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罗毕乘汽车到安布塞利国立公园刚好花了三小时，尽管更冒险的旅行者仅在两个半小时就可到达目的地。驾车走上城外繁忙的蒙巴萨公路，经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新的国际飞机场，不久一部分同伴就轮流通过阿蒂平原的寂静公路驶向纳曼加——与坦桑尼亚接壤的主要边境城市。在边境，走过不可避免的旱带以后，公路向东伸展，汽车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行驶，但在前面却是泥泞的公路，通过一度是古湖策源地的、种植阿拉伯橡胶树的农村。但是，高耸的奇里曼耶罗塔顶俯视着旅行的这一最后部分，它是坦桑尼亚边境上面安布塞利南边的覆盖着雪的大火山。奇里曼耶罗的阴影是在包括旅行者在内的、对公园里各种生物行为进行研究的十二个人心中升起的。

大多数人关于在荒野中研究兽类是什么样子的想象是国家地理局的影片引起的，这些影片表现J. Goodall和D. Possey这样著名和有教养的野外工作者与猿类相处的情况。最近D. Attenborough在系列电视片《地球上的生活》中也获得有趣的结果，在本片中，勇猛的（但显然是小心翼翼的）参加者懒洋洋地在卢旺达的一群大猩猩中间出现。但是，揭去银幕的浪漫主义外衣，野外工作的真相究竟怎样？它是不是一种没有止境的非洲冒险活动，或者仅仅是科学资料的系统搜集转移到不同于普通实验室的外部环境？

野外工作的有关人员清楚地相信，这样的事是相当特殊的：每当他们一起回到文明世界的时候，谈话不可避免地转为“在外边”是什么样子，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渴望回去这种摆脱不了的对野外的思想感情以及回到野外的渴望，最近激励着R. Hinde，他在剑桥大学兽类行为部工作，正在领导30位灵长类学家的调查：什么是特殊问题和野外工作的报酬，为什么有些人发现回家后要调整正常生活是这样困难？结果Hinde发表了调查报告，作为英国灵长类协会出版物《灵长类眼睛：不是11》的附录。这个报告读起来很有吸引力，最近我访问过C. Moss和P. Lee在安希塞利的研究帐篷，发现本书的许多论点在同她们的讨论中得到确定。

帐篷下的生活

Moss对安布塞利的大象行为已研究了6年，当她在坦桑尼亚的玛丽雅湖做I. D. Hamilton的助手时就对此产生兴趣。Lee是最近才到安布塞利来的，还没有参加野外工作，而在安布塞利观察三群“vernet”猴子，已有一年多了。这两位研究者住在三棵巨大的深黄色的蓝桉树阴影下的帐篷里。唯一的坚固建筑物是一间用波罗麻秆支撑起来的小厨房（在我到达以前三天，已被一群象捣毁，它们似乎喜欢改变一下食物）和一间实验室（它的木制地板使人有掉进15呎深坑的危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水从几公里以外的储水池提来，新鲜食物只好定期到内罗毕去购买。正如大多数野外研究者一样，Moss和Lee雇人照料帐篷和烧饭。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奢侈，但事实上野外工作的紧迫感确是使帐篷里的辅助工作成为重要的。例如，Lee告诉我：“我没有外出收集资料的唯一日子是象在厨房的那一天。”Moss表示同意：“如果经常不得不搞家务，就不能在野外有效地进行研究了。”

现在研究工作要求认真详尽而有系统地收集资料，它的详细步骤取决于谨慎地确定方案的需要。例如，Lee特别关心同属之间的关系，自从最近大家日益关心进化的生物学理冶以来，同属行为的这个方面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因此，她要记录下来的情报类型主要地（但绝不是专门地）集中于年轻的兽类。最近Moss在研究象的工作中已集中于了解象的家族内部个别成员之间联系和统治的关系。这再次表明，某些行为类型同研究有关，而其他类型则同研究较少联系。这是应该有系统地记录下来的适切的相互作用，但是，这些类型当然应该列入类群全部行为的范围内。

