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出版。过去数十年来，这个哥特故事激发了无数戏剧和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并由此俘获了大众的想象力。这个故事通常用来暗示一个可怕的警告：科学上的狂妄自大会带来危险。只要提到弗兰肯斯坦的名字，外行就会觉得科学家在“扮演上帝”。通常的观点认为，弗兰肯斯坦赋予死物以生命，涉嫌违法犯罪，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他创造出了一个会给他的家人和朋友带来浩劫的怪物。在关于新兴技术的争论中，比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弗兰肯斯坦的名字被反复援引。然而，把玛丽·雪莱的故事看作科学的狂妄自大的警示故事尽管是占主导的视角，却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可能的阐释。实际上，她的小说是一个多层故事，充满了模棱两可的意味，比大多数的好莱坞演绎版本更微妙。这个故事本身就适合多种多样的阐释。

 

　　另一种观点认为：弗兰肯斯坦的道德失范并不在于他狂妄自大地试图创造出一个人，而在于一旦他的研究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他就逃离了他的创造物，留下它孤独一人，而没有给予他父母般的照顾。这个创造物被遗弃而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试图向他人寻求友谊和陪伴，却一次又一次因为自己骇人的长相而遭到拒绝。只有到这时，它才变成了一个怪物，意图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展开疯狂的报复。那么，从这个视角来看，弗兰肯斯坦的道德缺点在于他没有为自己的创造物担负起应尽的责任，没有给它提供所需的照顾。

 

　　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运用上述阐释提示科研人员：对待新技术应更负责任。他认为，科研人员必须乐于承担他们的技术创造物的沧桑变迁，帮助它们在社会上获得适当的角色，并且在必要时提供足够的后续照顾。当今世界如此强调负责任的创新，温纳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在“爱你的怪物”的标题下，这一观点还得到了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支持。以大卫·古斯顿（David Guston）为首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组社会研究人员也表示认同：“并非创造物本身，而是对新生创造物缺乏关心，才是最终毁灭我们的东西。”这个研究群体认为：聚焦狂妄自大无助于推动负责任的创新。反而，重点应该放在开放性和对公众关切的回应上，放在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预测和及时调节上。

 

　　科研人员，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担心自己背上“弗兰肯斯坦”的污名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扮演上帝”的指责，他们通常的反应是故作谦逊，但也有一些人采取的是一种更目中无人的态度。一个非常著名的段子是詹姆斯?沃森曾公开宣称：“如果科学家不扮演上帝，还有谁可以？”克雷格·文特尔关于自己用最小基因组合成的微生物所说的话是记录在案的：“玛丽·雪莱应该会喜欢这个合成微生物！”这样的反响可能会被视为傲慢自大，不过也是对准神学论的一种受人欢迎的挑战。基于CRISPR的基因驱动的共同发明者凯文·埃斯维特（Kevin Esvelt）主张科学的开放性和公众参与，他与负责任的创新的支持者观点一致。在他看来，当科研人员像弗兰肯斯坦那样搞秘密研究而未能寻求其他人的建议，这才是真正的狂妄自大。

 

　　假设科研人员对自己的技术创造物给予了应有的照顾，它们是否就永远不会把我们打倒？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复活尼安德特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如何？找一个心甘情愿的代孕母亲生下一个尼安德特人婴儿，他只需提供足够的父亲般的照顾，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或者“死而复生”终究不是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