境中，让它们暴露在恰当的刺激下，你就能够几乎无限度地改造它们。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森科开始“教育”苏联的农作物在一年的不同时间里发芽――通过各种实践，包括在冰冷的水中浸泡它们。接着他宣称，未来几代的农作物将会记住这些环境暗示，即使没有得到处理，也能够继承这些有益的特性。根据传统遗传学的说法，它类似于把一只猫的尾巴剪掉并期望它能够生下没有尾巴的小猫。据《饥饿的幽灵》一书透露，李森科甚至吹嘘能够在西伯利亚种植橘子树。他还承诺将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农作物产量并将苏联空旷的内陆地区改造成广阔的农场。

 

　　这些主张正是苏联领导人想要听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李森科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灾难性的实现苏联农业“现代化”的计划，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加入国有集体农场，导致了大面积的作物歉收和饥荒。然而，斯大林拒绝改变路线并命令李森科用其激进的新思想作指导来解决这场灾难。例如，李森科迫使农民在播种时将种子的间距拉近，因为根据他的“物种生命法则”，来自同一“阶层”的植物永远不会相互竞争。他还禁止使用一切化肥和杀虫剂。

 

　　《饥饿的幽灵》一书透露，小麦、黑麦、土豆、甜菜――根据李森科的方法――几乎一切都死亡或腐烂了。这场饥荒导致至少700万人死亡，斯大林仍然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但李森科的做法致使饥荒持续的时间进一步延长并加剧了粮食短缺的状况。（从1932年到1933年，饥荒的死亡人数达到了顶峰。4年后，在使用李森科的方法开垦的耕地增加了163倍之后，粮食产量实际上比以前更低了。）

 

　　因为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李森科的失败丝毫没有削弱他在苏联的权力。李森科的肖像悬挂在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中，每当他发表演讲时，铜管乐队都会奏乐，合唱队会唱一首赞颂他的歌曲。

 

　　在苏联之外，一位英国生物学家哀叹道，李森科“完全忽视了遗传学和植物生理学的基本原理……与李森科交谈，就像试图向一个不知道极限的人解释微分学。”对此，李森科完全不予理会，他厌恶西方的“资产阶级”科学家，并谴责他们是帝国主义压迫者的工具。他尤其讨厌源自美国的关于果蝇的实践研究――现代遗传学的经典研究。李森科将这样的遗传学家称为“果蝇爱好者及人民的仇敌”。

 

　　虽无法使西方批评者缄口，李森科仍然试图消除苏联国内的所有异议。拒绝放弃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家发现自己受到了秘密警察的监视和控制。其中幸运的可能只是被解雇，从而陷入贫困境地。但成百上千的人被围捕，被投进监狱或精神病院。一些人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敌人；还有一些人被饿死在监狱里，最著名的是植物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苏联可以说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遗传学研究团体。李森科将其彻底摧毁了，甚至使俄国的生物学倒退了半个世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李森科的权力开始被削弱。1964年，苏联生物学独裁者李森科被解除了职务，直到1976年去世，再未获得任何影响力。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的肖像继续悬挂在一些机构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国家终于摆脱了李森科主义带来的恐怖和耻辱。

 

　　然而，正如《当代生物学》上的这篇文章所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李森科主义在俄罗斯正悄悄复兴起来。出现了一些赞扬李森科的书籍和文章，对此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其中包括“俄罗斯右翼分子、斯大林主义者、一些合格的科学家，甚至东正教信徒”。

 

　　李森科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有几个原因。首先，表观遗传学的热门新领域让“李森科”式的想法流行起来。大多数生物都有成千上万的基因，但并非所有的基因都是同时处于活跃状态，在细胞内有些基因会被开启或关闭。关于“基因表达”中的多种变化的研究被称为表观遗传学。碰巧的是，环境暗示往往是基因活性的影响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由环境引起的变化甚至偶尔可以从父母传给孩子――像李森科所宣称的那样。

 

　　但即使粗略地看一下李森科的研究成果，也会发现他并未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对表观遗传学进行过预测。李森科声称基因并不存在，而表观遗传学则把基因作为一个给定的前提条件：它们（基因）是被开启或关闭的东西。虽然表观遗传变异偶尔（仅仅是偶尔）会从父母传给孩子，但几代之后变化总会消失，不可能永远存在――这与李森科所说的一切相矛盾。

 

　　那么，单凭表观遗传学就无法解释李森科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还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对科学本身的不信任。《当代生物学》发表的这篇文章解释道，李森科的新捍卫者“指责遗传学是为美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违背了俄罗斯的利益。”毕竟，科学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推理似乎是，因为“赤脚科学家”李森科站在了西方科学的对立面上，他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英雄。的确，对苏联时代及其反西方铁腕人物的怀念在今天的俄罗斯很常见。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7%的俄罗斯人赞同斯大林的个性和“管理技能”。斯大林的备受推崇自然也附带了他的忠实追随者――包括李森科在内――开始重获青睐。

 

　　一方面，这种复兴是令人震惊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俄罗斯，遗传学不可能被再次禁止，复兴的企图总体来说仍然只是一场边缘运动。但是，边缘思想也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这一复兴歪曲了俄罗斯的历史并掩盖了李森科滥用权力而造成的难以置信的伤害――威逼同事缄口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更不必说所有因为他的歪理邪说而被饿死的无辜百姓。事实上，甚至一些“合格的科学家”也在对李森科进行追捧，这表明一些圈子里的反西方情绪无处不在：为了意识形态，甚至连科学也被扭曲了。

 

　　另一方面，与李森科事件同样令人沮丧的是，西方世界中也出现了意识形态对科学的扭曲。近40%的美国人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就是现在的模样，而不存在进化；近60%的共和党人将全球气候变化归咎于非人类原因。虽然在真正的道德层面，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2008年莎拉·佩林（Sarah Palin，共和党籍，曾任阿拉斯加州州长）对果蝇研究的嘲笑，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李森科。而左翼自由主义者也不必沾沾自喜：有一些主要是左翼的原因――对转基因生物的歇斯底里，还有人性的“白板理论”――听起来就像是李森科主义复兴的翻版。

 

　　李森科的“科学”已经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要警惕的是：李森科主义的危险――将生物学包含在意识形态中――依然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