在野外进行工作的研究者（像Lee那样），通常对主要对象要花费800和2500小时进行观察。这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例如，所研究的野兽类型（特别是它的社会类型性质）和研究目标。最近Lee对她所研究的兽类写了20本详细记录，她说：“我为了写20篇记录而注视一只象，在每册笔记本上记下它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谁是它最亲近的邻居。然后我再转向另一个题目，进行完全相同的工作。要进行这种工作需要集中注意力、因此不能在一天里观察许多象。”

尽管每一小组固守于相当小的地区（也许只有几乎方公里），但“vervet”是很小的兽类，常常难以发现。Lee忧悒地说：“有时兽类走进茂密的灌木丛去找食物或游玩，你可以瞥见小小的身体在附近翻滚着，但却不能正确地识别它们，自然不能进行正常的观察。”兽类不常做出值得记录下来的有趣事情。它们常在树枝上坐半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懒洋洋地舔着部液。尽管灵长类动物不像有蹄动物那样懒惰，当它们成为定居兽类的时候，却变成不喜欢活动。 · 当你正在观察这种不喜欢活动的兽类的时候，你会看到其他兽类正在地上做各种有趣的动作，你就应该用有系统的方法继续把所有的兽类当作标本，直至通过正规的观察把它们的活动进行录像。

收集资料

野外工作者按照研究目标来改变他们制作标本的方法。Lee解释道：“如果某件事情特别引起兴趣，例如，一个人正准备把带有标志的兽类活动情况从一个小组交代给另一个小组，就要花一整天注视单独一只兽类。”

因此，收集野外资料是一件花费全部力量的工作，特别是如果没有主题的话。Lee说：“有许多紧张的工作。你要考虑一下：我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情报中有没有差距？”这在野外工作者中间是一种常碰到的忧虑，因此经常驱使他们花过多时间去收集情报，而不大注重分析这种情报和仔细地考虑需要什么东西。Lee把她在安布塞利的工作跟过去在坦桑尼亚的卢阿哈的经验相比较：“我在那里注视着狒狒，但没有一个主题；除了观察象以外（它们真正是侵略成性的，经常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工作是不太紧张的。”

Moss的问题是不同的。她的象（谢天谢地，它们的脾气比Lee在卢阿哈遇见的象要好得多），在大约1200平方公里的地区漫游，使它们定居下来是一个严重问题。她同另一个研究者K，Lindsay合作，当他们迁居到公园边缘时，他们通过无线电互相通话，这样，要找寻兽类就方便得多。

除了研究野兽社会关系以外，Moss也进行一种行为记录。她告诉我：“最近我发现了一只新象，给它摄影，以便记录下来。我注意到，当一只象严重威胁另一只象的时候，它们把耳朵的一半折叠起来，形成耳朵的脊梁，过去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许多相互作用（脑袋的倾斜、耳朵的高度和长度、尖牙的角度等）是非常难以捉摸的、当然，我还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肯定还有许多，但是，与灵长类动物不同，看来象并没有脸部的表情。”

尽管Moss没有一个主题，但她跟Lee—样，不高兴离开她的象：“应该做许多分析和记录，要考虑这些象，弄清楚它们在那里干什么。”看管兽类的人花费的时间越多，它们就越变成她的兽类，这种友谊是如此牢固：以致在研究者中间会出现妒忌。

认识问题

当然，研究一组对象的重要工作是个别地识别兽类。Moss回忆道：“我要完全认识一组所有成年和半成年的象，总共花费三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我拍了4500张照片。”她采用不同尖牙形状和大小这样的特征，当要识别个别的象的时候，就在它的耳朵和头上作出一些标志。

她给雌象起了名字，她认为，“记名字比记数字更容易些。”对于雄象（约占全组的四分之一），她分别给予名字和数字。对Lee来说（她的兽类要少得多），她约花费三个星期就能识别它们。她说：“我不选择任何特征。”由于“vervet”比象更与人类相似，所以她能够使用一种更完美的方法。

Lee从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Robert和D. Seyfarth那里获得“vervet”，这主要是由于命名体系是不平常的：例如，在一个小组，雌性采用政治名誉不好的人的名字（像Profumo和M. Line），雄性采用首相的名字（像C. Bannerman、Asquith等），其子孙则采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作家的名字（例如，雪莱和华尔斯华绥），命名体系也提供关于它们出生年份的情报。

Moss和Lee居住的帐篷是Moss住过四年光景的房子，她是美国人，曾得到哲学学位，然后作为研究者在《新闻周刊》社工作过一个时期。一种冒险的意识驱使她到东非去，她在那里遇见一位因写关于象的通俗书籍而闻名的I. D. Hamilton。Moss也充分利用她的写作才能和在非洲的经验，出版了一本关于非洲兽类行为的巨著（《荒野中的标本》）。由于最近Moss集中精力研究象，所以目前她正在考虑重新提笔写作，首先写一套科学丛书，然后也许要写另一本通俗著作。

对许多人来说，帐篷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原始之地，危险而又孤独。Lee解释道：“我们认为应该用垫子和箱子等东西来修理乱七八糟的帐篷，但我们没有这么办、因为帐篷漏水实在太厉害了。”无论如何，Lee更关心她的资料，而不关心舒适的房子，当然，只要配料可以得到，Masaku（帐篷助手）就会烧出一顿丰盛的菜，来丰富简单的生活。

狮子和蛇是经常的邻居，为此，人们必须不停地，守夜，夜间，当狮子们相互呼喊的时候，平静的空气里充满了吵闹声，这时，Moss发出的警告就值得注意：“如果天黑以后你要离开帐篷，必须拿一支手电筒，这不完全是由于有蛇，而是由于狮子——它们能够一声不吭，不知不觉地把你逮住。”无疑地，尽管在这个地区有许多蛇，但是你不会经常发现它们。Moss说：“当你发现蛇，你就会有‘杯弓蛇影’之感，几天后才能恢复常态。”事实上，当我在帐篷的时候，她确是看见过一条mamba（非洲的几种毒蛇之一）。当时Masaku就讲了一位16岁的姑娘被一条巨蟒吞掉的故事。听了这个小故事以后，脑中当然老是萦绕着关于蛇的念头。

这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当然也是重要的。Lee说：“安布塞利是非常特殊的。许多研究者分散在帐篷和茅草屋里，附近还有公园管理处和三个狩猎小屋。本地社会里每个人都友好相处，并把研究者当作社会的成员。你走到公园管理处要花十分钟，摇摇手并说一声：‘你好！’（当然，你应该会讲斯瓦希里语）还有晚会；去年有一对研究者在这里逗留一些时候以后离开了：当天有六个晚会，而且还有演说呢！因此，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不像在哥姆比、塞陵格蒂、卢阿哈那样。”

研究计划不可避免地要结束，野外工作者总有一天要面临回家的旅行：大多数人宁愿避免这种旅行，而且他们一定要尽可能取消它。为什么呢？Lee解释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经历，在你和蛇、象和狮子之间仅仅隔着一张薄薄的帆布。等到你对兽类相当熟悉的时候，你就不愿意离开它们了。”Moss说，这种情形正像看了一本好书不忍释手一样。Moss是幸运的：她不需要离开并回到研究院或“文明”世界去搞其他—些承诺的工作。“我一天对自己讲三次；我能够待在这里干这些工作，是多么幸福啊！”

东非病菌一旦被消灭，它的效果是深刻而长远的。除了不肯回家的意愿以外，主要的兆头是一种可怕的失望情绪，不曾到过那里的人是不能理解这种情绪究竟意味着什么。Lee解释道：“你简直不能对人们说明野外生活是什么样子，被象追击时是什么滋味，或者每件事物是多么美好。他们的眼光迟钝，莫名其妙。”Moss告诉我：当她对美国的人们谈话时，“他们通常希望知道你怎样被雨淋湿，你吃什么东西。他们看来对兽类和其他事物不感兴趣，也许这是不太协调的。”

无疑地，野外的研究工作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是迥然不同的，同回家后的生活更是不同。Lee说：“关于野外工作的不同之点在于，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你和你的研究对象——兽类一起呼吸、一起饮食，夜里做梦也看见它们，而且你又仍然努力保持作为科学家和人类的身份。我们大家在野外工作中面临的矛盾心理正是由此产生的。”

（New Scientist，1979年5月）